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衢
退休教师
跌宕自喜歷紅塵
——胡蘭成《今生今世》及其他
汪偽政府要員中，漏網後終其天年者，據説僅胡蘭成一個。這幸免終難抹去他那段不光彩的經歷，論及其人與其書，海内外文壇仍多持鄙棄的態度。只是在張愛玲空屋中悄然而逝後，滿世界的張迷爭談她多麽華麗蒼涼，胡蘭成的才名始得借屍還魂，連同他那本塵埋已久的《今生今世》，一時間都隨艷傳女作家情愛生活的大眾話語在大陸走紅起來。針對此一張熱副產出來的書市效應，申斥者亂揮政教大棒，堅持要以人廢言。而偏愛者則從“胡說”的生澀中讀出了綿軟，對他的美文尤多空泛的讚賞。本文無意介入此類終審式的褒貶之爭，從張熱到胡熱，再到大陸文化市場上悄然興起的民國懷舊熱，最動人感懷的乃是世運與人心之間頗爲戲劇的互動。“折戟沉沙鐡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 歷史的霧障正在廓清，關於胡書，不管説好說壞，在增進對民國世代的認識上，相信都是會有所助益的。
胡蘭成出身農家，早年在家鄉讀過經書，但並未受正規的私塾教育。後來受人資助，進城求學，也未讀到中學畢業。也許正由於新舊知識均一知半解，做學問未形成款式，他後來著書立説，才與國學大師規格或留洋博士級別的套路天然地劃清了界線。對比他同時代的文人學者，還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做新派卻絕不追隨激進，頌古道而並不顯得學究。知識資本的匱乏反倒挽救了他的心智，使他更實在地感受了人世的莊嚴，以致多年後寫回憶，還能用平實的筆調寫出胡村的原鄉風情。對比魯迅的世紀末陰暗色調或鄉土文學造作的民粹情懷，胡蘭成那些散漫的田家紀事宛似順手拍下的快照，不經意間留下了只有在悅慕的聚焦下才捕捉得到的民國世風。他說他們鄉下人只知道過端午節與白蛇娘娘相關，並無人知曉屈原，連天下興亡，國家大事，也只在漁樵閒話中平和地講出。由此可見，胡蘭成的知識構成，最先是在節慶戲曲和村社禮俗的熏陶下打好了感性的根基，早在流行的理論尚未眩惑他年輕的思慮前，重感通而輕文獻的民間史觀就已浸潤了他的史識。因而他長於慿直覺打量風物，往往能點出庸常事物固有的非凡之處。所謂“村落人家的現實繁華”；所謂“中國的文明便是在尋常巷陌人家，所以出得來帝王將相”；所謂“鄉村裏也響亮，城市裏也平穩”，諸如此類的囫圇吞棗話散見《今》書各處，其反復強調的就是從民間轉向現代化進程中的地方自主性和倫常生活本身具備的文化資源。這一現存的社會總合被描繪成一幅城鄉雙向流動，由傳統的禮俗自然融入現代形態的發展圖景。“胡説”的這一出發點確有其值得深入討論，充分發揮之處，只可惜他學養不足，思想亦乏深度，又好用外行話論斷普遍原理，卻無堅實的理論支起架構，致使他那些全面否定西方文化和絕對擁抱中國傳統的論述或流於亂發議論，或武斷到強詞奪理的地步。總的來説，他好辯的勁頭，還有他反復宣講個人獨特見解的激情，都自有其可圈點可玩味之處，但他的論述方式尚嫌笨拙，他滿腔的文化自負和價值自戀則不無厚顔、輕率之失，有時甚至暴露出他的無知。
然而胡蘭成終不揣淺陋，只顧勇猛進取，用他的常用語來概括他的爲人和行文，“跌宕自喜”四字也許最為傳神。他大半生在中國的亂世中混生活，謀生實多艱辛，亡命後又到處投奔他人，造次顛沛中，從未發文人腔的傷感悲嘆，不管落魄到什麽地步，他都要強撐起志氣，還不時公佈他那些治國大話。沒文憑和無資歷的起點並未在他的進取上造成太大的障礙，帶了幾分江湖狡黠和草莽奇氣，富有遊説欲望和策動能力的胡蘭成很快就在報紙上寫政論出了名。抗戰爆發後，隨著發表了一系列引起各方重視的時政評論，他心中醖釀已久的獻策慾一時高漲起來。胡蘭成並未受江湖術士的訓練，卻頗有觀測風雲變化的敏感，在時事洞察上，他頻頻顯示出預見的本領。比如他那篇論“戰難，和亦不易”的文章，就十分尖銳地點出了抗戰的困境。可嘆他獻策慾太強，自以為他那些時局分析都“隆中對”一般意義重大，結果倉促應邀，遂上了汪偽賊船。後來，他還預言過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和日軍的敗局，很為日方看重，不少遠見相繼抛出，可惜都誤用成妖氣的炫耀。尤其是竄到武漢辦報，大力宣揚另一種勢力，顯然為負隅頑抗的日軍鼓噪了聲勢。
儘管如此，胡蘭成畢竟不是得意忘形之徒，即使他偶因影響日方的高層決策而有過沾沾自喜，也從未片刻喪失夾起尾巴逃遁的機警。先是巧於躲避，他逃脫了勝利後的漢奸審判，隨後又觀察共軍動靜，竟然打算在新社會到來時從潛伏中體面地復出。爲此，他甚至化名與梁漱溟通信，寄去他的《山河歲月》書稿，進而通過梁向毛澤東獻策，大膽建議毛停止階級鬥爭，保持產業平等（不能剝削農業來補貼工業），開向現代西洋，如實建立國史。這幾條建言，可謂“胡説”中最光輝的片語，毛澤東若銳意採納，就不會出現以後的災難性局面。然而毛並不以為然，只答應梁漱溟開辦文化比較研究機構，令其聘胡為副手。胡隨即應召上京，行至中途，他覺察出豎子不足與共謀的跡象，這才當機立斷，遠遠逃出了大陸。
亡命日本三十年中，胡蘭成依舊熱衷形勢預測，且屢有所中，憑他的交際遊説能力，幾至傾倒日本朝野人士。據一日本教授親口對我講，胡曾向一家日本公司預測過越戰爆發，後使該公司賺了大錢，因此他養老的大筆收入即來自此公司的回報。直至晚年，他那無名目的大志依然如火中燒。七十年代初，胡多方活動，始獲准進入台灣，至台，他立即上書蔣經國大談改革。一九八0年去世前，他還向鄧小平投去了論政的萬言書。在一贈友人的條幅中他寫有這樣的話：“老子酈食其七十，天下事猶未晚也。”他就是這樣熱衷向最高決策者獻策，明顯是不自量力的動作，卻非要勉強到底，在跌宕自喜中嚥下了他最後一口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