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人 邢夫人
王夫人的影射原型,为天启皇帝,朱由校。
作为著名的木匠皇帝,天启其实在明史中是被污名化最严重的明帝之一。
其实对比崇祯,就可以看出,天启是有些大智若愚的。在东林党制约皇权和宦官干政之间,他很聪明的选择了后者。一边干着木工,一边利用魏忠贤平衡朝局。很多人将魏忠贤祸乱朝堂当作朱由校昏庸怠政的典范,其实不然,魏忠贤的所作所为绝非是绕过了明熹宗朱由校,反而是在朱由校的默许下完成的。
红楼书中的王夫人,本应是荣府正经当家人,但是平时却以吃斋念佛为主。家中的事务都放权给王熙凤去做。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很多细节可以看出,貌似人权财权管理权都在王熙凤手里,可是王熙凤遇到事情却都要请示和禀报王夫人。小事上凤姐舞弊营私是有的,但是府里的大事都是由王夫人在做决策。
正是因为天启重用阉党牵制文官集团,尤其是制衡东林党,所以后来被掌握话语权的东林党抹黑的很厉害。史书给天启的两个标签,一个是文盲,一个是木匠。
其实天启是不是昏庸,看他回复袁崇焕的平辽方略可以知道了。袁崇焕曾给朱由校上书建议屯田,以辽东一地压制后金。这份奏疏中袁崇焕只是提到了屯田的利弊,但是并没有具体的方案。这和后来忽悠崇祯“五年平辽”一模一样。
天启帝很快提出了六个很有技术含量的问题,涉及到军事方略,经济发展,民心聚散,武备安排等各个方面。比如怎么防止后金围点打援来抢粮食,在敌人来袭时,怎么保护城堡外的耕地和平民等。“向以防守方殷,故着从容议行。但向后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袁崇焕当时哑口无言。因为他解决不了,然后天启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 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就是警告袁崇焕想取胜没那么容易,最好还是踏踏实实做事。
红楼梦里作者借贾母之口,对天启的被污名化,从侧面做了评价:
第三十五回,贾母对宝钗评论到王夫人时说:“你姨娘可怜见的,不大说话,和木头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显好。”
这里作者想表达的是:天启很倒霉,被文官们贴上了文盲和木匠的标签,在史书上被黑化的很厉害。
第四十六回,贾母对薛姨妈说:“你这个姐姐她极孝顺我,不像我那大太太一样,婆婆跟前不过是应景儿。”
此处把王夫人和邢夫人放在一起对比,就是表明作者的态度,真正治理好国家的是天启(极孝顺),而误国的则是那些沽名钓誉的东林党人(邢夫人不过是应景)。
另外,作者还有两处评价王夫人的性格:
第三十回中: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
第七十四: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之人。
关于这两处具体情节分析,放到金钏篇和晴雯篇再详谈。
这里只说说作者对王夫人性情的描述:宽仁慈厚,天真烂漫。
这也符合天启帝的性格和人设:十六岁登基,年轻天真,却又帝王的心胸和雅量。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有御史上奏说,内外朝一起山呼万岁,乱糟糟看着闹心,好比巫师做祷告一样,太不像话了。朱由校一听十分生气,批评这位御史“无人臣礼”,打算让锦衣卫锁拿问罪。
内阁首辅叶向高知道这件事后,为御史辩护:“御史迂腐,不足深罪。宰相肚若好撑船,则圣上之肚当天空海阔,无不容纳,岂以一二语言计较言官哉!”朱由校听了这些话,最终还是下旨赦免了这位耿直的御史。
另外刘姥姥对王夫人的评价是:“二小姐着实响快,会待人,倒不拿大.如今现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听得说,如今上了年纪,越发怜贫恤老,最爱斋僧敬道,舍米舍钱的。”
这是影射了天启朝,魏忠贤大力改革税收制度,减轻农业税。关于这一点,在凤姐篇细论。
另外,就夫妻冤家论来说,天启显然并不热衷做皇帝,利用魏忠贤控制朝政。跟贾政所代表的执政理念显然是相悖的。
下面简单说一下癸酉本里,有关王夫人的情节。
首先,癸酉本二十八回里,王夫人是赞同宝黛的婚事的,不过要嘱咐黛玉几句,希望黛玉不要纵容宝玉,要引导宝玉入正道。
这应该是影射天启临终前嘱托崇祯:“吾弟当为尧舜”,并且“再以善事中宫为托,及委用忠贤语。”
朱由校临终嘱托朱由检是: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言外之意,千万不要杀魏忠贤,遇到大事的时候,他能够帮助大明朝。这是天启给崇祯的治国建议。可惜崇祯没有接受。
再后文,王夫人被金钏的鬼魂拖入水中,虽然被救起,但是不久便病逝了。
影射天启落水而死,天启五年朱由校到西苑游船,到了湖深处,受到风浪影响,船体晃动,朱由校和两个太监落入水中,两个太监被淹死,朱由校被及时救了上来。从此,朱由校落下了病根,两年后一命呜呼。
邢夫人
邢夫人的影射原型,是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中,偏狭自私的那一部分。
首先,符合贾母的夫妻冤家论。东林党和福王一脉,从国本之争,到拥立弘光政权,都是冤家对头。
再来看看书中对邢夫人的描述。
在第四十六回,作者借凤姐之口描绘出邢夫人的性格秉性“邢夫人禀性愚犟,只知奉承贾赦以自保,次则婪取财货为自得,家下一应大小事务俱由贾赦摆布。凡出入银钱一经他的手,便克扣异常,以贾赦浪费为名,“须得我就中俭省,方可偿补。”儿女奴仆,一人不靠,一言不听。”
邢夫人的人设“秉性愚犟,只知奉承贾赦以自保”,贾母说她是:“倒也‘三从四德’的,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 ,“婆婆跟前不过是应景儿”。
这里说邢夫人奉承贾赦并不是说东林党奉承宗室或者帝王,因为东林一向以谏言和清流自居。而是如同贾母讽邢夫人过于三从四德的贤惠,是说她只是表面上遵循礼法下的妇德,但是并不是真孝顺。暗指东林党人热衷维护他们自以为的道德礼法,其实是沽名钓誉,道德绑架。属于口中有忠义,胸中无良策。东林党很多人入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质业绩,而是以攻击同僚,放言高论,犯颜直谏,“直名震天下”,然后自封治世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就可以立见太平。其实是“卖主求直”。也是宝玉所骂的那些明朝以“文死谏”以博直名的文官。“婆婆跟前不过是应景儿”同样也是说这些人对于治国,并无实际益处。
其次,婪取财货为自得,凡出入银钱一经他的手,便克扣异常。
这个应该是影射东林党抵制工商税,致使国库空虚,边饷不济。增加农业税,加重底层农民负担。并且东林中人,不乏贪污之辈。
先说一下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即东林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士绅和富商豪贾的利益,所以“东林党维护自身利益,抗拒商税使得明廷财政困难,只能摊派农民,从而激起农民起义,导致明朝灭亡。”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全然公平。
明末财政紧张,却收不到工商税,主要还是因为朱元璋所建立的内敛、消极、迁就小农经济的财税制度。洪武帝建立了一套自秦汉以来最为落后的财税体系,其要点是超低商业税、以实物征收为主的农业税、外加全民服役。
到了晚明之际,朱元璋的财政政策已被局部突破,但工商税在财政岁入中的比重仍然极低。此时,海外天量白银流入,江南商业相当繁华,而政府财政严重匮乏,改革税制势在必行。财税改革的正确方向当然是彻底摆脱朱元璋体制,将国家财税的重心转向工商税。
万历初期,张居正的税务改革,即是从重点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张居正一死,东林党人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士绅富户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万历皇帝开始以太监为矿使,派驻各地采矿,从财政与税制近代化的角度来说,万历皇帝想积极开矿与开征商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万历皇帝派出的矿监税使搞得天怒人怨,才引发东林党人强烈抗议。东林党人对矿税的阻挠与反对,是确实存在的,这一点无可否认。主要的原因是,1)矿监税使盘剥过甚,2)东林党人的薄赋理念,3)东林党人多出身于东南士庶绅商家庭,不必否认其倾向性。
天启初年,东林党借移宫案全面执政,废了矿税,但当家方知柴米贵,不到一年光辽饷就花了200多万两银子。内阁首辅叶向高感慨:神宗皇帝当年大力征收矿税,我们都大力反对,觉得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的,还收那么多银子干嘛?这几年辽东用兵,才知道辽东战争就是财政的无底洞。
及至在魏忠贤当权的时期,魏忠贤可谓是想着方子帮皇帝捞钱,当然这其中他自己也会中饱私囊(王熙凤篇再细论此事)。但是利用这些矿监,税使,通过向有钱人征收商税,海外贸易税,使得明朝的财政在天启年间出现了好转。无论魏忠贤的初衷是什么,但是从结果来看,他的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效果,而且并没有加重农民的负担,这是极为关键的一点。有钱之后,大明朝的军队也就有了战斗力。在对付满清的战争中,由于军饷得到了保障,再加上任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将领,大明军队开始变的能打仗了。在和满清的战斗中,明军的胜率开始提高。
而当崇祯登基,阉党倒台,东林党再次掌权之后,他们一句与民争利,就把这些政策全部抛弃。缺少了这些收入之后,明朝政府再次变成了入不敷出的状态。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只能想办法开源!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政府为了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只有增加“三饷”,但皇帝也对根深蒂固的东林党没有办法,而不能增加工商税的话,就表示只能增加农业税。根据历史记载,明末时期,农民的农业税已经达到了“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的程度。这般夸张的赋税,不用想也知道老百姓是难以生活的。
另外,东林党一向以清流自居,其中大部分确实还是清廉的,可是也不乏贪污蛀国之辈。比如东林党早期领袖李三才,曾上折痛陈矿税之害,折中写道:“陛下爱珠玉,人亦爱温饱;陛下爱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储?”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直谏口气如海瑞的清流,《明史纪事本末》说他“多取多与,收采物情,用财如流水”。《明史》说他“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
所谓“性不能持廉”,乃指其经济上不清白。尽管李三才并不以贪墨著称,但他家境甚是富有,据说其家财价值白银470万两,大略相当于天启时期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纵使李三才的父亲是商人,也不可能赚到这么多银子。李三才至少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嫌疑。
总结下来,明末的财政困难,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朱元璋建立的财政制度,皇室宗藩的靡费,外加小冰河期带来的灾荒和战争。万历皇帝只是想到矿税,却无法建立相对公正一点的财税体系,更不能发展出一个重商主义的政府去拓展市场、商业与金融。而这期间的东林党人,或因为祖制,或因为自身利益,不但没有积极地推动税制改革,反而驱虎吞羊、杀鸡取卵的去增加农业税,给本就千疮百孔的晚明添加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不过,东林党人虽然没有起到好作用,但是把明亡的责任全都推到东林党头上,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回到红楼书中的邢夫人,作者写其是悭吝贪婪之辈,但是显然贾府的财政权并不掌握在她手中,而是在王夫人和王熙凤手中,邢夫人并没有机会贪污太多。这是说东林党并未从中央财政中贪污。不过凡她经手便克扣异常,是指东林以及其背后的士绅富户,看重自己的财产,拒绝纳税,即使国库空虚,他们也是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
贾府后来的财政危机并非邢夫人造成,而是因为:田庄减产(对应崇祯年间旱灾蝗灾),元妃省亲(对应辽东战事),子弟败家(对应皇族靡费),下人贪污(对应吏治腐败)。所以作者并不认为东林党在这一点上要对明亡负责。
最后一点,“儿女奴仆,一人不靠,一言不听,”这是指东林党排除异己,凡是那些思想上不跟东林一致的官员都会被他们排斥在外。
在明朝中后期,党争是一个躲不开的话题,从明世宗开始,明朝的政坛上就不断党同伐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甚至南明时期。在这之中东林党是最著名的一个集团,整个集团和阉党的斗争将整个国家拖入了灭亡的深渊。
探春在抄捡大观园时,发表的那一番感慨:“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便是作者借探春之口,反思明末党争加速亡国。(当然也符合探春影射的隆武帝身份,这个放到探春篇再细论。)
除了凤姐对邢夫人性格的描述。红楼书中还有一些关于邢夫人的情节:
红楼书中七十回后,邢夫人各种明面排挤王熙凤(嫌隙人有心生嫌隙),暗处挑战王夫人,乃至派王善保家的监督查抄大观园(惑奸谗抄检大观园),都可以看出,东林党在明末这个大厦将倾的时代,所起的作用绝非正面。
八十回后的故事中,邢夫人虽然继续排挤王熙凤,并且主张贾琏休掉凤姐。但是还是认真配合贾政持家。无奈其能力不济,并且不断激化贾府和贾环母子的矛盾,最终死于流寇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