《我和我的朋友们,以及政治正确》
文/马青
一、A君、B女、C女
2016年7月12日,我和三位朋友在成都太古里一家烤鱼店共进晚餐。2009年至2002年,我和这三位朋友同在中国工商银行共事。
A君和C女是七零后,B女为八零后,三人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A君早已移民,在国外某大学任教授多年。B女是全职太太,C女是成都某外资银行高管。三位朋友的生活品质都不错。但是,A君和C女的父亲患肺癌,B女的母亲患肺癌。C女的老丈人患肺癌,B女的父亲患因白血病去世多年。
为何癌症,特别是肺癌,包围成都?
2012年,A君归国时,我和他,以及B女,在盐市口某比萨店喝茶。那天,A君说起他父亲突患肺癌。我说,现在癌症爆棚,为啥?是不是和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毒食品遍地有关?而种种污染、种种毒是不是和一党专政之下,只求高速发展,罔顾人命、健康、环境、资源的GDP主义有关?是否和封杀异见有关?听我这样一说,A君当即反驳:“国家要发展,特别是高速发展,必定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是莫得法的事情!”我说:“你爸都患肺癌了,你还这样说?!”我还想说“你是不是太冷血了点?!”,忍了忍,吞下去了。那次见面,我们三位都不太愉快,他们觉得我“偏激”得不可理喻。
话说回来。四年后的2016年7月12日晚上,我绝口不提他们眼里的“负面信息”,免得扫兴。但一顿饭的时间,怎么可能一直开心快乐?如何能绕过沉重?说着说着,朋友B就说到正在读初中的爱女,朋友C说到正在读小学的女儿,聊及小升初、中考、补课,两人不约而同地皱眉、叹气。从她们嘴里,我得知,目前,初中升高中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中考比高考还难。
这三位朋友都生活优裕,底层民众、维权、上访、民运都不在他们视野之内。2014年,A君归国期间,B女请他和我在人民南路上的一个咖啡馆小坐。
那天,我说:“按照世界银行每天1.25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本朝2011年极端贫困人口为8434万;按照世界银行每天2美元的贫困标准,本朝2011年贫困人口为2.5亿;按照本朝年收入2300元的标准,有8249万扶贫人口,12万个贫困村。”
另外,我还说到中国模式、中国速度下的血汗工厂、血拆、种族隔绝、资源枯竭、耕地锐减、土地荒漠化、新“三座大山”、全世界第二税负,说到下岗工人、“三无”农民、失业大学生,说到无钱住院的河北农民郑艳良自锯病腿、没有社保的八十多岁农村老奶奶拾荒维生等等。那天,他们对我好一阵劝,说哪个国家都有阴暗面,天下乌鸦一般黑。国家这么大,要看到生活改善、城市发展、国家进步、现在比过去好多了。中国人口太多、国民素质太低,国情不同,不能分裂、不能乱、乱不得,只有共产党才搞得定。有国才有家,落后就要挨打,自由是相对的,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手上有枪,枪打出头鸟。人权不能当饭吃,没必要、也不值得去当炮灰,别没事找事。我们都是凡人,民主时机不成熟,美国是世界警察、啥都要管,等等等等。谈起他们各自的A股,他俩很是兴奋。毕竟,时间还未走到2015年,离股市大崩盘还远。最后,把“看问题极端”、“片面”、“幼稚”贴我脑门上后,他们送我两个字:“愤青”!哦,还好,没说我“美分”、“美狗”、“西奴”、“民逗”!
毋庸置疑,朋友B和朋友C的孩子都将出国留学,就像我其他朋友的孩子那样。她俩会留下来,作为车主、业主、股民、空巢老人留下来,住只有七十年房产所有权的、没有土地所有权的房子,用高价汽油,喝雾霾和毒水,吃毒食品,在股市的血盆大口里和鲨鱼比机灵。她们的孩子作为华人、华侨,会拿到某国绿卡,甚至,成为某国公民。
拜计划生育制度所赐,七零后的朋友B和八零后的朋友C只领了一次准生证,只生养了一个宝贝。关于生或不生二胎,我问过很多七零后的朋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生存压力太大,不考虑。朋友B生老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八零后的朋友C,有生二胎的可能性,但在目前的新“三座大山”下,真要生,还真要有点胆量。不知这两位朋友想没想过人权、生育权,也不知她们知不知道有生育权这个说法。某天,她们白发苍苍的时候,想到远在大洋彼岸的自己的孩子,孤独、孤寂的她们,会不会想到她们的处境和一党专政的关系?
二、闺蜜,祖国
过了没几天,还是在太古里。闺蜜敏对我说:“你为啥充满仇恨呢?”
“对一路杀人的恶魔,不该充满仇恨?”我反问。
敏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说:“其实,并不是别个不晓得你说那些东西,好多人都明白,只不过,不说而已!”
我说:“是,并非众人皆醉我独醒,都晓得那个流氓不穿衣服。我不是先知,我不过是那个愿意说出他没穿衣服的那个不懂事的傻蛋而已。”
两招不行,闺蜜敏又出一招:“你那个,考拉电台上的‘马青读诗’,人家肯定早就注意到了!”
“早就注意到了?那好啊!证明我的诗还有点重量,不是风吹过。哈哈!”
接下来,她又说:“你有你的看法,你有你的思想,可以!没问题!但是,你不仅仅是一个人!你进去那段时间,你儿子好痛苦啊!还有你妈!你咋不为他们想想?!最近我看了一本书,一个香港人写的,他说,人首先应该爱自己,我觉得说得好!他说,中国人骨子里面都讲儒家文化、中庸之道,几千年来都这样,根本不可能改变。而儒家文化、中庸之道,如果不是好东西,何以延绵传递几千年?”我嗯嗯啊啊地辩解道:“我……不过是想自由自在地说话。”心里却说:“仅仅为我儿子着想,为我妈着想,我就闭嘴。我不过是,为了更多的孩子安安心心做孩子,不会因为妈妈被抓而恐惧;不过是为了更多的母亲安安心心做母亲,不会因为女儿被抓而心痛如绞;为了我的来世安安心心做女人,不会因为碰政治,就无缘恋爱、婚姻。离婚这么久,我太想做回女人了,和某个聊得来、耍得拢的男人牵手,养养花草,到处旅游,在烹调、美食、诗歌、绘画中间散步。我所做的,不过是为了自由自在地说话,自由自在地表达,自由自在地写作,自由自在地生育,自由自在地迁徙……”
闺蜜栗子不对我的行为做评论,转而说:“台湾护照虽然免签国家很多(台湾护照免签124个国家,中国普通护照免签6个国家),但台湾人的漂泊感真的很强,他们没有国家的感觉。”
国家拿来干吗?是拿来大抓人权律师的?拿来封网站、封博客、封微信、禁书、禁电视剧、禁电影的?是拿来关良心犯、政治犯、思想犯的?是拿来驱逐异见作家、异议人士、人权捍卫者的?
我们有国家感,我们随时高唱“我和我的祖国”,但“祖国母亲”的5名孩子躲进垃圾箱取暖闷死,“祖国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至少三千多万爱国者饿死。甚至,开动党卫军坦克碾压平民、学生。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国家不敢张开嘴巴说话;如果,转发个图片,就要被专政铁拳猛揍一顿;发个帖,就要被关进看守所;如果,作为母亲,时时担心孩子说错话、表错态、站错队;如果,我们随时随地生活在恐惧之中;如果,法律、宪法是摆设;如果,生孩子都要向党申请;如果,以牺牲国民健康和人权,达成经济高速增长,从而,取得执政合法性;如果国进民退,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读不起、住不起、养不起、死不起;如果,我们的“祖国”一手持枪、一手拿面包契约,逼着我们出卖灵魂、接受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这样的国家,拿来干嘛?!
中共语境下的所谓祖国,不过是流氓政权,不过是自称是宇宙真理、自称“伟大光荣正确”的摸石头过河捞金砖的邪党。祖国,原本是一个地理地域文化范畴的名词,祖国和执政党不能划等号,不能和政府划等号。极权主义国家总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停地、反复不断地浇灌对外仇恨,以使其愚民跪求枷锁、感恩枷锁。后极权主义国家,当今中国,在去信仰化之后,在不断高唱爱国主义的同时,大搞去政治化,所谓“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相信未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一说到灾难、苦难、血腥镇压,忍民民顺民们就闭上眼睛了,就说政治与我无关了。一说到美国、日本、香港、台湾、新疆、内蒙、西藏,爱国爱党热血就稀里哗啦四处乱喷。
三、政治正确
一党专政,经济打压、肉体消灭、政治生命终结的恐惧之下,新闻联播宇宙无敌厉害国里,全社会噤若寒蝉、敢怒不敢言,不光圈养学者、专家、主持人、记者、演员、政府官员、公务员、军人时刻铭记政治正确,连小老百姓——老人、孩子、学生、家庭妇女、农民、工人,甚至,连宗教信徒和宗教领袖也时刻铭记政治正确。华人,逃离共产集中营、享受民主自由的华人华侨,也在脱离苦海后,忘记苦水之中的痛,个个政治正确起来。因为,政治正确意味着人身安全,意味着被周围的人接受、认同。
香港、澳门“回归”后,台湾经济被大陆经济绑架之后,香港人、澳门人、台湾人也开始政治正确了。政治正确意味着源源不绝的订单。政治正确是中共国的社会精英、党的看家狗们,以及,“韭菜”、“人矿”们的处世第一要务,位列所有人的价值观最顶端。
对中国人来说,政治不正确,和党对着干,你会处处碰壁,升学、就业、参军、提干、晋升、留任可能都没戏,甚至,包括恋爱、结婚。政治正确的人,是众人眼里的阳光温暖明媚,政治不正确的人是灰尘雾霾黑洞。要自由的心,要自己的脑壳,拒绝说中共要求说的话,质疑党媒和党史,意味着被边缘化,被逐出主流社会,被逆淘汰,被亲朋好友家人耻笑远离。不跟着中宣部的指挥棒走,不相信不紧跟不围绕不舔菊,为底层民众说话,调查人祸、揭独裁专制的老底,反对一党专政,传播普世价值,唤醒愚民,组织或参与维权活动、组织或参与家庭教会,推动公民社会发展,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成为人权律师、维权人士、民运人士、异见作家,成为家庭教会的基督徒或牧师,结果无非是:被禁言、被断电、被断气、被断网、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旅游、被离职、被降职、被离婚、被单身、被逮捕、被判刑、被酷刑、被驱逐出居住地、被押上央视认罪、被关精神病医院、被株连九族、被流亡。
凡此种种,所有上述这些在光天化日之下,无视个体生命、以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公权力强暴公民、强暴生命、侵犯私人权利、剥夺人权的做法并非突如其来,其源头上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山始祖卡尔.马克思。自从共产主义的幽灵从欧洲游荡到亚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旗下惨遭凌辱。在共产主义绞肉机面前,绝大多数人选择自宫、闭嘴,选择在众人面前装聋作哑、说谎话假话大话违心话,隐瞒政见,以求群居感和归属感,只要有钱挣、有饭吃。
厉害国,绝大部分人都戴两个面具,人前一个,人后一个,不独公众人物。厉害国国人早已不是人,早已在去政治化下、政治高压下、党指挥的枪下,蜕变成站立行走的猪。这种动物只求活着,只求不进监狱,只求不死。这种动物的大脑沟回经过且必须经过爱国主义教育统一格式化。
但是,另外有一部分人,宁愿孤独,宁愿被边缘化,也要说出心声,这类人不能容忍自己像猪一样地只满足于吃吃喝喝睡睡。所幸,这类人越来越多了。毕福剑在半官方饭局上以戏说毛魔的方式说了几句真话,就被政治永远正确的央视逐出革命队伍,反证央视和主流媒体对真话赶尽杀绝之态度。腊肉馅儿包子不是说过要让人民敢于说真话吗?算了,那厮还说过依法治国呢,话音方落,转身就抓人权律师。
在厉害国,一碰政治,就被标签为愤青、西奴、民逗、民菇、美分党、带路党。人人远离政治,不说党的“坏话”,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支持民运。把自己定位成老百姓的人个个老谋深算,过自己的日子,不当出头鸟,不幼稚天真,不淌政治这锅浑水,不做刁民、暴民。微信圈里,但凡同事圈、朋友圈、同学圈、亲戚圈、诗人圈、作家圈、佛教徒圈、基督徒圈,都避开政治,唯恐沾染政权、政党、主义、社会制度,仿佛,政治是脏东西,是令人鄙视的下三滥,是把自己水平拉低、素质拉低、修养拉低的洪水猛兽。结果,政治被号称“为人民服务”和“三个代表”的统治者垄断。最终,被“站起来”了的“共和国”人民无参政权、无议政权、无弹劾权。下场是,良民们在中共一系列自选动作中(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公私合营、经房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国企改制、大学扩招、城市动迁、新农村建设、城镇化运动、土地流转、股灾等等),被持枪抢劫。其中,有部分人被中国模式集体屠杀,比如,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天津港大爆炸、河南郑州“7.20”暴雨、新冠疫情爆发时。
只要生存权、温饱权、发展权,只要吃得饱穿得暖,只要有车有房,抛弃灵魂、思想、良知、公平、正义、博爱,远离政治、远离真相、远离异见人士,远离全球民主化浪潮,不要生命权、生育权、性权利、迁徙权,不要人权,不要罢工自由、集会自由、示威自由、表达自由、言论自由、组党自由的顺民们,成为下岗工人、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失地农民、金融难民,成为卡奴、房奴、孩奴、股奴、车奴……
中国人——相信政府、相信党、理解政府、理解党、感谢政府、感谢党的共产奴隶——和政治划清界限,却被一手操控政治的流氓政权血腥统治,沦落为爱国爱党机器人。
中国人虽然远离政治,不愿为民主中国付出努力,但他们向往西方的物质生活、生存环境,认可西方教育理念,他们用脚投票,投给他们认为中国永远不可能变成的那种社会制度。他们认为,事实上,是爱国主义教育和愚民教育让他们认为共产党强大无比、中国人太多、谁来搞都搞不好、他们有枪、中国只适合独裁专制。
没有选票,没有人权,祖国啥都不是。爱国没错,但要理性爱国,不能脑残着爱,不能做爱国爱党机器人。中共号召跪民们爱国的同时,大片大片地出卖国土。爱国大V、“共和国脊梁“们鼓噪你几爷子爱国的同时,早就脚底板抹油、移民到民主国家了。反党并不是不爱国,反党是真正的爱国,是为了这个正在生病的国家好起来。反党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
上面这些话,我没说出口。进看守所二十多天,闺蜜们都很担心,不能一出来就和她们对着干。
谢读~
谢读~ :)
但大陆的人就是醒来,又能怎样呢?去闹革命吗?
一个人真正的生活质量,在于他能够消耗多少能源、能够拥有多少空间。中国怎么可能比得上美国呢?
但是,他们有办法吗?难道让他们去闹革命、冒着生命危险去推翻政府?
而且,推翻了现在的政府,就可以变得同美国一样富裕吗?共产党当年打垮国民党,不也是以为改变了制度,就可以过得更好吗?难道还要再来一次?
大陆的人过得不好,难道他们自嗨的权力都没有?一定要让你们这些头脑清醒、有良知的人告诉他们:其实你们活得同猪一样?
我有个美国的同学就是这样干的,后来被班级的同学踢出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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