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月如霜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闲花落地听无声
——《长江东流去》（上卷）读后
朵儿
这部小说发到我手机上的时候，还是热气腾腾的，作者一改再改，我看到的仍然不是最终的版本。作为一部典型的“留学生文学”，作者用温暖而有力的文字为我们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主人公龚一澄的出国留学经历。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国大陆出国潮的出现，表现中国留学生异域生活的作品逐渐出现，并随着《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作品的畅销而形成一股“留学生文学”热，《人民文学》《小说界》《十月》《收获》等文学期刊都有刊登留学生文学作品，一批年轻的留学生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1989年《文艺理论研究》推出了一期讨论“留学生文学”的专栏，1994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留学生文学丛书”，为“留学生文学”热又添了一把火。如今，距离改革开放已逾四十年，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代又一代留学生，书写了不同的“留学生文学”，建构起独特的文学谱系。如果我们把这部《长江东流去》（上卷）置于这一谱系中进行观照，会发现这部小说能够带给读者很多新鲜的阅读体验。
虽然这部作品也是以20世纪90年代初的留学生活为表现对象，但却呈现出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留学生文学作品不一样的情绪特征和叙事风格。上世纪90年代初的作品，作者群体基本都是从文革中挣扎而出的一代年轻人，他们几乎都经历了上山下乡，身体和精神被特定时代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因此，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知青文学的特征，他们笔下的中国常常充满疼痛的记忆，促使他们想要逃离。比如査建英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都是把过去的知青生活与当下的美国生活交织在一起，构建起回忆与现实的双时空背景，凸显知青经历对异域生活的影响。还有的作者干脆把异域留学经历称为“洋插队”，以揶揄在异国他乡遭逢的艰难困苦。另外，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这批留学生文学作品，大多是写作者对异域留学生活经验的即时反应，作者所描写的多是他们刚刚经历或正在经历的生活，这种即时性反应到作品中，通常会过多强调和表现主人公在异域经历的生活困顿与文化冲突，文学成为他们排解这种生存焦虑的一个出口。即时性既造就了当时的留学生文学作品感性的、鲜活的一面，也不可避免造成情绪的宣泄、主题的单一与重复。这些作品，往往具有充满戏剧性的情节结构和激烈的矛盾冲突，人物前后的遭遇常常形成鲜明对比，由此突出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和那引人向往的美丽新世界。
与之相对，《长江东流去》（上卷）的作者是一位70后，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精英群体的代表，一路名校毕业，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申请出国留学。这样一种成长经历与生活背景，与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相比，在面对异域生活的时候，会产生迥然不同的主观感受。他不需要渲染苦难，并用国外看似光鲜的人生去弥补曾经遭遇的艰难过往。另外，《长江东流去》（上卷）的作者虽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即赴美求学，却在30多年后才开始回顾过往的生活，书写那段人生经历。经过岁月的沉淀与打磨，往事如一幅画卷，徐徐展开，生活的粗粝感被时空过滤，留下的是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淡定与通透。这种情绪特征是经过理性打磨之后对生活的重新观照和诠释，使得这部小说的叙事总体上也是不疾不徐，从容有度，所有的悲喜冷暖，痛苦与磨难，都在作者舒缓的文字中娓娓道来，读来颇有一种“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之感。
作者并没有刻意突出文化冲突带来的“边缘人”感受，也没有过多描写异国他乡的光怪陆离，作者不是靠“新奇”感和充满戏剧性的情节来吸引读者，而是把焦点置于龚一澄这位杰出青年的奋斗和成长经历上，整部小说可以说是主人公龚一澄的心灵史和成长史，同时也是当时中国无数海外学子的典型，通过龚一澄的经历，我们可以感受到20世纪80至90年代的中国社会风貌，也能感知更深刻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变迁。龚一澄们的人生际遇与命运走向虽然因留学背景略显特殊，但是个人主体在面对生活困境的时候，如何积极乐观地抵御挫折，不屈不挠，勇敢前行，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问题。每个人都会经历艰难困苦、起伏高低，不因民族、性别、人种而有区别，这是这部小说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之处，也是其在情感结构上与之前的留学生文学形成差异之处。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台湾留学生文学注重突出的是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无根的漂泊感与悲剧命运（如白先勇的《纽约客》、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80年代末、90年代早期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文学，更多描述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差距与文化传统对留学生们的强烈冲击，以及在两种文化间不断拉扯的“边缘人”心态或者暴发户心理（如苏炜的《远行人》，小楂的《丛林下的冰河》《到美国去》，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长江东流去》（上卷）则着重凸显出一种积极、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作者没有刻意描写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异与冲突，也没有像之前的小说一样，要塑造一个截然不同的西方人来突出小说主人公的民族特性，甚至把西方与中国、西方人与中国人置于强势与弱势、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的位置上。这部小说中出现的众多人物，既有大陆的，也有台湾的，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既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作者消弭了外部标签可能带来的对小说人物的刻板印象，用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待不同身份的人物及其命运，老老实实通过人物行动塑造人物性格，用个体差异取代民族差异、种族差异、文化差异，真正实现了所谓文化自信，这是这部小说一个鲜明的特点。因此，小说中人物众多，但性格都较为鲜明。同样是美国高校中的华裔教授，差不多年龄，又同样是中国大陆的文化背景，钱家乐与韦敏莉却截然不同，一个正直善良，爱才惜才，一个却为名为利，笑里藏刀，居心叵测。小说主人公龚一澄，是一个真诚乐观的青年，他积极向上，志存高远，却脚踏实地，从不桀骜不驯、轻佻狂薄。他身上能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君子”美德，与“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的宏阔境界不谋而合，这大概也是作者对小说主人公寄予的厚望。
作为70年代生人，《长江东流去》（上卷）的形式也颇有70后特征。这代人一方面深受中国传统文学形式影响，三国水浒的章回体样式仍然深入人心，一方面又在改革开放的东风中接受更多新颖的文艺形式和内容。因此，《长江东流去》（上卷）创造了一种类章回体小说结构。在整部小说之前，作者引用了数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诗与歌词，类似《三国演义》开篇的那首“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总领全书的故事基调，同时隐喻作者永远的“中国心”。在每章开头，作者也都引用诗文，这些文字格式不限，形式多样，出自诗歌、小说、流行歌曲，电视剧台词等等，既是一种独属于70后的文化符号，又已沉淀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中，比如《上海滩》主题曲，不仅文字内容充满抒情和浪漫主义色彩，而且歌曲既有大气磅礴之势又不乏百转柔肠之态，为静态的文学阅读引入了动人的音乐旋律，可以引发读者无限荡气回肠的畅想，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妙。章后分节，每一节作者也精心安排了小标题，虽然不像章回体小说的标题是两句严格对仗，却也独木成林，充满了中国文化意蕴，比如“关关雎鸠”，引入了朦胧的初恋对象。“黄盖找到了周瑜”，隐喻一段求职经历，如此等等，这样的标题既精准诠释小说内容，又不落俗套，读后常有会心之感。
作为作者的处女作长篇小说，《长江东流去》（上卷）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作者在这部小说的序言中提到，他期待“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折射出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在第一部中，时代的琴弦已然拨响，而身处其中的龚一澄们也早已成为我们这个大时代的弄潮儿，在各个领域成就斐然，各领风骚，凸显出新时代异域华人的新面貌。作为一个与他较为熟悉的人，我既为他已经写出的这部厚重的作品感到欣喜与骄傲，又期待着他后续的两部作品尽快问世，因为我知道，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加油，龚一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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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作者之间，有个第三只眼，叫做评论家，通常扮演让人发怵的角色。朵儿是当代文学评论大家，尤其是海外文学这块儿，让人躲不开，只能硬着头皮交作业。朵儿认真，看完了有一阵子没吱声，原来“考古”去了，把历年写得入眼的作品又捋了一遍，再给《长江》号脉诊断，看这娃儿几斤几两、落地后还能否站稳……然后洋洋洒洒开了个方子如下，让人心悦诚服，评论的确是一次再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