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前后,
由于极左路线及“三年自然灾害”等原因的影响,
广东及周边地区曾出现过一次“逃港潮”,
大陆有许多居民冲破边防,逃入当时的英国领地——香港居住、生活。
洋参大王庄永竞的逃港经历很有代表性。
1949年的冬天,庄永竞生于广东省揭西县一个富农家庭。
他家说是富农,无非是比其它人家多了一条牲口、多了一点田。
但一旦划为富农,就成了阶级敌人,成为专政的对象。
解放军攻入揭西之前,就有人劝庄永竞的父亲一起逃往香港,庄永竞父亲说:我一不算有钱人,二没害过人,靠自己做生意下地过日子,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我不走。
结果新政府一成立,就将他家的财产没收,将他们一家赶进了村头的一间破草房。
过了三天,开批斗会,在干部的鼓动下,庄永竞的父亲被几十个乡亲拳打脚踢了几个小时,傍晚连滚带爬回到家,当晚就死了。
就这样,2岁的庄永竞永远失去了父亲,母亲为了让子女不再背上“富农”的黑锅,改嫁到几百里外一个贫农家中。
庄永竞在屈辱与困苦中慢慢长大。
也许是父亲的遗传因子起作用,庄永竞从小就有商业头脑。
当时计划经济时代,什么都离不开票证,粮要粮票,布要布票,肉要肉票。由于物资短缺,票证变得十分珍贵,甚至有的地方,只要出十斤粮票,就可以娶一个老婆回来。于是私下里买卖粮票、布票、油票的情况很多。
庄永竞也偷偷做起了这个买卖。
当时,这个买卖是不合法的,一旦被抓获,后果非常严重。但为了活下去,他已顾不了这么多了。
庄永竞从广州等大城市低价买进粮票,又到小镇、农村以高一点的价格卖出。
常在河边走,不能不湿脚。
有一天,他在过一个由民兵站岗的关卡时,被发现他的证明条有假,一搜身,发现了他身上的二百斤粮票,当即就被抓了起来。
庄永竞在逃港前曾被抓了十多次,每次都被戴上“投机倒把”的高帽子,用绳索捆着游街、批斗。
那次当他被放回家时,发现家已经被抄了,仅剩下的一点凭劳动和智慧挣来的钱、一辆自行车、两床干净的被褥,都被抄走了。
怀孕的妻子在房内痛哭。
庄永竞彻底寒心了,他决心逃港。
母亲很支持他,临死前,对他说:“孩子,离开这里,到那边去吧。”
能不能偷渡成功,就看你对深圳河边的情况是否熟悉,但深圳河边属于边境,一般人无法靠近。
不久,机会来了。
深圳河所在的宝安县当时正在大搞建设,宝安县的人或是逃港,或是做生意,很少人会建筑,所以县里招了一大批外地临时工。
庄永竞设法与这些临时工交上了朋友,然后混了进去。
庄永竞在工地上混了一个多月,对深圳河边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待有天夜里返回家中,妻子哭着说:你还敢回来,政府正在到处抓你呢。
果然,当天夜里,他又被警惕的群众报告而被抓进了公社。
十天后,他因老实交代“罪行”而被放了出来。
回家后第二天晚上,他取出床脚下的二百元,匆匆打好包裹,与妻子洒泪而别,与约好的七个伙伴会合。
梧桐山是庄永竞他们偷渡香港的第一站,山高998米,道路崎岖,山势险峻,杂草丛生。无数越境者曾在此丧生。
他们为了能跑过边防哨兵,人人穿了解放鞋,为了防山上蚊子咬,小腿又都用布条包好。背上背了一大堆干粮。他们作了在山上埋伏三天三夜的心理准备。
边防战士比较少,巡逻较多的是民兵。
当晚九点,上,庄永竞一声令下,七个人向梧桐山飞跑。
刚跑出五十多米,一声“站住”,左方有人喝令,同时,一只狼犬直奔而来。
庄永竞不顾一切,向前飞跑。
他的表兄与另一伙伴紧跟他后面,另外四个人又缩了回去。
等到了山顶,回头一望,其它四个伙伴都被抓了起来。
翻过梧桐山,还有最后一道关卡,就是深圳河。
来到河边,三人一看,周围一下走出二十几个逃港者。
大家都衣衫褴褛,又都目标一致。
天终于黑了下来,他们要向深圳河发起生与死的冲刺。
天公作美,下起了暴雨,大家几乎同时发力,向深圳河狂奔。
也许是动静太大,远处又出现了狼狗的叫声。
边防军又出来了。
嘭嘭,边防军竟然开枪了。
这时人群四处逃散。
庄永竞知道,不能后退,打死也不能后退,拼死也要渡过河。
终于,庄永竞就这样九死一生过了河,来到了香港。
刚到香港,他当了工人,每月工资600元。
过了三个月,他被介绍进一个药店作了一个学徒。
在药店学了半年,他与一朋友合伙开了一小药铺,做起了药材生意。
过了两年,有了一定经济实力后,他在香港北角英皇道128号,自己开起了一家公司,专营高档营养品。
1979年7月1日,他开始生产一洲洋参丸。
1989年国庆节,他以新中国特邀代表的身份,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