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衢
退休教师
从四合院到大杂院
——开通巷78号院忆旧
一
开通巷的街道南北走向，北接东厅门，南至城墙跟。旧时的门牌号数从北端东边的第一家数起，依次向南编排，直到最后一家，接着转向西边顶端，又向北依次编排到最后一家。首号院的王家与末号院的杨家正好在巷子北端隔街相望，门当户对。杨家门口有一棵椿树，树身高大，枝叶茂盛，冬天黄昏，常落满黑压压一群乌鸦，在次日清晨的路面上留下白花花的鸟粪。这椿树那时已粗壮得难以合抱，在将近七十年后的今天，应会长得更高更壯，属于百年以上的古树了。
我家是在1952年秋搬入现存的78号院的，当初的门牌是61号。那门楣上钉着蓝底白字门牌的大门原先靠左开，紧挨北邻杜家大院。
大门临街而开，直面过往行人，自然需增强其装点门面的作用，所以门楼的修建大都很有讲究。从巷子北端走到南端，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街两边高台阶上那些大小不等，各具特色的门楼。有的前廡宽敞，饰有砖雕；有的檐牙高翘，颇显壮观。每一家门楼的形制多少都能显示出门内院落的规模。61号院的门楼与前厅连为一体，前廡下是两扇固定在门框内的黑漆大门，门框底部有雕花的青石门墩支撑，显得稳固而严实。门墩之间嵌以一尺多高的活动门槛，进门后关闭大门，门下端便紧贴住挡在外边的门槛，把外人关在了门外。
门扇背面装有三道厚重的门闩，通常在晚上十点多之后，外归者关门时多会顺手把门闩向左一推，关紧大门。面对已上闩的大门，深夜晚归者就得在门外“叫门”了。叫门时会“呯呯呯”地叩响大门上的铁门环，并伴之以高声呼叫。为避免惊动他人，极个别的深夜晚归者会自带折叠刀一把，若碰到大门紧关的情况，可打开折叠刀戳进门缝，一点点拨动门闩，从外面拨开大门。我们称此举为“拨门”。在老年人眼中，拨门的举动无异于给贼引路，自然是不受赞许的做法。为防范盗贼拨门，门闩上有个隐秘处，特设一叫作“贼划子”的机关装置。如果有谁晚上关门时特意用指头按下那个圆洞内的小按钮，晚归者戳入门缝的刀子就拨不动门闩，只得久待门外，不断大声地叫门了。
走进大门，是半间房宽的门道，晚上有电灯照明，院内的孩子常聚在门道里玩耍。我们喜欢手把住门背后的横木，爬上门顶的窑窝，看谁胆大，敢从高处纵身跳下去。每次做这个比赛，总是弄得身上粘不少灰絮。有时则是蹲在昏黄的灯光下，几个人围一堆，在地面上拍洋片，赢香烟盒叠成的三角，或互相讲故事。
门道出口正对北厦房的侧墙，在我的记忆中，那墙下修有砖砌的小神龛，龛内供一尊土地爷塑像。门道毗连的前厅——也叫门房——是屋顶两边淌水的鞍间房，屋内先是住着热情的妇产科医生杨大夫及其在天生园做经理的丈夫，我弟弟正观出生就是她亲自接生的。杨大夫为人态度亲和，她在此居住期间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他们搬走之后，迁入了姓王的一大家人。
门房南面的角落是全院住户共用的厕所。前庭内青砖铺地，处于两对檐厦屋之间，西安话习惯叫“厦子”（sà.zi）。与鞍间房不同，厦屋只有一边淌水的屋顶，所谓“房子半边盖”是也。其高耸的背墙紧靠左邻右舍，构成了该院落与两邻的界墙，俾使屋顶的雨水只会流到自家院内。那时候开通巷尚无可供排水的下水道设施，院内的雨水和脏水全都排入渗井。前院的渗井紧靠厕所，井口封以石板，中心开有过滤脏水的圆孔。碰到下暴雨的日子，小小的渗井口流不及大量的雨水，院内的积水就上涨到快漫过台阶的地步。孩子们喜欢蹲在房檐下，把精心折叠的纸船一个个放到水面上，任其漂流，玩得很有兴致。
我们家搬入前院南厦屋时，对面的北厦屋早已住有姓柴的一家人。那北厦屋从侧墙到前檐密布爬墙虎藤蔓，尤其是在盛夏白昼，走进院子，注目那遍布墙壁，垂挂到檐下的浓绿枝叶，再听到紧一阵慢一阵的蝉鸣，那悠长的声响和浓密的绿色便衬托出院子内外令人感到舒适的安宁和僻静。
两对檐厦屋和过厅都是木雕的格子门窗，有较深的房檐和较宽的台阶。我们房客均无自家的专用厨房，只有在屋檐下台阶上生炉子煮饭。搬入这院子一年后，我们更租到过厅的北厅房，与对面的李家各占一边，并共享中间的穿堂。从此我们拥有更多的室外空间，遂在过道内支起案板，在过厅的深檐下安置炉灶，放置水缸。
厅房与厦屋之间有一道狭窄的天井，全院共用的水井就在天井北端墙下。西安地下水的水质不好，除了城西部甜水井一带的井水适于饮用，包括开通巷在内的大片地区，井水都有咸味，被通称为“苦水”。我们院内的井水就是苦水。在自来水管道还没铺设到开通巷的年月里，住户炊饮所用之水全靠水贩的运水车沿门送水，每一桶水都得花钱购买。只有日常洗涤之类的用水取自院内的水井。汲水时站在井台上摇动辘轳，绞上一桶桶井水，好倒进各自的水缸备用。
二
出开通巷北口左拐，沿东厅门向西走去，穿过柏树林十字，十来分钟即可走到西安市第二十四中学。西安有不少学校的前身都是旧庙宇或旧祠堂，占地很小的二十四中即由“左公祠”——为纪念清同治年间平定“回乱”立了大功的左宗棠而修建的祠堂——改建而成。直到我母亲在那里教书的年月，校内还残存着原祠堂的亭子、碑碣和花园。1952年我母亲辞去自来水厂的工作，到位于东木头市的二十四中教书，我家随之搬出水厂的家属宿舍。之所以就近租住闫家大院的房子，也有些投奔亲戚的因素。闫家老爷子住在上房的北屋，我母亲叫他姨夫，对她姨夫那一大群儿女，我和弟妹们便以舅或姨称呼。其中五舅和六舅与我的年龄接近，我因此与他俩比较亲近。我读小学时六舅读初中，五舅读高中，放学之后，我常跟着他们出出进进，逐渐熟悉了开通巷周围的情况。他们住在上房南屋，我常同他们一起睡在屋内的大炕上。那大炕盘在镶着彩色玻璃的西窗下，宽度与屋宽相等，几乎占据室内三分之一的面积，横向排列可睡四五个人。有时候他们的同学也来这屋里过夜，一伙人在炕上大讲鬼故事，看谁讲的故事更吓人。他们描述的恶鬼总是血脸红头发，十个长指甲，常听得我又刺激又后怕，晚上都不敢独自去前院上厕所。
在学校的课堂上，我开始学到大量的新名词。比如提起1949以前的社会，我们都人云亦云地叫“旧社会”，称那时候为“解放前”，而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就是解放后我们眼前的“新社会”。话虽如此说，实际上那被区分为“新”和“旧”的两个社会仍重叠在一起，从我们居住的院落到大门外的街道，男女老少、饮食起居和整个的生活环境都与所谓的旧社会没有太大的区别。“同志”这个称呼尚未泛滥普及，院内的成年人都以先生或太太互相称呼。我母亲是职业妇女，她梳剪发头，身穿新社会较为正规的蓝色列宁装，柴太太和王太太都叫她种（Chóng）老师。王太太背梳发髻，身穿月白色大襟衫子，她身体欠佳时，前额上常有拔火罐留下的殷红色印记。柴太太的穿着和发型稍显时髦一些，她热心烹调，夏天的晴日，常把她自制的豆豉、甜面酱盆盆罐罐端出来，晾在院子曝晒。
那时候各街巷尚未成立居民委员会，逢年过节，各类节庆活动一如往昔，均由巷子内原有的民间组织操盘主办。每年正月十五前后，参与活动的人员便各司其职，把存放在巷子南头一家院落内的锣鼓家伙、戏装道具纷纷搬出，各扮各的角色，喜气洋洋地耍起了热闹的社火。
开通巷耍社火多在晚上，由各种传统节目组成一长串游行的队列。两个扎头巾的小伙子走在队列最前头，舞动着“火轮蛋”（统称火流星）开道清场。那是一根七八尺长的绳子，两头拴着铁丝编制的小笼子，笼子内盛有炽热的炭火。绳子经他们双手紧握，上下左右地快速挥舞，就甩动得笼中炭火飞旋如车轮转动，似流星划破夜空。那闪烁的火团连成一道道火线，威赫得围观人群不敢轻易靠近，统统被逼退到一定的距离之外。
我常跟上六舅及院内的孩子们追随游行队列，走出巷子，走过东厅门和东木头市，走向南院门和其他更远的地方。队列里的大铜钹发出沉重的轰响，敲打得震耳欲聋。为首的节目是狮舞，狮子头抖擞着憨态可掬的笑脸，两只电灯泡大眼睛一闪一闪，套在脖颈上的一圈小铜铃叮当作响。接下来是一队打起龙灯的长蛇阵，后面紧跟跑旱船和跑竹马的角色，前者花旦打扮，走路好像水上漂；后者颠簸着小步子奔走，面涂白眼窝，一副戏台上媒婆子的模样。另有一男一女，娃娃脸的大面具套到肩上，摇头晃脑地走在一起，互相嬉戏。那就是观众都熟识的老套节目，名叫“大头和尚戏柳翠”。最后是几对青年男女，他们挥动彩色霸王鞭，挥出有节奏的脆响。最引人注目的亮点是在行进中一开一闭的巨型蚌壳，那蚌壳每次缓缓张开，壳内即亮起彩色灯光，照亮蚌仙子妩媚俏丽的面孔。游行队列每行走一程，总会选择一处场地暂停下来。先是由那两个开路先锋抡起火轮蛋打场子，好把围观的人群逼向周边，随即在火轮蛋打开的场地上，演起一出出节目。在五十年代初的春节期间，这是我们开通巷最受欢迎的活动。我和院内的孩子们每一次都从头跟到尾，都跑得浑身发热，很晚才回到家中。
正月里另一热闹的活动是去剧院看戏。我父亲喜欢京剧，他喝酒时常在家内的电唱机上播放百代公司的京剧唱片，马连良的唱段是他的最爱。有时候他兴致来了，还会拉起京胡自乐自娱。后院闫家老爷子也爱听京剧，正月里南院门新声剧院一有北京来的名角演出，两位京剧戏迷总会互通戏讯，订票赶场。父亲常与姨夫爷同赴剧场，每次都是在巷口坐上三轮车前往，我与五舅、六舅有时也被带去凑那个热闹。剧院内经常满座，观众边看戏，边嗑瓜子，随地丢弃瓜子皮。若再额外付费，服务员会特别给你送上热毛巾和一壶茶水。正月去那里看戏，常碰到看名角演出的机会。记得有一年由麒麟童主演的《狸猫换太子》多本戏，我们场场不缺，从头看到尾。除了梅兰芳演出时因购票有限，我没能跟父亲同去，其他如马连良、荀慧生、程砚秋等名角来西安演出，我大都有幸随父亲到新声剧院看过他们的精彩表演。
与父亲的趣味不同，我母亲更喜欢秦腔，听说她做学生时还有过登台演出的记录。开通巷离尚友社、三意社和易俗社都很近，谈起那几个剧团的名角及其拿手好戏，我母亲如数家珍。我和两个妹妹也常跟上她以及闫家的虹姨去看秦腔，看遍了各剧团最卖座的演出。我爱听苦戏，每听到悲哀的曲调，就忍不住双眼湿热，泪水满溢到眼角。
那一段“解放”后的平安日子好景不长，很快就让反右运动及其后的大跃进轰轰烈烈地葬送掉了。街巷居民的日常生活日渐政治化，不知不觉间，旧有的节庆和娱乐都淡出了我们的院落和大街小巷。1958年，城镇街巷也闹起公社化，居委会就在南头那家存放戏装道具的院子内办起喧闹一时的居民食堂。食堂散伙后，耍社火的所有设备均不知去向。年还在过，但越来越失去从前的喜气，不再有那种触发着人世庄严感的庆幸和欣悦。紧接着就是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购买吃穿日用，均按票证配给，城市居民初次尝到饥饿的滋味。再往后，旧戏被禁演，名角受迫害，剧院长期关门，在五十年代黯然终结后的好多年月内，城市居民整个地被剥夺了看戏和参与民间节庆活动的乐趣。
近年来由于环境恶化，物价飞涨，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悬殊，在个别人群中，隐约泛起一股五十年代的红色怀旧热。按照此类怀旧者的描述，似乎那种新社会优于旧社会的特有气象都得益于毛时代的大好政策，是解放后最值得怀念的日子。不可否认，五十年代突飞猛进的市政建设的确改善了“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等先前的落后面貌，城市居民逐步享受到现代化建设带来的方便。然而抚今追昔，对比一下今日种种令人不满的社会现象，若认真追究其来由，即可看出，五十年代真正令人怀念的核心价值其实是新政权建立之初尚未完全破坏的旧有事物。其中既有我们父祖辈身上未被改造的“民国范儿”风貌，更有当时尚未被毛泽东破坏的某些“新民主主义”政策勉强保留下来的私有制优越性。正在升级的阶级斗争还没来得及彻底破坏民间社会及其自发的活力，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民德民气还维系着夕阳残照中的一抹余晖。所有这一切才是五十年代令人怀念的人文景观。总而言之，五十年代值得我们重估的核心价值绝非毛泽东的什么政绩，而是旧社会有待合理改善和继承发展的方方面面。不幸的是，日益高涨的政治运动破坏了中国社会自发自为的发展机制，在我们曾经居住的街巷及其所在的城市，到后来才出现了那么多令人不满而又无奈的现象。
三
我和两个妹妹都在开通巷小学读书，这学校离我们的住宅特别近，校内上下课打铃，我们院子内都听得见。学校的大门外有块空地，早上和午后，在学生上学时，总会有不少卖吃货的摊点摆在那里。那时候居民的消费水平还很低，我们小学生平时多是从家里带个冷蒸馍，夹些辣子酱或咸菜，到校内热水灶的龙头下接一搪瓷缸开水，回到教室吃各自的早点。冬天的早晨，我口袋里偶尔有点零花钱，会兴冲冲去摊子上买一碗枣沫糊或油茶，热乎乎喝下去。还有烧饼夹馓子，也是趁热吃到口里，又香又脆。
那时候西安冬季的气温比现在冷多了，教室内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学生上课时只能在座位上硬着头皮挨冻。个别学生会把家里的手炉随身带来取暖。那是一种圆形或方形的铜制品，镂空雕刻的炉盖下或装满暗燃的锯末，或放几块烧红的木炭，放在身边，稍微能驱除些寒气。但室内的整个氛围是冰冷的，孩子们们尽管手戴圆筒形的无指棉手套（西安通常叫“套袖”），脚穿旧式棉鞋，长时间坐在讲台下听课写字，还是会冻得手指头发紫，双脚发麻。看到孩子们都冻得够呛，老师有时就喊一声“全体起立”，我们立即站起来搓搓手，跺跺脚，跺得地面咚咚响，腾好容易熬到下课铃打响，我们立即跑出去做暖身的游戏活动。或踢毽子，或跳绳，或手扳右脚，平曲小腿，与大腿和腰线成三角形，左腿金鸡独立，跳跃着互相斗鸡（也叫斗膝）。我的个子全班最高，一跳起来，膝盖即可撞击到对手的上身，猛烈攻上去，将其撞倒在地。在斗鸡比赛中，我一直名列大将。毽子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剪一小块布把铜钱包扎好，缝制严实，再把鸡翎管缝制其上，插入几根彩色的公鸡毛，一个毽子就制做成功。放学之后，我们玩兴未尽，会转移到院内或大门前继续玩下去，直玩到一个个满头大汗，弄得一身土回到家中，挨母亲几句责骂。
那时候可玩的传统游戏很多，有男女都适合玩的，如跳房子、打沙包，放风筝。有些则分别属于男孩或女孩的专项。比如男孩玩弹球、滚铁环、打猴（即陀螺），女孩就插不上手。她们更喜欢跳皮筋、抓子儿、编织毛线活，男孩多玩不了。个别游戏涉及到饲养动物，且受到季节限制。女孩多在春天养蚕，到城外树林里或后院有桑树的人家采几把桑叶，拿回家喂蚕。蚕宝宝很娇嫩，成长的整个过程都得精心照顾，不能稍有懈怠。斗蟋蟀纯属男性活动，连某些大男人都乐此不疲皮。每到暑假，我总是与柴家的长子奋文结伴到城外捉蛐蛐，从城河边找到郊区菜地，直到窜入长满枸树的乱葬岗子，翻动荒坟周围的草丛，想碰运气捉到红头、金翅、蓝脖子的蛐蛐。据说，那是吃了死人脑子的蛐蛐，咬起仗来最凶猛。等捉够一定数量的蛐蛐，都带回家，放进蛐蛐罐，让它们逐个互斗，随之筛选出大将、二将……把不入選的统统释放。讲究养蛐蛐的行家，蛐蛐罐都很考究。闫家老爷子是玩古董的，家里存了些好东西，我五舅、六舅都拥有陶制的优质蛐蛐罐，光洁厚重的罐壁还刻有花纹。蛐蛐一直可养到深秋，静夜中，放在床下的蛐蛐罐常会传出私语般的叫声，撩人秋思，助人安眠。所有的游戏都在这四合院内玩耍，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孩子们百玩不厌。
那时候学生的功课比现在轻松多了，放学后并无太多的家庭作业。父母都忙于工作，很少有工夫过问我们的功课，也谈不上在身边监督，更不会花钱请家教给孩子补课。学校的课目安排和课本编写，在某些方面，仍沿袭1949年之前既有的内容。语文课本的课文质朴单纯，富有童趣，党国的政治灌输尚未达到后来那么浓厚的程度。比如像劳作课这类后来被废除的课程，就是从民国传下来的一门美育功课。该课程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开发其美感创意，促使他们在富有游戏趣味的活动中完成一件独创的作品。走笔至此，我不由得闭目回想起那些功课，我曾制作的小物件一时间逐个浮现出来，在眼前过起一场忆旧的电影：有用硬纸板制做的卷尺，有泥板上刻出的浮雕地图，有薄木板粘接成的航模和自己动手安装的矿石收音机……
四
四合院在从前均属于富裕人家独门独户的住宅，主人全家住在二门以内，像我们租住的那间过厅，大概都是人家用来待客和放置各种摆设的专用场所，未必会做卧室使用。当初配上那么多美观多孔的格子窗格子门，主要是基于整体装饰的需要，未必考虑到它们是否有隔音或遮蔽私密的功能。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前院住满了房客，一家数口挤进有限的空间，屋与屋之间，门对门，窗对窗，糊在格子上的仅仅是一层薄纸，这家屋内一大声说话，不经意就传到那家屋内。那家来了客，从院子走过，别家人抬头即看在眼里。在个人私密空间缺乏封闭的大杂院内，住户经常会处于互相暴露的状况。有时候深夜里去门房角落那个全院公用的厕所方便一下，穿过庭院时，连某家夫妇在床笫上响动的声音，都偶然会隔窗传到耳边。
提起这厕所——我们都叫茅房——，可以说是大杂院内让人特别恶心和犯难的地方。在不通自来水和下水道的住宅里，住户要大小便，可去的地方只有旧式茅房，蹲在茅坑上解决问题。这茅房里有两个茅坑，茅坑後面是数尺深的粪坑。屎尿拉下来从茅坑流入粪坑，日积月累，到一定的时候，自会有清洁队的工人挑起两个粪桶，一担一担挑出去，倒入拉粪车运走。茅房内刺鼻的气味是可想而知的，有时候某些人拉屎不小心，搞脏了茅坑两边，脏得人难以蹲下。特别是到了夏天，茅房内臭气熏天，捂着鼻子入厕，面对蛆虫蠕动的粪坑走向前去，偶一注目，令人几欲呕吐。茅房是我每天必去的地方，同时也是我每次要去时又怕去的地方。
全院住户就守了这一间厕所，门上挂一木牌，一面写“有人”，另一面写“无人”。若有人进去方便，必把牌子翻到“有人”那面，从门内将门闩扣上。这时候其他要上茅房的人就得在门外耐心等候。古语说，“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我们的鼻子在恶臭中磨练既久，有些人的嗅觉遂变得不再敏感，他们蹲茅坑习以为常，蹲出了久蹲不厌的功夫。在一大早上茅房的高峰期间，要是让某位有蹲功的捷足先登，翻牌子走了进去，你就得站在门外苦苦久等了。这几位有蹲功的常拿份报纸，叼着香烟，蹲在茅坑上晨读，他们不慌不急，消磨那起床后痛快的排泄时光，常蹲到等在门外的人快憋不住尿的一刻。
永别了，大杂院的臭茅房，那里面积压了我早年生活中太多的噩梦！我常梦见自己在急于撒尿的时刻走进茅房，只见屎尿狼藉，地面很滑，我慎重挪步，唯恐滑倒，进退两难中总是找不到可以下脚的地方……最后急得在憋尿中惊醒。
五
进入“新社会”，城市人口急遽增长，居民的住房随之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多属于国家干部、企业职工及其家属，他们的住房本该由所在单位解决，住进体制内分配的住宅。但新政权建立不久，一时间无力满足这一需求，大量滞留在公有住房分配福利圈外的干部职工只得自寻出路，租住私房。私房的存在缓解了住房缺口，显然有益于新社会的稳定。这也正是共产党进城后本打算没收私房，共产分配，而后来并没贸然行事，仍允许私房合法存在，让房主照旧出租多余房屋，收取租金的根本原因。正因为有大量私房存在，房主与房客共享了体制外不受党文化影响的居住空间，在五十年代初，像开通巷这样的街巷，以及61号院这样的四合院，才得以旧风犹存，房主与房客相安无事，安享其久已习惯的日子。
但由于计划经济实行“低工资、高福利、高就业”的政策，如何让众多低工资收入的国家职工在租住私房的同时也能享受到体制内的福利，就不可避免地碰到了“低工资”与“高福利”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因此，如何极大地降低私房租金，如何由政府全面操控私房的出租，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共政权的建立及其巩固，一直靠的是暴力支撑的掠夺经济。解放军进城后，主要没收所谓官僚资本的大量房产，率先满足政府办公和各级官员及其家属住宿的需求。随着革命进程不断升级，进一步的剥夺就骤然落到了普通房主的头上。1957年，官方发言人公开宣称，“城市房屋的私人占有制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并扬言“社会主义不能容忍私房主继续过着剥削生活。”由此敲响了对私有出租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警钟。很多房主都在逼迫性的鼓励下向当地的房地产管理局交出多余的房屋，这些房产从此变成由房地局管理的“代租房”。闫家二门以外的房屋就在这一形势下被房地局代租出去。作为“中介”的房地局从此负责收取租金和维修房屋，自居为“代租”私房的房主，随后逐步完成了对可出租私房的彻底没收。二十四中没有教师宿舍，私房由政府代租之后，我家租住北过厅和南厦屋，每月附给房地局的租金仅有三四块钱。这就是领取低薪的母亲从校方得到的“高福利”补偿。羊毛出在羊身上。表面上看，这是党国赐予体制内成员的福利；实质上论，全都是从私有财产所有者身上剥夺过来的！
闫家的老人相继过世，家中经济拮据，时有入不敷出的问题，面对共产化势头的威胁，子女们经一番合计，卖掉了二门内留给他们的两对檐厦屋。那买家姓陈，陈先生一直经营中药铺，公私合营运动中失去了祖传的产业。眼见这时局变化多端，陈先生抓紧时机，拿出他仅得的一些补偿，立马买下闫家这几间厦屋，好做他与家人最后的退守之地。大院内又增添了一家住户，闫家人全部退入仅存的上房。陈家孩子一大群，大的比我年长，小的刚会走路，前后院的青少年人口随之增加了可观的数字。
大杂院拥挤的空间虽说有暴露私密的缺点，但就五六十年代邻里间的人际关系来看，也有其人情味浓浓的可圈可点之处。我家弟兄姊妹四人，居住空间并不宽裕，从上小学直到后来，我常到后院五舅、六舅的屋内借宿。记得上小学五年级时，六舅住在后院南厦屋靠西边的房间，隔壁是他家的厨房。那间厦屋内也盘一个大炕。当时我从父亲手中得到一套《水浒》，就是睡在那个安静的大炕上，我每天晚上把旧式窗户的木窗扇一闭，神游书中江湖世界，总是贪读到很晚的时候，初次领略了古典章回小说的魅力。五舅是职业运动员，后来转业到西北大学教体育，我通过他在西大图书馆借阅，读了我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很多翻译小说和西方哲学著作。
我们家与住在过厅南边的李家房门相对，合用穿堂内的空间，长期以来，关系都比较融洽。李先生从前经商，后来行医，在东边的房檐下，养了两大缸各色金鱼。他夫人来自河北农村，比我母亲年长好多岁，发式和着装都比较趋旧，特别是那一双“解放脚”，起坐行走，自难与天足相比，人因而显得比较老态。我们都习惯称呼她“李奶”。李奶性情温和，为人慈善，在两家人多年的友好相处中，她对我照顾良多。自来水终于供应到开通巷，我们不必再花钱买水吃了。但管道的铺设仅接通路边的水站，尚无法进入各家的院落。这好容易享有的方便仍有其难以立即解决的不便之处。居民取水，必须走向街头，或两人抬水，或一人担水，都得前往水站，拧开龙头，注水入桶，再把满桶水运回家，倒进水缸，以备饮用。我家的水缸与李家的并置在李家窗外。李家的儿子在部队工作，家里并无劳力。我和弟妹往常运水回家，奉母亲之命，总是添满了自家的水缸，接着也添满李家的水缸。两家人在各方面都互相照应，平日做了什么特别的饭食，常互相赠送，连切开一个大西瓜，也会拿几牙瓜请对方品尝。
过厅的双扇格子门高大笨重，年代老旧，开闭起来吱吱呀呀，不太方便。通常在大白天屋里有人，其中的一扇门很少关闭。家家门外都吊个门帘，幕布般遮蔽在门口。那门帘随季节而应时变换，平时单门帘，炎夏竹门帘，寒冬棉门帘，出门或进门，随手把帘子一揭，抬脚就跷过了门槛。康、李两家人来往频繁，互相走动，习以为常，往往是打一声招呼，就掀起门帘，串门到对方的屋里。对比国内今日公寓楼上那种同一单元不同室的住户楼梯上见了面也不相识的隔膜和疏离，回味大杂院住户的日常生活，自有它那个年代特有的热闹和乐趣。
六
开通巷中段岔出一条向西开通的斜巷子，顺着那狭窄的斜坡走下去，几步路就走到卧龙寺门口。寺门前矗立一座石牌坊，为慈禧太后逃难西安时赐银所建。走进朱漆大门，抬头可见康有为题写的“卧龙寺”门匾高挂正中，四大金刚塑像面目狞厉，雄踞左右，靠墙而立。1949年之前，卧龙寺一直拥有东、中、西三院，占地十六、七亩，殿宇、廊庑、僧寮二百余间，泥塑佛像菩萨像五十七尊。1949后，该寺东院前半部为开通巷小学的操场所占，西院全部充公为殡葬管理处，只留下中院供残存的十余僧人做他们有限的修行。在公有制主导的政权下，房地产所有权向来不受法律保护，对私人和集体所有的房地产，政府随时有权任意调配使用，即使寺庙也难以幸免。我祖父民国年代曾与朱子桥将军主持过修复卧龙寺和在寺内建立佛学图书馆的事务，与该寺主持朗照法师常有来往。我们小孩子常去寺内玩耍，大考前就在那里找个僻静处，背对碑碣，骑在石雕的乌龟头上复习功课。
1966年夏，“破四旧”风暴刮到西安，卧龙寺首当其冲。有一天我路经卧龙寺回家，曾目睹红卫兵在寺内毁坏佛像，焚毁佛经，殴打僧人的整个过程，场面之粗暴残忍令我脊背发冷。该寺经红卫兵破坏，寺僧全被扫地出门，社办企业接着进驻接管，把拜佛的殿堂变成了嘈杂的车间。时隔不久，红卫兵的暴行也殃及我们院落。先是中学红卫兵抄了后院闫家，接着自来水公司的红卫兵抄了我家。我家其实并没多少“四旧”，充其量就是我的满架藏书，再加上父亲爱听的旧唱片，此外再无值钱的和“反动”的东西可抄。为完成抄家的辉煌战果，他们搬走过厅外间破旧的长沙发，母亲娘家陪嫁的梳妆台，厦屋的书桌和木床。那梳妆台制作精致，髹以黑漆的台面上画了几竿绿竹，题了一联诗句，其词曰：“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
文革风暴搅乱了四合院一向的平静，整个社会的失序也波及街巷邻里，房客间多年来和谐相处的关系出现了裂痕。现在前院的房产已属房地局所有，作为房地局的房客，院内的住户无形中也自以为分享到公有制赋予他们的某种所有权。巷子南头的城墙有一段在暴雨中倒塌，趁着时局混乱，有些住户私自偷窃城砖，擅自搬回家使用。柴太太生了一大堆男孩，家里劳力强壮，趁那股打砸抢的乱风，柴家也搬回很多城砖，准备施工盖房，看中了我家东窗外天井处那块地盘。那里的水井早已成为废井，每当炎夏之日，我们常利用井下的空间冷藏食物，比如将剩饭菜放进竹篮，吊到井内过夜，多少可起到防馊保鲜的作用。
柴家为盖房，未经其他住户允许，径自将这井口用石墩封住，要在井台上那席大一片空地上盖间棚屋。这棚屋一旦盖成，势必挡住我家东窗外的光线，我们自然强烈反对，出面阻拦。两家人因此当众争吵起来，争吵之际，他们居然动用文革造反话语，对我家肆意政治揭短，给我们扣上“反动家庭”的帽子。当时我父亲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入水厂的牛棚；我是被大学开除的反动学生，在劳改窑当就业工人。我们的脚跟没人家硬棒，最终没挡得住柴家施工，干瞪眼看着他们把棚屋强行建成。
另有与我们分据南厦屋的一家人，那家的女人比较蛮横，紧跟着效法柴家，也在李家的东窗外盖起棚屋。李先生已经去世，李奶无可奈何，只有眼看着那块曾经养金鱼的空间被棚屋吞没。我家丢了前面天井的空地，多年之后，却也跟风效尤，在过厅后窗下加盖厨房，占了一部分天井，因而曾一度引起陈家的不满。居住空间的狭窄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院内房客只顾在户外扩建棚屋，一任那大煞风景的违章建筑粗劣建起，不只败坏了四合院的整体格局，也闹得各家人离心离德，丧失了往昔曾有的和气。
房客画蛇添足的作为拙劣前呼，房地局伤筋动骨的改建大肆后应。为扩大现有的室内空间，房地局对前院的房屋进一步改造扩建。他们的建筑队首先封了61号院的大门，把宽敞的门道并入王家所住的门房。在门房与厕所之间，开通一狭窄的门道，在转移到南边的入口处装上简陋的大门。不再有高大的门楼，那旧门扇也特别寒酸，出出进进，都让人感到有损四合院应有的门面。其时街巷门牌重新编排，61号先改成80号，后又改成78号。
78号院的大杂院化从此一直恶化下去：前院的两对檐厦屋全部拆掉格子门窗，檐墙在台阶上向外拓展，宽台阶变成窄台阶，新建的檐墙换装上破旧的门窗。
同样出于扩大居住面积的需要，后院两家人也改建了各自的房屋。陈家拆除二门，拉通前后院，改建了他们的两对檐厦屋。闫家把上房整个拆除，重建了两排厦屋，老三、老六住南边一排，老二、老五住北边一排。原有的庭院变成两排宿舍中一条夹道。在已经缩小的后院内，闫家四兄弟生儿养女，他们的第三代人口日益茁壮地成长起来。
从前院到后院，唯一还能能看出四合院原貌的房屋，只剩下母亲与李奶所住的过厅，那几扇岿然独存的格子门积尘散落，垢迹斑驳，依旧牌楼一般框范住穿堂的入口，敞开那走向后院的通道，在每一处颜色暗褐的木头上铭刻下岁月的沧桑。
七
我家弟兄姊妹四个人早已各自成家，先后从78号院搬出，父亲去世之后，独有母亲留住在那间过厅内过她的日子。大杂院里外的环境日益显得败落，几十年过去了，居民仍得提着水桶，从水站运回饮用的自来水。我在交大教书，离那里较近，常回去给母亲的水缸添水。巷内的街边常堆满垃圾，道路也不如从前宽敞。院内现存的每一间房屋都经过了拙劣的改建，屋外更有附加的窝棚，唯独茅房的死角无人关注，无法改善，照旧又脏又臭。只是蹲茅坑的人口越来越少，年轻人逐个搬走，年老人单独留下。母亲的膝盖骨增生严重，行走日益艰难，住在这院子内，仍免不了受那蹲茅坑的洋罪。
1994年夏，我受聘耶鲁，要带家人移居美国。按学校的规定走手续，我得先退掉学校分配给我的住房，校方才给我开出申请护照的证明。我们全家形同被驱逐的房客，由房管科干部在场见证，将公寓内所有的房间腾空，交出房门钥匙，才得以通过手续，拿到证明。我们全家人连带家具什物一起扫地出门，全体搬回78号院，暂时与母亲同住。
6月14日，办妥了护照，我与妻子带上两个孩子告别亲友，走出了开通巷78号院。沉重的行李，轻松的挥别，淡淡的惆怅，畅快的解脱。我们在北京签了证，乘机飞往美国，在康州纽黑文定居下来。我出国不久，我母亲也搬出住了四十多年的租住房，享受到二十四中给退休教师的福利，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买到两室一厅的分配房，迁入新居。我们家在开通巷的房屋租住史至此宣告结束。
2000年我回西安探望母亲，听母亲说，78号院前院的房客多陆续搬走，都迁入分配的或购买的新居，同辈老人中只剩下住在门房的王太太原地留守。房地局为了赚钱，拆除了前院所有的旧房，盖起两层简易楼，出租给三十多家住户。按政策，原有的老住户仍拥有居住权，分得各自应占有的面积，按月给房地局交付低廉的租金。拐了几十年的大湾子，我们这几家曾经租住私房的房客磨蹭到今天，算是拥有了公有房产的永久租住权。包括我们家在内，已有各自新房的原住户都把他们在78号院的租住房转租给新房客，每月可赚到一笔小钱。新房客均来自穷乡僻壤，到西安市打工、做小生意混生活。他们没有本市户口，各方面都比本市居民低人一等。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前房地局指控房主出租多余的私房为剥削行为，现在却翻过来仗着他们的行政权做起生意，伙同我们这些老租户在农民工身上赚钱。风水流转，在今日这个“向钱看”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上，农民工处于社会底层，在迁入城市，转换身份的拼搏中，他们重新沦入他们的父祖辈曾跟着共产党拼命斗争去摆脱的处境，经过那番虚假的“翻身”后，如今又吃起真正的“二遍苦”了。
离开西安前，我陪母亲去78号院看望王太太。开通巷变得更加杂乱，旧屋普遍褪色剥落，新盖的楼房多显得粗制滥造。原来的门楼多已消失，有不少临街房都改建成店铺门面，饭馆、旅社、商店和按摩洗脚房散布其间，构成了以招徕外来户居住和消费为主的城中村。目睹眼前这新旧混杂中正在蜕变的街景，让我一瞥到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低端人口转换身份的众生态。享有体制内福利的老住户纷纷搬走，打工糊口的外来户随之迁入。他们不得不撇下孩子留守乡下，租住廉价的城中村混生活。开通巷学区的学龄儿童因此逐年减少，十几年下来，曾经在碑林区名列重点学校的开通巷小学竟因生源不足而不得不关门大吉，把公有的房地产卖给了经营饮食业的老板。旧有的东西在日益颓废，正在新生的东西还看不出会长成什么样子。
78号院只有门洞，不见大门，两层简易楼住满了外来户。那是一座回形针形的楼房，上下里外涂抹的水泥一片冰冷的铁灰，房间毗连，钢筋加固的防盗窗高筑，一间间恍如囚室。如此设计的宗旨只是为了在有限的空间内住进尽可能多的房客，舒适、美观和人性的因素根本不在考虑之内。王太太住在一楼临街的房间内，墙角下放了个尿桶。她从容缓慢地诉说着往事和现状，额头上仍依稀可见那拔火罐留下的痕迹。她说她多年来在家念佛，常去卧龙寺烧香拜见法师，旧病祛除了不少，身体现状还算不错。母亲与她聊天，我去外面转悠，楼道上碰见一位房客。我问他：“请问厕所在哪里？”他对我说：“院子内没有厕所，要想解手，得到巷口去上公厕。”
今日开通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