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一天早晨,在TORONTO的肯尼迪路口,我左等右等,巴士就是迟迟不来。
过了二十分钟,从南边过来的巴士到了,我和旁边的一个华人一起上了车。
我坐在他身边。
只见那个华人,中等身材,比较单薄,皮肤黝黑,
虽然是盛夏,气温户外也有摄氏二十七八度,但他身穿灰色外套、灰色长裤,头戴一顶灰色鸭舌帽,戴一副近视眼镜,表情沉稳,有点像知识分子,身背一只黑色的一米多长的布袋,里边不知放了什么东西,可能是球杆,年龄看上去应该没有60岁。
我问他,先生贵姓?是广东人?
他刚才与一个路人交谈时,有浓厚的广东口音。
他说,我姓李,可以算广东人。我祖父母是广东人,几十年前来到越南谋生,我出生在越南,在越南长大。
你中国话说得很好啊,我称赞道。
他说,当时我们在越南西贡,与台湾关系很好,台湾人在我们那里办了许多中文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都有,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中文的。
那你也会越南语?
那当然,他道。
那你的英语也应该不错?
英语还行,我来加拿大之前,在越南就有学英语。他说。
巴士过了一站又一站,我与这位李先生的谈话还在进行。
我好奇地问,你是怎么来到加拿大的?
老李说,1975年,由于越共军事占领了南越,几百万人开始逃亡,我也是这个时候逃出来的。
我说,你当时多少年纪,一家人一起走的吗?
老李说,不是的,我一个人先出来的,当时15、6岁,先与几个老乡到了马来西亚,在那里呆了三个月,后被联合国安置到加拿大。我到加拿大以后,才将我父母接出来的。
我说,听说当时你们逃难时,在海里淹死了不少人,这是怎么回事?真的吗?
老李皱着眉头,眼睛望向车窗外,说,一条小舢板,要搭载一百多人,一个大浪来,就会沉了,在大海里,怎么会活命呢?我的命比较好,我爷爷是中医,有点钱,早就托人买好船票,使我得以安全到达吉隆坡。
我说,听说当时许多越南人逃难到香港的?
他说,一般的,北越的人逃香港,南越的人逃马来西亚,那两个地方都有联合国设置的难民营,专门收容我们这些人。
你一个人去马来西亚,是不是身上带了身份证明?我问。
老李说,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只带了一些吃的。
当时在马来西亚,你们是可以自由选择去哪个国家的吧?我问。
老李说,是的,自己可以选择,但你选择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接受你。如澳大利亚,当时它只接收未婚的年轻人,对其它人多拒之门外,我们也没有办法。加拿大最有同情心,能够接收的都接收了。
我说,你到加拿大后,应该是一帆风顺的吧?
老李说,哪里啊,一开始也很苦啊。因为家里开中医诊所的关系,我在越南时就在药房干过,学过药剂师课程,但到加拿大,人家不承认,我必须从头再学。当时我在加拿大工厂打工,从晚上十二点,到早上七点,早上到家后,吃点早饭,不一会儿,就要乘巴士去上课了,一上就是三四个小时。下午回来,我才能休息四五个小时。这样的日子我过了三年,一直等我拿到药剂师执照。
我说,后来怎么干上药剂师的?
老李说,我拿到药剂师执照后,就到处去求职,碰到一个犹太人,他开药房,对我很认可,就聘用了我,三年以后,我跳出来,与人合伙开了一个药房,自己当老板,一开开了27年。
我说,经济效益怎么样?
他说,还可以。
我说,加拿大是个英语国家,你上的三年药剂课,全部用英文讲学,对你的英语能力是一次强化训练,为你日后融入加拿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他说,是啊。
我说,你来加拿大后,生活一定很幸福吧?找了白人做太太?
老李说,华人很多,我为什么要找西人?我找了一个中国太太,生了一儿一女,都读到大学毕业,在加拿大都有很好的工作。
我说,来加拿大后,回过几次越南?
他说,只有两次。许多亲戚朋友老乡都出来了,所以回去也没有多大意思。倒是中国我去过多次,去广州、西安、北京旅游。1983年我入籍后,也去过南美、欧盟许多国家。
车到太古,老李要下车了。
他对我说,先生再会,我去体育馆运动。
看来他袋里装的是运动器械。
我说,老李,今年多少年纪,我看你气色很好。
老李说,今年73岁。
我吃了一惊,他这个年龄,一点也看不出老态。
我微笑与他挥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