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電影與文化對台灣的影響

美國電影與文化對台灣的影響

 

2024.3.12 林正二

 

舉世矚目的奧斯卡金象獎已於日前舉行頒獎典禮，全球有幾十億人觀看此電影盛會。好萊塢電影風靡全球，國人看電影也是以美國電影為主。作為大眾文化的火車頭，美國電影所輸出的美式價值影響全球人民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發展，尤其是台灣受美國電影的影響非常深遠。就政治、經濟而言，美中關係近年雖然密切，但從文化角度來看，台美實質關係還是比中美關係密切，尤其是美國對台灣的民主發展及價值理念之形塑影響深遠，雙方的文化連結性密不可分。

 

國府遷台後的台灣民主形塑過程，尤其是戰後冷戰時期美國大眾文化帶來的影響所建構的共同生活與文化經驗，凝塑了台灣人民共同的生活價值，其中好萊塢的電影與西方文化的輸入，更是對台灣人民的個人民主意識建構與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形塑有深遠的影響，正如同美國故總統杜魯門所言，電影的強大傳播影響力遠勝於大使館。

 

好萊塢電影是隨著時代、社會的改變，不斷變更題材輸出國外，以反映時代的變遷，抓住全世界各地人民的口味。以下論述擬從國際政治結構的三個不同時期，來解析好萊塢電影的推進過程及美國文化對我國文化與社會之影響。

 

一、冷戰時期（1950年至1969年）：

 

此二十年間是東西方冷戰的顛峰期，美蘇核武競爭及雙方地緣政治的戰略對抗甚為激烈，韓戰、古巴豬羅灣事件、越戰等均於此時期爆發。然而，檯面上美蘇對抗雖激烈，但美蘇均克制得宜，未爆發全面性大戰，而美國得天獨厚，歷經兩次世界大戰，本土均絲毫未損，戰後更是國力鼎盛、物豐民富。

 

在歌舞昇平的大環境下，此時期的好塢電影是以愛情文藝片、喜劇片、家庭倫理片、西部片、恐怖驚悸片、偵探動作片、歷史古裝片等為主，文藝片女主角造型雖常成為一種時尚，風靡全球，誇張的豪華場面卻讓台灣年輕人誤以為美國遍地是黃金，爭想赴美留學後大失所望，不少人美麗的夢想幻滅。

 

在這些以娛樂為主的影片底層中，仍可看到部分好萊塢電影隨著美國國力的擴展，所欲傳達的美國價值理念。美國價值觀念的建構是以西方的個人主義及民主、正義理念為主，如獨立、反壓迫、反權威、叛逆等精神，或是追求理想、護衛個人與團體權益的人權、正義理念等。

 

50、60年代的好萊塢，以上述題材成功地在家庭倫理與社會寫實文藝片、偵探動作片等影片中塑造了叛逆英雄，如《養子不教誰之過》裡敏感、抑鬱的詹姆斯迪恩，《慾望街車》中暴躁、神經質的馬龍白蘭杜，《江湖浪子》中冷漠、叛逆的保羅紐曼，《午后七點零七分》中孤獨、陰鬱的職業殺手亞蘭德倫等人均風靡全球；或《岸上風雲》中堅持理念、永不妥協的馬龍白蘭杜，《梅崗城故事》中勇於護衛黑人人權的白人律師葛雷哥來畢克，《日正當中》裏剛結婚即與歹徒決一死戰的警長嘉利古伯亦展示了追求理想與正義的另一種英雄風貌。

 

當時好萊塢電影所形塑的西方價值理念及對抗權威的個人主義精神深入台灣知識青年心中，讓台灣戰後嬰兒潮的年輕人從寓教於樂中了解人格獨立的重要性，打破了國民黨灌輸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文化威權框框，形塑了年青人獨立自主、向權威挑戰的個人主義，播下台灣未來民主發展的種子。

 

此時期的美國以自由世界的領導者自居，強烈圍堵共產主義，在反共氣氛甚為濃厚的環境下，其國內的電影與藝文作品甚少有尖銳批判政治、探討社會問題之作品。影響所及，唯美國馬首是瞻的台灣，其電影產製也是以愛情文藝片「幾度夕陽紅」、歷史古裝片「西施」、反攻戰爭片「英烈千秋」及所謂的「健康寫實」片「養鴨人家」等為主。這些電影不是脫離台灣現實社會，就是配合黨國政策，幾乎沒有碰觸台灣土地，反映台灣社會現實、省思歷史的作品出現。

 

 冷戰時期，台灣是美國特意扶持、圍堵共產國家的重要國家。美國為了要增強東西冷戰時期的強大影響力，除了透過好萊塢電影影響親美國家外，在文學、藝術等精緻文化上，亦經由遍佈全球的美國新聞處、美國之音、今日世界雜誌、學術交流等管道，輸進霍桑、馬克吐溫、海明威、福克納、龐德、艾略特等人的文學作品以及西方現代舞與繪畫等藝術作品至台灣。

 

台灣知名作家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施叔青、楊牧、余光中及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等人，年輕時都常到美新處借閱美國文學作品與現代藝術刊物。50、60年代正值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厲行「反攻大陸」政策、嚴格管制言論的獨裁統治時代，故而此時期的學院派作家白先勇、王文興等人只好躲在當時甚為流行、探討個人心靈的「存在主義」、「現代主義」旗幟下大量吸取西方文學養分，不敢碰觸探討社會問題的寫實主義作品，以免觸犯國民黨政府的禁忌。

 

此時期的台灣文學除了軍中的一些年輕作家洛夫、朱西寧等人外，是以學院派標榜「現代文學」的白先勇、王文興等人為主，尤其是王文興的「家變」與白先勇的「遊園驚夢」等「台北人」系列經典作品更是受到西方現代主義意識流寫作技巧的深遠影響，很純熟地運用了西方技巧彰顯東方精神，並經由個人內在的多層探討，擴大為人類永恆命運的探索。

 

而與現代主義相抗衡的已故寫實主義作家代表陳映真，雖然其作品主題是抗議美國資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的殖民掠奪，但他所運用的寫作技巧卻是從美國等文學作品所學來的西方文學技巧。儘管陳映真早年因觸犯國民黨的寫作禁忌而被關，但後來台灣民主化後，陳已有完全的自由從事反美作品的創作，此正可彰顯台灣深受美國言論與創作自由精神的影響。

 

在50年代白色恐怖高壓時期創刊的《文星》雜誌亦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思想與文化的深遠影響。該雜誌標榜「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不斷引介存在主義等西方先進思想及歐美現代文學作品至台灣，對60年代的台灣文學發展及國人對西方現代思想的了解，頗有貢獻。此期間所呈現的台灣文化現象是文星雜誌等文化刊物對自由主義、全盤西化所展開的全面性文化論辯，李敖是當時的代表性人物。  

 

然而，在台灣逐漸西化的這段時期，知識分子除面臨與五四運動同樣的文化論辯與社會改革問題，不斷檢視中西文化融合的現代化問題外，也開始透過《大學雜誌》、《台灣政論》等政論性刊物，省思台灣內部的社會與政治問題。

 

此外，受到美國等西方文化影響深遠的大陸知識分子，亦於40年代末、50年代初隨著國民政府遷台，在台灣大力宣揚自由主義，尤其是殷海光更是大力推動民主、自由與人權，對國民黨的「反共大陸」政策強烈批判，而不見容於當局，60年代被逐出台大校園，是台灣自由民主的啟蒙導師。雷震更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與法統理論，主張多黨民主化政治，而入獄十年，是台灣民主政治的重要推動者。

 

二、和平低盪─談判代替對抗時期（1970至1989年）：

 

此時期是以越戰快結束、尼克森喊出《談判代替對抗》開始，至柏林圍牆倒塌、蘇聯崩解，東西方冷戰結構解體為止。此期間由於美國受越戰的影響以及法國波爛壯闊的「六八運動」撞擊，美國社會反戰聲浪高漲、嬉皮充斥、大學校園學潮不斷。在西方文明面臨嚴重挑戰的環境下，此時期的好萊塢電影雖然仍以娛樂性影片為主，但亦有不少自我省思、批判美國社會與國家主義的作品如《越戰獵鹿人》、《計程車司機》、《午夜牛郎》、《畢業生》、《現代啟示錄》、《七月四日美國誕生》、《小巨人》等舉世震驚的好電影。

 

這些「抗議」與「反社會」電影主題鮮明、意象強烈，惟所塑造的「英雄」如勞勃狄尼洛、達斯汀赫夫曼等卻是苟延殘存於社會的邊緣人，充滿無力感，但卻對現代工商業社會傳達了更強烈的不滿與無奈。

 

如上所述，70、80年代是美國及全球變動最大的時期，80年代後期不僅東西冷戰結構、蘇聯共產集團逐漸崩解，全球各地社會、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社會中心價值亦瀕臨瓦解，普普主義、達達主義、身體藝術等後現代的前衛藝術開始席捲全球。

 

同時，台灣也在70年代遭逢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等重大外交挫折，以及震驚海內外的中壢事件與美麗島事件。70年代後期伴隨著我國的外交挫折，有識之士開始展開黨外運動，最後成立反對黨。黨外運動以及民進黨的成立，解凍了封閉已久、蓄勢待發的台灣社會力，各種社會、校園運動以及許多禁忌，如鍋爐蓋子掀開後往外面流竄的氣體一樣，到處奔放流竄，難以管制。

 

隨著社會、校園運動與本土化政策的開展，同時台灣電影、流行歌曲等大眾文化及舞蹈、戲劇、文學等精緻文化亦受到美國社會運動與抗議電影的影響，自美學成返台的藝文與電影界人士紛紛以反映台灣社會現實為主要創作題材，台灣文學(涵蓋鄉土文學)、雲門舞集及新浪潮電影如《兒子的大玩偶》、《童年往事》等風靡一時，促成了台灣的文化自覺運動，形塑了以台灣本土為主體的台灣意識，影響台灣以後的政治、社會發展甚鉅。 

 

三、後冷戰全球化時期（1990年迄今）：

 

90年代初期，現代主義所強調的社會中心價值亦逐漸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後現代主義思維下的科幻與夢幻式電影如《星際大戰》、《超人》、《外星人》、《侏儸紀公園》等，以及超現實的強烈暴力動作片電影如《魔鬼終結者》、《復仇者聯盟》等大製作影片的興起，這些影片更是征服了全球影迷。

 

90年代蘇聯與東歐共產集團瓦解後，美國在國際多邊結構中成為唯一的超級強權。後冷戰國際權力結構的改變，啟動了文化影響力更深遠的全球化消費文化，加上資訊時代的伴隨而來，更打破了國家界線，建構了網路虛擬世界的《地球村》與無厘頭的顛覆性文化。 

 

好萊塢電影在90年代開始大量運用電腦合成技術，製作大場面的科幻、災難電影及高難度動作片，21世紀更是科幻片的天下，如《駭客任務》、《星際大戰》、《魔鬼終結者》、《侏儸紀公園》與《復仇者》系列電影，或是強烈顛覆既有思考模式與社會結構的影片如《黑色追緝令》等黑色喜劇。

 

新世紀的好萊塢電影著重聲光畫面的特效、大場面的建構、強烈暴力動作的設計以及充滿價值解構的後現代虛無主義，劇情較為單薄，所反映的是資訊化時代以語音圖像為主的零碎思考方式，伴隨著資訊世界「地球村」時代的來臨，更打破了國家的文化界限。由於九十年代以後的這些電影劇情很簡單，美式價值觀念的傳輸就顯得薄弱多了，但影片中所顯露的性與暴力卻更為狂烈以及社會核心價值的瓦解，更顯示了世紀末與新世紀的狂亂與不安，深深影響世道人心。    

 

90年代後的台灣與70、80年代相較，社會、政治變動較 小，社運、學運規模與次數也比80年代少了一些，文化上亦無類似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精采文化辯證，惟由於受到美片等強調暴力以及虛無、顛覆觀念的文化影響以及社會結構的激烈變遷，90年代後新世紀的台灣社會比80年代更為狂亂、失序，社會價值更為扭曲，台灣意識更趨多元廣泛，國家認同意識也更趨混亂，社會對抗與分裂亦更為強烈。

 

上述90年代後的好萊塢電影與全球資訊文化，雖然一方面對泛台灣意識的形塑有所影響，但另一方面弔詭的是，台灣在冷戰結構解體後受全球化消費主義的衝擊如韓劇、日劇及西方流行文化與消費品以及網路虛擬世界的影響，卻讓新世代更堅持台灣的資本主義消費生活方式，自我認同更強烈，更認同自己是台灣人。

 

一種以「新奇化」與「搖滾化」形式混合地球村意識與台灣夢，涵富顛覆性、俗艷性與聳動性的「新台客」文化，超越了族群與本土悲情，建構了以新世代為主的更厚實的台灣認同意識，其中最能傳達「新台客」文化意涵的是魏德聖的《海角七號》、台語搖滾歌手伍佰的混血歌曲《台灣製造》以及黃俊雄融合西方搖滾與台灣俗艷土味、金光閃閃的布袋戲。這是台灣新生代有強烈自主意識的文化背景。

 

此外，90年代後台灣在全球資訊世界與後現代虛無文化的衝擊與解構下，伴隨著兩岸日漸緊密的經貿、文化與觀光交流，在泛藍與泛綠的強力政治對抗動員下，泛台灣意識被割裂了，泛台灣意識架構下的遠距離中華民族主義者，對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意識更是模糊紛亂。

 

尤其這幾年在藍綠雙方高舉著「愛中華民國」與「愛台灣」的政治圖騰下，理性被情緒與意識形態掩蓋，忽視了如何在護衛台灣共同生活價值的架構下，務實地面對兩岸關係，存異或棄異求同，團結凝塑國家認同共識，以增加台灣與中國談判的籌碼，開展、建構兩岸和平關係。政黨惡鬥、媒體濫情、以網路為主的民粹主義氾濫，人民與政黨無法理性論辯政策，已造成社會對立，削弱了台灣處理兩岸關係的力量，讓台灣走不出困境，大步往前走。這是台灣目前最嚴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