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高原的血色黄昏

 

第一次读到《血色黄昏》时，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记得是两天读完的。该书给我极大的震撼，它像电影一样，记录了作家老鬼从北京到内蒙插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五年，那血与火的人生。作品是那样的真实，又那样的催人泪下，使当时少不更事的我灵魂得到一次洗礼。

这几天，再一次读到作家老鬼的散文，再一次重温老鬼壮丽而又艰辛的人生，不禁感慨系之。

 

1947年8月，马波也即老鬼出生，他的父亲马建民是六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校长，抗战期间，他曾在冀中担任过县长，他的母亲为著名作家杨沫，有影响一代人的作品《青春之歌》。

老鬼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他从小就被他父母送到河北老家姑姑抚养，直到5岁才被家里接回北京家中。

虽然从小讷言内向，但他学习成绩不差，从小学、初中、高中，都很顺利。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1967年4月，他因反感父母对他的无情，带领9个高中同学，打砸抢了自己的家，当时他的父亲去北师大参加批判大会，他的母亲在文联参加学习，家里只剩下他的姑姑、保姆、两个姐姐。

他将姑姑及大姐关在一个房间，将二姐小胖五花大绑，嘴里还塞了棉絮，控制在另一个房间，然后十个人在老鬼家里，贴了大字报，又进入他父母房间，用斧头砸开她妈妈的箱子，得到200元人民币、100斤粮票，然后连夜去了云南边境，企图闯关越南，参加人民军，去帮助他们打仗。

结果，越南人民军不接受他们，中国边防军又对他们很不友好，万般无奈之下，七八个同学，回去了五六个，但老鬼却无脸回去，因为他造了父母的反，并且打算作千秋雄鬼誓不还家，所以与另一个同学，一路去了西藏。

西藏地方政府听说他们来自首都北京，又都是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便非要他们去作报告。

老鬼自知笨嘴拙舌，就让同学上。

那个同学人高马大，又特别稳重，在台上一点不慌张，面对几百机关干部，讲了近一个小时，讲完得到满堂喝彩，都说北京来的红卫兵就是有水平。

 

在回去的路上，他俩在四川买到一把手枪，又经过湖北同学亲戚家，亲戚是在派出所工作的，有一支佩枪，也被他俩顺手牵羊偷了回来。

亲戚发现枪不见了，非常着急，追到北京，问他俩拿了没有，他俩一口咬定，没有。

最后，公安在他俩住所搜查到了两支枪，俩人都被关进了拘留所。

老鬼在拘留所最痛苦的记忆是吃不饱，据他后来写的回忆录记载，在拘留所半年，他饿昏过两次。

父母没有与他一般见识，还是将他保释了出来。

 

 

1968年夏天，老鬼与三个高中同学，步行来到内蒙古锡林浩特。

来到盟委，盟委的干部以名额已满为由，拒绝他们在草原插队落户。

情急之下，他们灵机一动，来到军分区司令那里，递上他们咬破手指用血写的决心书，慷慨陈辞，坚决要求扎根边疆干革命。

司令被首都知青感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一开始，他们被分到贫下中牧的家里，同吃同住。

有一天，老鬼与其它三个同学聚在一起，打算搞一场革命，去本队的老牧主家里去抄家，看看有什么电台、手枪、变天账之类。

老鬼在同学中威信很高，不仅因为他爸爸是老革命、妈妈是名作家，而且还因为老鬼孔武有力，苦练摔跤多年，且在中学时，曾是校革委会唯一的一个学生委员。大家都听他的。

 

他们一行4人来到牧主家，牧主见到北京知青，点头哈腰，毕恭毕敬，而牧主的老婆则十分紧张。

老鬼他们并不理睬牧主夫妇，径直走到他们的蒙古包内去抄东西。

牧主实在是太穷了，他们一行4人，只抄到一件皮大衣、一口袋冻奶。

牧主夫妇不敢抗议，而牧主的一只狗则围着4人狂吠。

老鬼被狗叫得不胜其烦，随手抄起一根木棒，想要将其一棍子打死，牧主夫妇见状，拉住他的手臂，死活不让他下手。

老鬼火冒三丈，一摔手，将牧主摔了一个大跟头。

当老鬼第二次拿起木棒想要打狗的时候，咚的一声，头上被人打了一棒。

老鬼差点昏倒，回头定神一看，打他的竟然是贫下中牧、邻居老李。

一个贫下中牧不帮知青，竟然帮阶级敌人，那还得了，老鬼嗷嗷大叫，要与老李拚命，但被其它三个同学死死拉住了……

 

1969年10月，

中苏关系紧张，老鬼所在的牧区变成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5师41团，大批转业军人从全国各地调来，插队知青也被编入其中，进入一种准军事化的集体生活。

老鬼所在的一连有一个从山西过来的转业军人王连富，他人高马大，五大三粗，满口粗话，常常吹嘘自己二百斤玉米，两手平提，能走三里地。在整个连队，除了指导员，谁也不服。

他不把知青放在眼里，开口闭口说你们是来受教育的，常常半夜三更还赖在女知青宿舍不走，有一天夜里，有个女知青讥讽了他几句，他就打了人家一个耳光。

他听说老鬼会摔跤，很是不屑，几次在食堂要与他比试比试。老鬼来兵团时间不长，为了给大家一个好印象，几次婉言谢绝。

王连富以为老鬼怕他，更不把他放在眼里，人前人后贬低老鬼。

有一天，王连富又一次向他挑衅，这次老鬼没有客气。

身高只有一米七，体重七十公斤，只有20岁的他，以八比零，完胜王连富。

此次比赛轰动了整个连队,也由此得罪了王连富。

 

不久，老鬼被调进了马车班，而王连富正是马车班长。

当时许多人都劝老鬼不要去马车班，以免王连富报复，老鬼说不怕，硬是不听。

果然不出所料，工作中，王对老鬼爱搭不理，经常对他冷嘲热讽，时时给他一些小鞋穿。

有一天，天气特别冷，老鬼所在的马车班被派去50公里外的小城去拉连队过冬取暖的煤。

返回途中，老鬼所驾的马车因为载重太大，车轮因压上小石子而爆胎，老鬼只好卸下煤，想办法补胎，王连富的马车从后面赶上来，只是冷冷的看了一眼，没有停留就过去了。

当老鬼赶回连队，来到食堂吃饭的时候，食堂的师傅告诉他，他的晚饭---四个包子被王连富领走了。

老鬼又冷又饿，只好在饭桶底里抓了一把包子皮当晚饭充饥。

 

第二天上午，

他听一个与他关系不错的知青告诉他，王连富昨天向大家到处说，老鬼为了偷懒，故意将车胎弄破。

老鬼气得火冒三丈。

中午，老鬼在食堂截住王连富，厉声责问:

“昨天是你说我自己把车胎弄破的？”

“没有说，”

“昨天你为什么拿我的包子?”

“我没有拿。”

“你拿了，有人看见了。”

“我拿了又怎么样?操你妈。”王连富一拳打在老鬼的额头上。

像一万当量的炸药被引爆，老鬼猛扑过去，恨不得撕了王连富。

两人打成一团，王连富扎扎实实吃了几拳，差一点摔倒，好不容易被众人拉开。

 

整个下午，老鬼无心干活，越想越气，觉得自己被欺负了，下决心要为自己报仇。

当天晚上九点，老鬼手提一根棍子，冲进王连富的宿舍。

当时王连富正坐在炕上，见到老鬼，不觉一愣。

“王连富，你还想报复我，是吗?”老鬼喝问。

“没有，”王说。

“我现在就让你打。”老鬼一步冲了上去。

“我与你拚了。”王连富从枕头下面抽出一柄锋利的长剪刀，挥向老鬼。

两人又打成一团。

 

王连富的剪刀有巨大的杀伤力，他剪刀轮起来，老鬼完全无法靠近，棍子根本不能发挥作用，而且随时有可能受伤；但老鬼站着，王连富坐着，在站位上老鬼占优势。

两人都非常紧张。

就在这时，老鬼的同学雷夏突然从门外冲进，一下子将王连富的剪刀夺去，又一溜烟走了。

这样一来，老鬼占了上风，他的棍子每次都能打在王连富的身上。

开始王连富还嘴硬，最后，他把被子顶在头上，嚎啕大哭，求饶了。

当天夜里，王连富被马车班小李用马车送到了团部医院。

闻讯赶来的连长很惋惜地对老鬼说:“本来你是有理的，但现在没理了。”

• 刚从师部学习回来的指导员责怪连长，对老鬼没有“采取断然措施”。

指导员一直对老鬼没有什么好感。

 

1970年2月，指导员的机会来了，

“连队整风”开始了，指导员一伙拼凑了五条罪状，将老鬼打成“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押进大会场进行批斗，当晚他被王连富的几个战友拉出禁闭室，毒打一顿。

在整个师所有的分场连续巡回批斗两个星期后，他被放回连队监督劳动。

他成为兵团的批判对象，任何人都与他保持距离，他干着最重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报酬，人人都可以对他呼来喝去。

在如此的炼狱中，老鬼整天生活在痛苦中。

 

为了逃避人群，他主动要求去山上打石头。

在山上两年中，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没有人与他说话，差一点丧失了说话功能。

一个人睡在帐蓬里，不洗脸、不洗澡，头发蓬乱，满脸污垢，衣服破旧，看上去活象一个鬼，老鬼就这样被叫出名了。

 

整整5年后，1975年10月，老鬼的妈妈杨沫把他的申诉信碾转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老鬼终得平反。

 

1976年，在他爸爸一名老部下的帮助下，老鬼离开伤心地，来到山西大同矿山机械厂当了一名钳工。

1977年，他以30岁的年纪，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1981年毕业后，进入文化艺术出版社当了一名编辑。

1983年他调入法制日报，当了一名记者。

 

他在内蒙的惨烈经历多少年来一直让他愤愤不平、寝食难安，他下决心写出这段经历。

他说，我不写出来，我气得慌。

1987年，他自传体长篇小说《血色黄昏》由北京工人出版社出版，第一版40万册销售一空。

但在以前的八年中，他的这本书被14家出版社拒绝出版。

 

一九八九年，那场风波后，他绕道香港来到美国，在布朗大学成为一名访问学者。

在美期间，他又完成了少年回忆录《血与铁》，后在北京出版。

1995年，他的母亲杨沫病重，她向中央某老申请，他终得回国，然后定居北京。

他后来出版的作品还有畅销书、传记《母亲杨沫》。

他在山西大同到北大期间这段经历，老鬼写成了《血色黎明》一书，完成多年，至今未能出版。

 

老鬼是一个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作家，他的人生经历，如一面镜子，照出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人的影子。

把文艺作为宣传的时代，老鬼的作品是一个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