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那些香港商海的人和事

《香港商战风云录》是广州出版社1998年出版、作家祝春亭著的一部纪实作品。该书分上中下三册，长达90万字。出版当时我就买了这套书，陆陆续续，至今我已读了七八遍。

最近又对此书翻了一下，发现许多内容仍很有意思，现作简略笔记如下。

 

一、方原的序

方原在为本书作序中说：“本书堪称是一部香港开埠以来150多年的经济发展史。初时英商称霸，华商势弱，经过百余年商战风云，华商崛起，英商式微，其间还有美商、日商、澳商、侨商、台商加入香港商场的纷争。华商与英商比拚，英商与英商内讧，华商与华商争锋……刀光剑影，烽烟弥漫；或明争硬搏，或尔虞我诈，有人一夜暴富，有人一朝破产。竞争带来活力，活力带来经济奇迹。600万人口的香港，却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加工业中心；香港的人均生产值及外汇储备，居世界前茅。香港是冒险家的乐园，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家和投机家；香港是富人的天堂，一席豪宴6万港元，一幢花园洋房动辄亿元，一块私车靓牌炒到3000多万港元。香港的亿元富豪有5000多人，百亿巨富有近百位。被誉为香港华人首富的李嘉诚，身家500多亿港元。而他说比他更有钱的香港至少有六七位。须知大部分超级富豪，都是他们这一代白手起家，积累起富可敌国的资产。”……

 

二、自由港政策

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之初，英方宣布香港为世界自由贸易港。百多年来，“自由港”是英国治港的最根本政策。其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

贸易自由。香港对进出口贸易基本没有管制，提倡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对一般进出口商品不收关税，只对烟酒等少量商品课进口税；转口商品免课税；报关便捷，只收进出口文件的行政费用；只对危及公共卫生和人身安全的商品贸易管制，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但手续简便，不收手续费。

企业经营自由。私人开办企业注册简便，收费很低，对本港企业和外来企业一视同仁，同等看待；企业自主经营，政府不予干涉；只对违禁品和厌恶性企业进行监督管制；实行低税率制。

金融自由。香港鼓励各国金融家来港开业，本地银行和外资银行一视同仁；1973年撤销外汇管制，港币和外币可在当地自由兑换；1984年彻底开放黄金市场，黄金进出口自由；资本进出自由，不受任何限制。

此外，港府对人员出入的限制放得很宽，持有英联邦护照的人出入自由，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进出香港，手续简便。

我以为自由港政策是香港繁荣昌盛的根本原因，当然实行严格的法治也是其繁荣昌盛的根本保证。

 

三、买办世家何东

香港世家，首推何东。何东一生可用16个字概括：富甲香江，身贵名赫，枝叶繁茂，吝啬好施。

何东是香江著名买办，即是洋商的代理人，相当于今天外资企业的中方代理人或高级职员。

何东是个混血儿，出生于1862年12月，母亲是中国人，父亲何仕文是英国人，商行职员。父亲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常常教何东英语，送他上私塾学国文，毕业后又送他上中学——大书馆求学。因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作助教。由于大书馆的教员几乎是清一色的英国人，学校里全部用英文，这使何东练出一口流利的英文。

何东只在大书馆呆了四个月，便跳槽去了广东海关任职。当时海关内勤部只招1名职员，却有12人报名，唯有何东如愿以偿，何东流利的英语令主考官自叹不如。

何东在海关只干了两年，便又毅然放弃了被世人目为金饭碗的海关职位。“洋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就是因为中国人穷”。父亲的这一句话常常使何东陷入反省。何东在海关接触了大批的洋商华商，受其感染，何东对经商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认为循规蹈矩的海关工作，会束缚一个人的发展，经商能最大限度地施展一个人的潜能。华人要想富，只有像英国人一样，热衷于经商。

何东先是进入香港最大的洋行作翻译，两年后正式成为买办，任职两火险公司经理。他为人谦和，彬彬有礼，很有人缘，为公司赚了许多钱。

真正使何东发起来的是业余从事地产经纪。何东26岁那年，他听说有一家洋行要出售一块地皮。何东立即去见大班，要求做这块地的中介。大班知道他的人品和能力，就全权委托了他，底价定为30万港元。结果何东以43.5万港元售出，打破香港自开埠以来地皮每平方英尺的最高纪录。何东从买卖双方各提取1%佣金，计8700港元。从此何东在地产经纪行名声鹊起，请他作中介的人络绎不绝，何东财源滚滚，30岁时他已成为百万富翁。以币值计，百万富翁相当于今日身家数亿的超级富豪。

 

四、因祸得福的李石朋

早期香港有四大买办家族，他们是何东家族、罗文锦家族、李石朋家族。按理李石朋人生之路应从红地毯上走过，事实上李石朋作为李氏家族的第一代传人，早期的发展十分坎坷。

李石朋生于1865年，广东佛山人氏。李的父亲是中产地主，妻妾成群。李石朋19岁时，父亲病死，李石朋因为是小妾所生，他和妻儿只分到一间旧牛舍。搬家当天，牛舍便倒塌了，一家人无家可归，只好寄住在异母的兄弟家，过了一段寄人篱下的生活。他由此萌发了出门闯荡的念头。

他先在广州做佣工，后帮主人做点生意。摸到门槛后，就独立做小生意。1888年，他倾其几年积累，买了一船西瓜运去香港贩卖，不料因海中风浪太大而船沉没。

被人救出的李石朋来到香港，一下子被香港的异域风光吸引住了，他忘掉了破产的惨痛，决定在香港发展。

他先在码头做苦力，后来想想做苦力委实没有发展前途，便想做做生意，可惜的是本钱一分都没有。一天他来到一家天主教堂，本来寻求神父帮助，后来想为了谋生发财求助神父不太光彩，便临时改口称要向神父学英语。神父是一个中国通，满口答应了。25岁的李石朋被神父安排进教会办的一个书院，读英语低级班，同班的多是10岁左右的孩子。李石朋不怕耻笑，认认真真学英语，一年后便能协助神父辅导同级同学。李石朋除了学英语以外，还在书院认真学了数学，这为他日后的生意有极大的帮助。

英语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便重返社会。他应聘进一家船务公司作业务员。由于他懂英语，他为公司拉来不少洋商业务。公司的船在李石朋的运筹下几乎没有空闲过。老板常常想：“我的儿子有他一半能干就好了。”

不久，年老多病的刘老板过世了，李石朋成了总经理。由于刘老板的儿子不务正业，坐吃山空，两年后，小老板主动将公司转让给了李石朋。几年后，李石朋的公司扩大到了七八条船，生意日益红火。

生意好了，李石朋接来了家人，又将懂英语的妹夫叫来协助他。妹夫很能干，为他创造了很多财富，一年后竟然自立门户了。无奈之下，他叫在香港学英语的8岁儿子李冠春辍学，帮他打理业务。李冠春委实不凡，两年后，填货单、记帐、安排船期、与洋商谈判，皆是一脚踢，13岁时，就担任了公司经理。尽管忙得四脚朝天，李石朋仍规定儿子每日必须自学两个小时英语。

1906年，18岁的李冠春进入东方银行做了见习生，两年后正式成了银行买办。1919年，李冠春和好友冯平山、简东浦创办了东亚银行。

李冠春作了银行买办，给李家带来很多好处。李石朋的公司得到很多资金支持，使他的船队迅速扩展，航运触须遍及中国东南沿海及南洋。到1918年，李石朋因病暴瘁时，留下的遗产有800万港元。

李冠春以家族掌门人的身份，在家族中推行“后代求学成才”战略，以至于第三代、第四代均受过良好教育，专业人才辈出。其中最有名的乃“香港证券之父”李福兆。

 

五、“同居共财”的张氏家族

张祝珊家族，是香港最具封建色彩的大家族。家族的最大特点是“同居共财”。该家族于1930年代末迁居香港，靠摆小摊为生，到1980年代，家族财产已逾100亿港元。

张家虽然是巨富，却保持低调，新一代香港居民对其知之甚少。80年代初，家族财产纠纷产生一场官司，张氏家族名声大噪。80年代末，该家族一口气抛售21幢大厦，套现16亿港元，顿时轰动香港，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

张祝珊乃广东新会人，生于1882年，娶妻郭庚。生有四子两女，两女早殇。1903年代初，张祝珊携家小到广州谋生，一家人住在九曲行的一个老屋里，张祝珊日夜在租屋前的空地上编织草席、藤席、竹席等，交给土杂行销售，以换取家用。场地狭小，连床上都堆满了东西，晚上再搬出来，腾空睡觉。

等到有了一定积蓄以后，张家开了第一个店铺——张锦记，自产自销，收入渐丰。生活刚刚有了起色时，张祝珊以54岁英年早逝。生活重担一下子落在郭庚和长子张玉阶肩上。郭庚召集儿子们训话：“爹爹过身，你们兄弟要齐心，齐心才能活下去，才不会遭人欺负。”

张玉阶当时只有22岁，已极富生意头脑，他知道只靠手工业不可能发达，他改变思路，进各种各样的编织品和山货来卖。仅仅两年，赚到的钱已超过了父亲一生的积蓄。

1938年，广州沦陷，张玉阶一家人哭哭啼啼，放弃物业，带着辛苦赚来的3千块大洋逃到香港。

张玉阶一到香港，他就去找档口，整整花了五天时间，才在永吉街找到一个铺位，开了一家张锦记洋杂货铺。

郭庚的另三个儿子，老二在内地读大学，老三帮大哥打理生意，老四则送到香港名校英皇书院读书。郭庚认为穷人只有读书才有出头之日。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一家人连糊口都成了问题。郭庚铤而走险，从走私船上贩了一点私货，给日军逮住，关进了牢房。数日放出后，郭庚不敢再去摆小摊，便带着四子逃到湛江，不久在那里又开了一个小店。战乱稍平后，张玉阶带三弟返回广州开了一家张锦记。当时澳门属于中立区，有许多省港难民，十分繁华，张玉阶又在那边开了一家张锦记。

抗战胜利后，张家的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张家仍保留广州、湛江、澳门的店，以香港为联络处和供货站。各分店需要什么货，张玉阶马上买好交班船带去。几年间，张家先后开了张锦记山货行、利来西药行、祝兴洋行、泰和行，从零售业逐步转向进出口贸易。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张家的西药业务有了飞跃发展。当时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内地本来匮乏西药，现在百万大军开赴前线，对消炎特效药盘尼西林需求巨大，唯一的药源就是香港。有不少船只来往于香港至内地及朝鲜半岛的“秘密”海上航线。张家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也为了报效祖国，侧身其间；3年的朝鲜战争使张家成为巨富。

50年代初，香港人口爆涨，房价地价飞涨，张家将投资重点放在地产业上，先后开了好几家房地产公司。以后的二十年，张家一直将房地产业作为主业。到70年代，张家又以多处物业换取鼎鼎大名的英资集团会德丰的40%股份。十多年后，华商巨子包玉刚与星洲富商邱德拔爆发会德丰大战，谁能胜出，都操在大股东张玉良手中。正是这场大战，使得人们得知昔日开小小西药铺的张氏家族现在已富可敌国。

张氏一家的一个特点是同居共财。一家四房，全住在一幢楼房里。鼎盛时，整个家族30多个成员都住在一起。张家四兄弟做衣服买制服都是统一的。张家媳妇也都差不多。张家共有14个孙子、12个孙女，也均在一个学校上学。交一样多的学费，上学放学同去同来。香港豪门中，这么多后代同在一校就读，大概只有这一家。

“一碗水要端平”。祖母郭庚常以喜悦之情感叹道。郭庚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极仁慈，极善良，克勤克俭，安贫乐道。作为整个家族的灵魂，郭庚积极鼓励后代发财致富。她对财富的渴望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证明张家的后代是有出息的。

 

六、终成霸业的何鸿燊

何鸿燊1921年生于香港，他的祖父何福乃何东之弟，也是香港的华商巨子，曾做过议员，父亲何世光乃洋行买办，受过高等教育。本来他的家庭一帆风顺，一场飞来横祸改变了他的命运。父亲精通英文，有一天，洋行大班故意将一个公司“机密文件”放在桌上，让他的父亲看到。这是一个有关公司股票不日将全线飘红的报告。何世光信以为真，鼓动一个弟弟不惜用房产抵押举债，大量买进股票。哪知，他们兄弟俩买进没几天，公司股票大跌，兄弟俩赔进了全部家当。就这样何世光破了产。为了躲债，何世光带了何鸿燊的两个哥哥远走越南，何鸿燊和姐姐，随母亲留在香港。当时何鸿燊只有13岁。

何鸿燊最不能忍受的是原来那些亲戚见何家财大势大，见了何家人总是恭恭敬敬，颔首低眉，现在见了何鸿燊，却都是避而不见，甚至冷嘲热讽。有一次，何鸿燊到了一个亲戚开的牙科诊所去补牙，也许这个亲戚以前曾受何家的冷落，故对何鸿燊说：“没有钱，补什么牙呀？干脆把牙齿全部拔掉算了。”何鸿燊不禁泪如泉涌，扭头就走。多年以后，成为巨富的何鸿燊回忆过去的这件事，仍会恨得咬牙切齿：“想不到人穷，亲戚便如此势利。我于是下决心要争一口气。”

以前由于家境优裕，何鸿燊读书不是太用功，受此刺激，他开始发愤读书。1939年，何鸿燊考取香港名校香港大学，专修理科。

1941年12月8日，香港沦陷。在叔公何甘棠的帮助下，他来到中立区澳门，成了一家公司的员工。何鸿燊只做了一年的员工，成绩斐然，才干出众，被吸收为公司的合伙人。

成为合伙人后，何鸿燊的主要职责是押船。即把货物运到海上，和贸易伙伴在海上交易。有一次，由于船员出卖，他押运的船受到伏击，海盗打死了几个人，抢走了30万元货款。何鸿燊终算九死一生，捡了一条命。

何鸿燊出生入死，成了公司功臣，当年公司给他分红高达100万港币。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澳门当时一个工人的月薪才几十澳元。这时何鸿燊才22岁。

成了大富翁后，何鸿燊不想再做这玩脑袋的押船生意，于是受人邀请，做了澳府贸易局供应部主管。一年后，他离开贸易局，与人合伙开了大美洋行。

战后，时局平稳，许多香港人乘船到澳门来赌钱。何鸿燊看准时机，购置了一艘载客300人的客轮，为当时港澳航线上最大最先进的客轮。

同时，他不断扩大经营范围，拆船、金银买卖、药品代理、火柴制造等均有涉及。至1946年，他的财产增加到200万港币。

1947年，他又和人合伙开了煤油提炼厂。煤油厂的利润丰厚，惹得一帮江湖势力眼红。他们威胁利诱，何鸿燊断然拒绝。1953年，地方势力又来捣乱，何鸿燊在别人的劝说下，去了香港发展。

1958年，澳门赌业专利权争夺战烽烟再起。澳门作为葡萄牙的殖民地，人口很少，又是一个弹丸之地，没有多少资源，故一开始，葡萄牙政府把赌业作为澳门的一个支柱产业来发展。1958年之前，专利权归老牌赌王傅老榕、押业大王高可宁牢牢控制。

话说傅老榕手下有一个赌圣名叶汉，这个人天生好赌，而且是所有赌法无一不精，被江湖中人傅老榕所用，叶汉为傅老榕的发迹立下了汗马功劳，傅老榕对叶汉表面上推崇备至，实际上口惠而实不至，年终花红一分也不见涨，月薪还是这么多，这彻底惹恼了叶汉。叶汉离开了傅老榕，自组公司，欲与傅老榕他们争夺专利权。哪知傅老榕他们买通了澳门当局，叶汉两次竞标，两次败北。

1961年7月6日，澳门新总督颁布娱乐博彩业新条例，取消了原来持牌人的优先权，实行公开招标，价高者得。叶汉东山再起，邀约了来自印尼的投资行家、赛车高手、语言天才叶德利以及叶德利的舅仔何鸿燊、地产猛人霍英东，组成一间公司，和傅老榕的公司对垒，决心一决雌雄。结果何鸿燊他们的四人公司出价316.7万澳元，傅老榕公司出价315万澳元，比对方多出1.7万元胜出。

赌王何鸿燊，自然是个商界好手。1972年，他在香港成立倍德公司，主营港澳海上客运，兼营饮食、地产。次年，他将信德公司上市，进入80年代，何鸿燊通过一系列漂亮的收购，信德市值大增，1994年突破120亿港元，何鸿燊的身家，也有百亿港元以上，曾跻身香港十大富豪之列。

有资料显示，何鸿燊旗下的赌场，每年的投注额在1300亿港元以上，相当于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6倍，每年上交给政府的赌税超过40亿港元，占澳门总财政收入的50%以上。有30%左右的澳门人受雇于何鸿燊的公司。

自澳门赌业成为澳门的支柱产业的百多年来，赌业群雄蜂起，然称霸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地位最高、财富最多的，唯何鸿燊一人。

 

七、地产猛人胡应湘

珠江三角洲的广东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中国大酒店和广深珠高速公路的。这两项大型工程，便是香港地产猛人胡应湘的杰作。

胡应湘祖籍广州花都市，父亲胡忠曾是香港的士大王，曾拥有378辆的士和120多辆红牌车。

胡应湘从小喜欢建筑玩具，中学毕业后，赴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学土木工程，1958年学成回港，做了五年建筑工程师，后又进入港府工务局任职。

胡应湘的父亲胡忠经常有一个问题想不通，许多生意人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如地产商一年炒地的所得多。在这一点上，作为政府官员的胡应湘也有同感，他们认为要想发达，非做地产不可。

1969年，胡应湘在父亲的帮助下，邀得友人担保，获得汇丰银行1500万港元贷款，成立了一家合和实业公司，他父亲任董事长，他任总经理。

合和初创，势头汹涌，加上胡应湘是地产界少有的科班出身，令人景仰。合和于1972年8月顺利上市，实收股本1.5亿港元，每股面值2元，共发行7500万股，后升值至5港元，发行股后增至1亿股。

1973年开春，股市牛气冲天，股价被炒到了极不合理的高价，恒生指数攀升到1700点，每天交投达五六亿港元。当时股民如痴如狂，这时一个消息如晴天霹雳在股市炸响：股市发现假股票。此时合和股已被炒到30港元。港府责令合和公司“停止交易以便彻查”。

“合和假股”事发，一些准备入市的投资者望而却步，而另一些炒股老手预感到大祸降临，急忙大量抛售股票，股价狂泻。恒生指数从1775点急速下滑至494点。合和受到巨大损失，子公司保利因破产清盘而使合和损失990万港元，股票也缩水40多倍。

所幸的是，合和遭此重大挫折，主要不是经营不善、决策失误，而是命途多舛，因此，银行并未抛弃合和，而是给予必要的资助。合和稳住阵脚，缓慢拓展。1976年，地产复苏，楼价攀升，合和的盈利也不断攀升，到1979年，终于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年盈利达768万港元。

这一时期，胡应湘在九龙湾开发的德福花园，共有40多幢住宅大厦，近5000个住宅单位，1977年开始发售，为合和带来滚滚赢利。

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胡应湘，念念不忘自己的专业。在为自己公司造办公大楼——合和中心时，胡应湘决心一试身手。合和中心为胡应湘亲自设计和建设，这座非凡的建筑，使胡应湘饮誉海内外，成为一代建筑大师。

合和中心位于湾仔大道东，横跨大道东、坚尼地道和春园街，占地5.4万平方英尺，高达66层，为当时香港最大的商业大厦。

合和中心造型别致，为圆筒型建筑，包括三个内筒墙和一个直径150英尺的外筒墙。主楼的流线形状，可抗御5000年一遇的特大风暴。主楼施工采用滑模技术，每4天完成一层，创下亚洲建筑速度纪录。除办公自用外，大部分物业用于出租。当年租金收入逾7000万港元。

1984年，胡应湘两次向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提出在中国建高速公路的设想，指出中国至少得修三条高速公路：京津线、广深线、沈大线。如今这三条高速公路已变成现实，其中广州-深圳_珠海高速公路为胡应湘的合和公司牵头兴建，工程投资15亿美元，

于1993年全线贯通。

1994年，胡应湘向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捐款1亿港币。

1995年，香港的《资本》杂志选出华人百亿富豪27人，胡应湘与霍英东并列第11位，家族自有资产均为200亿港元。

 

八、股坛教父李福兆

李福兆是上文所提到的李石朋的孙子，李冠春的第12个孩子。1929年生在香港，17岁进入香港大学，只学了一年，便随身携带5万美元去了美国，在俄亥俄州威丁堡大学完成工商硕士课程，时年21岁。

当时香港政府只认可英国教育，所以李福兆的学历不被承认。李福兆不想在家族的庇荫下做事，于是他飞往英国考取专业资格，1958年回港时，已是注册会计师。

李福兆的祖业有银行、船务、物业。就他的兴趣而言，他希望能进入他父亲是大股东的东亚银行工作，但其中忌讳很多，故他以会计师身份打理家族船务和物业生意。

他从小对股票有兴趣，业余热衷于炒股，几年中，斩获甚丰，有人问他炒股的经验，他竟说：“不要与股票谈恋爱”。后来这句话成了日后股坛教父的经典名言。

1967年夏，香港事件，人心惶惶。股票大户大量抛股套现，股价一泻千里。李福兆携带股票，匆匆爬上飞往伦敦的飞机。同机都是草木皆兵的香港富人。

在伦敦蜗居的日子，李福兆常去几间证券交易所转悠。伦敦的证券交易所很多，经纪会入会简便，会员众多，公司上市也容易。而香港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香港的证券交易为一家所垄断，香港会基本为西人所控制，华人寥寥无几。经纪会只限60人，新人有钱都很难厕身其中。几年前，李福兆曾向香港会建议把会员扩大到80人，被断然拒绝。

李福兆耿耿于怀，欲从事股票经纪的梦想化为泡影。他开办了一间会计师楼，只能以普通股民身份炒股，而股民的命运操纵在香港会的大亨手中。滞留伦敦期间，传来香港会（证券交易所）停市两周的消息。李福兆望着抽屉里数百万计的股票，气不打一处来，他发誓要打破一家独霸的局面。

香港动乱平息，李福兆回到香港，与人密谋创立一家新的证券交易所，李福兆唯恐香港会拥有专利权，找律师咨询，方知香港会只是一家普通公司，港府并未对证券交易进行专利管制。

李福兆兴奋异常，为防西人先发制人申请专利，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其中150条电话线是以私人名义向电话公司申请安装的。

经过两年多的秘密筹备，1969年12月17日，远东交易所成立，李福兆任第一届主席。

李福兆开创了香港股市的新纪元，远东交易所开市首年，成交额只占全香港的10%，1970年上升到49%，1971年高达六成，超过了香港会的成交额。

远东会的成立和业绩，推动了金银贸易场成立金银证券交易所，不久，九龙证券交易所又开张营业。

四会的出现，使不少素质较高而被香港会拒之门外的华资企业得以上市，仅一年时间，新上市的公司达到了60间。

远东会的交易形式，是采用伦敦惯例，但具体做法，灵活变通。交易以广东话进行，交易文件有中英两个文本。原来的香港会只用英文，势必将不懂英语的人排斥在外。远东会允许沿用华人经纪“咬耳朵”的交易方式，但极力鼓励经纪运用电脑。

远东会的经纪会籍，只需付50万港元即可获得，故有不少缺乏相关知识的人也入场作经纪。远东会的职员也基本是生手，在李福兆看来，他们都是小学生。

李福兆虽留洋出身，但由于出生于封建大家庭，故不自觉地将封建家长式作风带到交易所。他常常召集经纪和职员训话。曾任立法局议员的大哥李福树说：“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没有一个晚辈敢坐着。无论在家在远东会，他的话就是圣旨，没有人敢违抗，更无人提异议。”他在远东会得到一个尊号——李校长。当他后来成为联交所主席，家长式作风依然故我，“股坛教父”的绰号不胫而走。

1980年7月7日，在李福兆的大力推动下，香港会、远东会、金银会、九龙会合并为香港联合交易所，德高望重的胡汉辉任主席。两年后，李福兆接替病重的胡汉辉，出任联交所主席。1986年4月2日，联交所开业。9月，联交所正式被接纳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会员。李福兆又一次声名大噪，蜚声国际证券界。

联交所的成立，抑制了四会竞争导致上市公司参差不齐、各会报价混乱的局面，并使用电脑交易，便于监管。进入九十年代，香港与纽约、东京、伦敦并列为世界四大股市。1994年，联交所上市公司市值高达3160亿美元。

香港是世界自由港，它的股市也和世界股市息息相关。1987年，股市牛气冲天，到10月1日，恒生指数攀升至历史最高点—— 3949.43点。

10月16日，美国华尔街股市暴跌108点，立即引发全球性大股灾。香港股市于19日周一开市，一天内恒生指数暴跌508点。伦敦、东京股市均跌幅惊人。

李福兆阅看海外电传，彻夜未眠。次日（20日）晨，联交所宣布从10月20至23日停市四天，以改善交收情况，让投资者冷静下来。

传媒对停市众说纷纭，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但反对的占了多数。连李福兆的侄子、东亚银行总经理李国宝也直言反对。

股市复市，虽港府安排救市，但仍未遏止股市狂泻。到26日，恒生指数暴跌至2241.69点，创香港股市有史最低。

在记者会上，一澳洲记者毫不客气地质问李福兆：下令停市是否与个人的私利有关系（李福兆管理着家族股票）？李福兆一贯受人尊敬，哪里受过这样的质问口气，不禁勃然大怒，用英文破口大骂这个记者。李福兆的冲动，无疑是对整个传媒界的蔑视。次日，海内外媒体均以此为要闻，李福兆“手指笃笃”、“口喷筋暴”的新闻照片铺天盖地。有一位记者称他为“没有教养的乡下佬”。

原本，公众大多对停市不满，现在传媒成了倒李的急先锋，借公众之口谴责停市的过失。在这种压力下，港府宣布成立“证券业检讨委员会”，李福兆首当其冲。

11月中旬，李福兆任期届满。若不发生世界股灾，他的崇高威望足可以让他连任。李福兆辞去主席一职，只挂名副主席。

李福兆平时盛气凌人，更加上他在停市一事上，在多种场合对公众舆论的批评进行反击，如火上浇油，使倒李的阵容越来越大。对手们齐心协力，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

1988年1月2日，香港廉政公署采取拂晓行动，在凌晨将李福兆带走。李福兆被控“收受上市公司股份，作为方便上市报酬”，查实收受股份折实为80万港元。1990年10月7日，李福兆被判有期徒刑4年。

李福兆被判刑前后，公众与传媒众说纷纭。有同情李福兆的人说，李福兆身家百亿，这80万元对他来说根本不算钱。再说李福兆身为联交所主席，对股市的走势了如指掌，他指点家人炒股，获益百十万，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他没有必要去图这区区80万的蝇头小利。这些优先配股是他的手下人帮他收下的，他本人根本不知道。而反对他的人认为李福兆罪有应得，股票计入李的账户，这就是铁的事实。庭审那天，双方辩论空前激烈，整整花了十小时三十分钟。

由于表现良好，李福兆于1993年6月16日提前获释，铁窗生涯2年8个月。股坛教父、一代风云人物，就这样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九、漫画奇才黄玉郎

香港是漫画王国，漫画充斥书店报摊，许多人以漫画为业，其中的奇才当数黄玉郎。

黄玉郎原名黄振隆，1951年生于广东潮州。7岁随父来香港，属升斗小民之家，故黄玉郎小学刚毕业，就进入社会谋生。

13岁那年，黄玉郎进入时代漫画社作小工，他对漫画有特别的禀赋，闲时偷着学画，居然也可画个人模鬼样。可惜尚未出师，就因为画社不景气而被炒了鱿鱼。

年仅15岁的小玉郎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未去求职，而是缠着父亲借他1000港元，自做老板开了一家漫画社，出版《笑画世界》漫画书。可好景不长，只出了5期，输光老本“执笠”（关门）大吉。

到1969年，黄玉郎已是数次创业，数次执笠，钱没赚到，画艺却大有长进。手头没有钱，黄玉郎只好又进入海燕出版社作了画师。

当时，美国电视《超人》热播，画界名师丁小香约黄玉郎画一套《超人之子》漫画书。为了瞒天过海，不让海燕出版社发现，丁小香为他起了一个笔名黄玉郎。

《超人之子》一炮打响，黄玉郎得到了可观的稿酬，这时他旧瘾复发，开了一个钻石出版社，又当起了老板。黄氏红过一阵，又因不善理财，出版社易主。黄玉郎又跟新老板打皇帝工，除稿费，他还有分红。1971年，他又做老板，成立了玉郎图书公司。

不久，黄玉郎涉足报业，投资2000万港元，办起一份漫画为主、消遣性文章为辅的《生报》。《生报》垮台后，他又陆续办了《远东经济日报》《胜报》《香港日报》，办一家垮一家，还好他有画技在身，尚不至于流落街头。

黄玉郎办报屡遭挫折，漫画事业却步入佳境。玉郎图书公司出版多种漫画书系列，以武侠漫画最窜红。

1979年，黄氏成立玉郎国际，将漫画版权售给东南亚出版公司。1984年购买美国迪斯尼卡通片版权，改成漫画投放市场，一纸风行。

1986年8月，玉郎机构有限公司上市，玉郎集团出版14种漫画书刊，另有一份《玉郎电视》周刊，年盈利4570万港元。

1987年10月中旬，全球大股灾。黄玉郎正拟配股集资1.7亿港元计划泡汤，玉郎集团市值锐减两亿多港元，他看好的恒生指数期货烂市，总共亏损3亿多港元。

黄玉郎除了把原来的盈水泵回去外，还得把自己的玉郎股票抵押给银行还债。股市萧条，黄玉郎创办的以股民为主要对象的《金融时报》只出版了72天就关门大吉。

历史教训告诉黄玉郎，他一涉足他业，必一败涂地，回到漫画界，才能窜红，利钱滚滚。

这个时期，黄玉郎老老实实，专注漫画创作出版。他看到香港的漫画市场日趋饱和，自己公司作品已占了香港市场的九成，便起意向海外拓展。在这之后，他的漫画读物打入美国、加拿大、日本、台湾、韩国，以及东南亚。其中英文译本的武侠漫画在北美最畅销，黄玉郎成为世界级的漫画巨擘。

黄玉郎见绩心喜，又骨头轻轻，忘乎所以起来，岂料早有人虎视眈眈，要对黄玉郎的公司下手。

玉郎公司是个上市公司，从理论上讲，谁有公司的股票，谁就是公司的股东，一旦有一个公司持有玉郎公司的股票占公司总股票的50%以上，这家公司便对玉郎公司有了控股权，换句话说，玉郎公司的老板将不再是黄玉郎。

1989年2月11日，一家公司动用6亿现金，宣布全面收购玉郎集团。为了保住江山，黄玉郎忍痛割爱，先售出新闻大厦，又售出畅销大报《天天日报》的七成股权，套回现金3.37亿，用于反收购。

这时一个第三者不期而至，它也在市场高价吸纳玉郎股票，这个神秘的第三者原来是星岛集团主席胡仙。胡仙是东南亚报业女皇，昔日黄玉朗扩张时，曾收购了胡氏家族的新闻大厦和《星洲日报》。看来黄玉郎遇到麻烦，胡仙赶来是趁火打劫，以雪当年夺产之恨。

穷途末路的黄玉郎铤而走险，以瞒天过海之术，编造假账，套取玉郎集团的现金，以求击溃胡仙的围剿。

1989年4 月，香港廉政公署得到举报，搜查了玉郎总部。6月，廉政公署初步查明黄玉郎的犯罪事实，黄玉郎被迫辞去玉郎集团主席职务，由好友及债权人钱国忠接任。

钱国忠屁股坐稳，脸色一变，追究起好友及前任的“坏账责任”来。年底，钱国忠诉到法院，进而提出要收回黄玉郎浅水湾豪华寓所、私家车、3个俱乐部证、14部大哥大和一部传呼机，以清债务。

黄玉郎不甘集团落入小人（钱国忠）之手，走投无路，想到了宿敌胡仙。经反复谈判，胡仙借给黄玉郎1.3亿港元，黄玉郎以三成股权作抵押。黄玉郎知道这不是一道好菜，但为报钱国忠等人的反目之仇，忍痛走了这一步。黄玉郎拿这1.3亿换回钱国忠等人的一成股权，终于将钱国忠撵出了董事局。

聪明的胡仙并未鲸吞这三成股份，而是继续悄悄收购玉郎散股，不久，她有玉郎集团的股权占了47.5%，胡仙成了第一大股东，顺理成章，入主玉郎集团董事局。

这一下，黄玉郎又受不了了，他入禀法院，称胡仙乘人之危，鲸吞他人财产。结果法院裁定驳回。

1991年9月5日，黄玉郎四十岁生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黄玉郎涉嫌造假账、欺骗股东和债权人的罪名成立，判决黄振隆有期徒刑4年。

1993年4月20日，黄玉郎提前出狱。赤柱监狱前围满了记者和他的旧部下。他仍然是往昔的骄横之气，他攥紧拳头说：“我在市场仍然叫座”……

 

十、香港腾飞之谜

香港被称为东方明珠，闪耀在南中国海上。在我上中学时，我在课本上得知，香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它实行的是一套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大陆则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我被告知，社会主义制度终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香港终将回归祖国的怀抱。

但我后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是香港回归之前，还是回归之后，许多人千方百计移民香港，很少听说有人从香港千方百计移民内地的。

我另外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人口只有680万，可是艺人众多，且名震中外，如刘德华、张学友、周润发、周星驰、张曼玉、王菲、郑秀文、刘嘉玲、万梓良、黎明、陈百祥、舒淇、李宗盛……而大陆的上海，人口1200万，国际上有名的艺人屈指可数。

总体上说，香港的发达超出了大陆一般人的想象，否则为什么这么多大陆人以到香港一游为荣？

除了香港的自由港政策保证了香港的繁荣外，我认为香港的繁荣只少还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宽松的文化环境。

据《香港商战风云录》一书披露，香港在1996年就有200多家出版社。1989年港府统计资料，注册登记的新书有7100多册，其中外文书4500多册，中文书2500多册，平均每天近20本新书出版。这种水平，在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城市能与之相比。香港的出版社虽多，规模均很小。香港出版社小的仅租用一间写字间，社长、总编、编辑均是一个人，外加一名身兼数职的秘书。香港出版社人虽少，但效率高，和内地比，一名编辑的出书量可以一当十。

另据1990年香港年报统计，香港一共有公开出版的报纸63份，期刊598种，在全球华文报纸中香港是人均拥有报纸比例最高的城市。另外，全球有90余家国际通讯社、报刊和广播公司、电视台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或记者站。

香港的电影业相当发达，有几十家电影公司，从1913年香港拍了第一部故事片到今天，香港拍了约7000部电影，占全中国的一半。香港影业发达，堪称东方好莱坞。

宽松的文化环境使香港人拥有更多的资讯、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创造空间。

二是严格的法治。

香港回归之前，一直是英国的领地，受英国政府管辖。英国虽有女王，实是一个法治国家，法律的权威至高无上，女王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香港被英国租借后，英国将法律直接适用于香港，公务员依法办事，市民依法纳税，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权力不受制约一定会腐败，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一九七十年代，香港公务员贪污盛行，港督对此深恶痛绝，为廉明香港政治，1974年，专门设立廉政公署，对付腐败。廉署的权力很大，他直属港督，可独立工作，设有三个部门，即执行处、防止贪污处、社区关系处。廉署铁面无私，雷厉风行，整肃了一批犯罪分子，受到了市民的信任。公务员贪污成风的现象得到了遏制，市民后来极少遇到索取贿赂的事情。自由港政策，清明的法治环境，吸引了全球商人争先恐后到香港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