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饥荒究竟死了多少人？》

三年饥荒究竟死了多少人？先要了解毛泽东治国用的五虎上将。

一谈到毛泽东的五虎上将，一般人马上会想到国共大战、逐鹿中原时的几位名将：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粟裕和陈赓。 这些将领在不同的战役中展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和战力，为毛取得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

枪杆子得天下之后，治国时毛重用的是另一拨‘五虎上将’：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毛委任这几个爱将担纲封疆大吏、省委第一书记，大放卫星，忠实贯彻毛的左派幼稚病路线、方针、政策。 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成为毛的爱将，破格重用、提拔。

大跃进失败后，到毛对刘邓反攻倒算的文化革命时期，又换上另一拨‘五虎上将’：林彪、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谢富治。。。

对于前、后两拨五虎上将，中国人无不耳熟能详。这里介绍的是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毛的爱将的‘光荣、伟大、正确’的贡献。

1. 先说说河南的吴芝圃：党内斗争的胜利者。

吴是河南杞县人，生于1906年，死于1967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担任多项职务，所谓‘大跃进’时任河南省省长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大跃进期间，当时河南省委内部出现以建设速度的争论，在激进的吴芝圃和稳健的潘复生之间，党中央出面支持激进派在河南的领导权和作为。結果河南當地躍進運動大失誤、大失敗，生產大倒退，非正常死亡兩百多萬人。吴某在“大跃进”期间以奉行极端激进的政策闻名，被称为“左王”。然而，这些政策导致了河南省的严重饥荒和非正常死亡事件，尤其是“信阳事件”，使他备受争议。在1961年，他开始检查自己的错误，并承认对河南的灾难负有责任。表示他的所作所为“对不起河南人民”，“对我处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然而，吴芝圃在1979年还是被平反，恢复了名誉。

“信阳事件”曾见之于中央红头文件，事后中央对当时直接责任的地方党干特别作了处分和结论。但对省委大员，只是调到别处为官了事。因为他们心知肚明：真正的责任在党中央、根子是在毛本人的极左路线和指令。

1958年，吴芝圃提出了极为激进的口号和目标，包括“一年实现‘四、五、八’”（即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以及水利化、除四害、绿化、消灭文盲等“四化”目标。他还声称河南一年内可以实现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绿化等“十化”。这些高指标严重脱离实际，导致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而虚报浮夸。例如，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小麦亩产3530斤的“卫星”，西平县和平农业社更是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超级卫星”。1958年河南全省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281亿斤，而河南省委竟然吹估为702亿斤； 1959年河南受灾，粮食产量只有240亿斤，但是吴芝圃硬是估产为450亿斤。这些虚假的高产数据不仅误导了上级决策，也加剧了基层的浮夸风。

为了上交粮食的数量能符合干部们虚报的产量，吴芝圃推行高征购政策和“反瞒产”运动。1958年至1959年，河南省委年年虚构粮食高产，在粮食大大减产的情况下，依然要求农民完成高征购任务，导致农民的口粮、种子粮全都被征走，春耕生产和群众生活都陷入极度困境。1959年秋收后，信阳地区出现了大量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但吴芝圃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却推说这是农民瞒产私分导致的，当信阳已开始发生非正常死亡的时候，路宪文还在推广确山县所谓反瞒产万人大会的错误经验。全区各县相继召开了52次万人、双万人大会，到处斗、逼干部和群众，直到把群众的口粮挤光收净。在饿死人的事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地委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反而加大‘反瞒产’的力度，直接导致信阳出现大面积饥荒和村村饿死人。

1958年毛发动的‘全民大炼钢铁’群众运动的‘土法小高炉’左派幼稚病场景实拍。

1959年到1961年期间，河南有多少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光是信阳一个地区饿死的就有105万。信阳的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打击。据调查，全区大牲畜损失24.6%，家禽、家畜损失70%以上。大量良田荒芜，生产资料被严重破坏，许多村庄的树木被砍伐一空。基础设施与生活资料损失：房屋倒塌和失修现象严重，生活资料匮乏，许多家庭一贫如洗。吴芝圃后来在检讨书中也承认：“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戴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这一惨剧震惊全国，但吴芝圃却将这些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声称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掩盖自己的错误和责任。

吴芝圃在信阳事件发生后，下令封锁消息、隐瞒灾情，阻挠中央调查组的调查。坚称信阳地区的形势“一派大好”。在吴芝圃的授意下，路宪文专门召开会议，要求各邮局严格检查邮件，凡是发往北京的信件一律扣押，以防止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灾情。扣押的信件多达12000多封。为了防止农民逃荒导致饿死人的消息传开，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到处设岗拦堵，并且命令：只要是离开信阳的人，全部拘捕殴打。吴芝圃指示路宪文将饿死人的责任全部推给自然灾害，以此来推脱责任。吴芝圃还支持路宪文把敢于说真话、敢于为民请命的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停职，压制基层干部对上面反映真实情况。

1960年2月，刚刚复职的张树藩陪同国务院内务部的郭姓处长来到信阳淮滨县检查救灾工作。张树藩向郭处长如实反映了信阳地区大概饿死了不下几十万人的惨状。郭处长迅速返回北京汇报情况。随后，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两个处长来信阳调查饿死人的问题。然而，在调查期间，省、地委依然多方设置障碍，掩盖真相。两位处长经过3个月的逐县逐社的艰难调查，基本查清了信阳地区饿死人数超过105万的惊人真相。

即便在中央调查组介入后，吴芝圃声称省委对这些问题“全不知情”，将责任推给基层干部，指责他们欺上压下、弄虚作假、隐瞒灾情。以至于在固始召开的万人控诉县委书记杨守绩的会议上，杨守绩忍不住插话说：“吴书记，你真的不知道吗？”吴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直到1960年11月，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特别是针对信阳事件等严重问题，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之后，吴芝圃才被迫承认有错误。然而，在中央多次要求严肃处理信阳事件相关责任人时，吴芝圃仍然拖延不处理。不仅没有及时处理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1960年3月发现固始、潢川出现浮肿病和死人现象后，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扭转局面。这种做法，进一步加剧了信阳地区的灾情，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更大的苦难。

当时毛在得知信阳事件的真相后，却定性信阳事件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阶级斗争’表现。他心里明白：这是一场“人祸”，而非“天灾”。却把一切责任推到所谓‘阶级敌人破坏’上面，主要源于所谓‘阶级敌人篡夺了部分基层领导权’。要求在信阳地区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坚决揭露和惩治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

对信阳事件追责。在河南，共有13万干部受到审查，其中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处刑罚。信阳地委行署中，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开除党籍，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除张树藩和纪委书记外，其他人员全部停职反省。此次事件中，共有12名县级干部被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死缓），其余人员则被撤职或停职反省。相比之下，代表党的‘永远正确’领导的河南省委和吴芝圃本人只得到了很轻的职务调整。1962年吴调往中南局，担任中南局文教书记。

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吴芝圃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悼词中居然说吴芝圃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为发展河南和中南地区的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共中央决定推翻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为其恢复名誉。。。

2. 安徽的曾希圣：情报高手治国。

曾希聖（1904—1968)，湖南兴宁人，早年留苏的中共情报骨干，长征时破译国军电码使红军几次逃过危机。大跃进时期安徽省的主要领导人。毛用情报军头信得过的爱将治理一方，成了封疆大吏。

1958年冬，曾希圣滥用民力兴修水利，计划8亿土石方，上报数字却是64亿土石方。1959年4月29日，内参《党内通讯》文章，指出当时全国在农业生产上搞浮夸。曾希圣扣发文件不往下传达。还将反浮夸风的副省长张恺帆打成反党集团。曾希圣在‘大跃进’期间积极推行毛的极左路线，导致数百万农民在三年大飢荒時期饿死。中共官方出版的《安徽省志·人口志》承认当时安徽407万人被活活饿死。

现代的许多人不相信中共当时居然饿死了三千万农民之多。但是中共自己的文件承认光是安徽一省就饿死407万，如上述中央调查组发现仅仅河南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105万，用民兵持枪不许农民逃荒的事实，河南一省至少也饿死400-500万。中国有23个省：如河南省、四川省、山东省、甘肃省等灾情、人祸最为严重。另有5个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灾情也很严重。28个大省区总计，至少也饿死了三千万农民。据人口统计文件，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约1000万。1960-1961年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估计在1500万到5500万之间。

所以，中共饿死百姓三千万的数字，还是大大低估了的！

由于中共对百姓的残酷统治，三年就饿死百姓三千万到六千万，还未计入中共历年搞各种‘运动’、‘文革’、‘整风’、土改、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弄死的几千万，合计起来，比世界大战死难人数还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总死亡人数约为1600万人，约900万士兵和700万平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总死亡人数为5000万左右，其中约2500万是士兵。

鉴于曾希圣整治农民犯下的罪恶，刘少奇曾下令处死他，但毛把他保下来，调到灾情同样惨重的山东省当第一书记，以代替在山东搞死很多农民的原第一书记舒同。1960年9月成立华东局，曾希圣兼任华东局第二书记。1960年11月，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领命扭转山东饿死人的局面。對於曾希聖由安徽調職山東，研究救災的學者周飞舟写道：“灾荒比山东更为严重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竟然被调到山东去当第一书记救灾，可见其人隐瞒本省灾情的本领之高。”

3. 四川李井泉：政工干部治国。

国共内战时期，任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晋绥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政治委员。

李于1952年擔任第一任四川省省長、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长期主持四川工作。在此期间内，他紧跟毛的各项政策，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不遗余力，尤其是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紧跟毛泽东批判彭德怀。1960年后他升任中国共产党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有权力的领导，人称“西南王”。在浮夸风中，他于1959年宣布在四川取消已发的粮票，引起群众极大不满。

李在大饥荒时期，在四川粮食储备极少的情况下对于中共中央派给四川的粮食征购任务全力完成，虽然保障了中共中央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粮食供给，但反导致了本省因缺粮而造成大量民众因饥荒死亡。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的附录上写有的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四川人口净减少1000万，可见死亡人数不止1000万。在七千人大会上，李被爆出欺瞒中央的丑闻，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对其将四川口粮上调救了党中央的急表示赞赏，终于在７千人大会上在派到四川了解情况的邓小平的保护下安然无恙，未被追究责任。

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毛泽东的私人秘书田家英对李井泉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李井泉在大饥荒时期的表现使得四川省饿死至少上千万人，其本人也与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南省的吴芝圃、山东省的舒同、甘肃省的张仲良齐名。在这苛政猛于虎的五只‘老虎’的领导下，这五个省是大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五个省份，李井泉则从未有任何认错的表示。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离死别的沉痛代价。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

由于李井泉在饥荒时不间断地给中央供粮造成四川人民大批饿死，四川人对李井泉的评价极低，而中共中央反而对其评价很高。1962年，毛泽东听李井泉说四川今年可能增产50亿斤粮食，不无伪善地说：“你们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样多！”1965年，毛泽东在听取李井泉汇报粮食问题时，高度赞赏道：“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功有私。”李井泉逝世后，中共中央在悼词中评价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4. 山东舒同：宣传干部治国。

此人是一个不错的书法家、搞宣传很有一套。历任中共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主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局党校校长等职。1954年被委以重任，治理贫困的山东省，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58年-1959年期间，由于山东省虚报、浮夸严重，几百万平民因饥饿而死。在其主政山东期间，山东省人口从1957年的5500万，减至1960年年底的5000万。1960年，舒同被降为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暂时下放到章丘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提职任命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5. 甘肃的张仲良：军头治国。

张仲良（1907—1983）陕西耀州人。1949年9月调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兼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1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春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953年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1954年5月调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后改任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

1957年打了九万七千个右派（据杨继绳于《夹边沟祭事》纪录片采访）。任内甘肃全省饿死几百万人，是三年困难时期治下饿死人最多的五个地方最高长官之一（饿死全省一千万人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以下，分别是治下饿死以几百万计的河南书记吴芝圃、山东书记舒同、安徽书记曾希圣、甘肃书记张仲良）。1960年12月，张仲良被免职，改任第三书记。1965年8月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甘肃的通渭事件：1965年7月5日，中共县委才就此事件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个报告称：“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 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 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 [65]347号。这一官方文件，有力地驳斥了现在一些人力图为中共饿死几千万人的历史翻案、洗地，硬说那时并没有饿死那么多人，等等等等。

中共甘肃省委在粮食问题上大搞浮夸，1958年粮食产量最初说是220亿斤，后来落实到185亿斤，最后说是完成了110亿斤，实际不到80亿斤。1959年又提出粮食总产270亿斤的大计划，结果离计划更远，比1958年还少。实际产量不高，但征购任务还是完成得很好。在1958年，甘肃省在中央里得到了“由缺粮省到余粮省”的好名声，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认为甘肃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征购任务一完成，口粮、种籽、饲料都没有了。

甘肃省的饥荒在1958年春天就开始了，当时农村就有饿死人和人口外出逃荒的现象。接着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张仲良一直认为甘肃是“余粮省”，不承认农村缺粮，听不进饿死人的情况。只要哪里反映这类情况，就认为这是政治问题，就大搞反瞒产私分的斗争，批判、斗争反映真实情况的人。1959年冬到1960年春，情况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张仲良等却在基层干部的政治态度上找问题的根子，仍然搞高指标、高征购，坚持左倾蛮干的作法。直到1960年7月，才被形势所迫，作了一次检查，向中央写了《关于检查一个指头问题的报告》，当时发生严重问题的县有13个，只报了9个；报告还说外流人的人口多半已经回来了。他们一面粉饰太平，一面让农民每天吃三四两粮食，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

　一些干部在反瞒产私分中胡作非为。1960年初，清水县食堂已经没有粮食，还搞反瞒产私分。张树驿公社派公社党委副书记徐效瑞去松河大队支“发动群众、狠抓斗争”。徐到松河以后，一方面到社员家翻箱倒柜地搜粮食，还向公社汇报说查出了11万零920斤粮食，按每人每月22斤计，可以安排到6月底。除口粮安排好了以外，还可以征购5万多斤。为了让公社相信，让总支书记毛文清和生产队长造了一个名册，还代表社员在册子上按了手印，说口粮已经安排好了。结果这个队1月下旬就饿死了44人。毛文清自杀身死。在反瞒产私分中，清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世荣指使总支书记王秉正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30多人，给有些被斗争的社员觜上戴驴笼头，身上驾上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40多人，并私设监狱，把3个生产队干部关押40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20多人，致死2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6人。这个县有些社队比白驼公社更严重。干部掌握了勺把子、秤把子，剥夺了社员的吃饭权。这些人残害群众的刑罚有100多种，其中有：在脸上刻字、拨头发、拨胡子、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淋开水，最普通的刑罚是扣饭、扣粮。问题被揭发以后，省里按中共中央的精神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在清水县进行了“民主革命补课，并将补课的经验在全省推广，称之为“清水经验”。

　　1959年在农村饿死人的时候，张仲良、何承华在河西地区检查工作，和张掖地委书记安振一起，提出把农村供应比例由80％、90％压缩到20％。为了证明农村有粮，何承华让人写了《农村一瞥》，极力粉饰太平。1958年省卫生厅到农村检查，写报告说浮肿病是“营养不良、劳动过度”造成的。省委常委会讨论时，对这个看法作了批判，说“这是攻击大生产运动”。有些地方群众向上级反映饿死人的情况，就封锁、打击。高台县县委第一书记杨某派干部到邮局扣押、修改群众反映生活问题的信件1万多份。这件事反映到省委，省委听之任之。

　　从1958春年到1960年底，“全省四分之三的地区严重缺粮。全省1300多万人口中，有700万人口每天口粮在7两以下（16进位，7两相当于10进位的4.375两）。没有食油，没有蔬菜，没有肉，这点粮食是繁重体力劳动的唯一能源。许多地方群众食不充饥，衣不遮体，屋不避风，成千上万人外出逃命，浮肿大量发生，疾病到处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芜。”在这场大饥荒中，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问题”“清水经验”以外，其它地区也没有幸免。

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大量饿死人以外，其他地方也大量饿死了人，死亡率在5％以上的有六个县、市，占14个县市的42.9％。而且表明，庐山会议以后，继续反右倾，死亡人数增多，即1960年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1959年，死亡率也大大上升。

　　从甘肃省档案馆保存的当年汇报材料的简报中，可以零星地看到饥饿的情况：

　　天水：天水地委1960年12月24日在给“省委生活安排领导小组”的报告中说，马跑泉公社峡口生产队患浮肿、干瘦、子宫下垂等因营养不良造成的病人占总人口24.2％。公粮征购任务只完成一半，口粮每人每月按12斤算，也只能到明年2月份。这个报告说，像这样的生产队全地区有1800多个，占生产大队总数的40％左右。

　　岷县：省委农村工作部于1960年8月19日给省委的《关于岷县问题的报告》中说，岷县的问题十分严重，其中以理川、闾井、南川、南阳等公社最严重。全县患浮肿病的有5万多人。死亡21900多人，占总人口的3.16％。

　　武威：最困难的1960年情况不得而知，直到1962年元月，这里的饥荒还相当严重。中共武威地委1962年1月15日向省委的报告说：“据永昌县委14日电话汇报，该县双贝、朱王堡、红山窑、宗家庄、八坝、焦家庄、西坡、河西堡、水源、陈仓、流泉、西湾、龚家堡、南坝等14个公社，有浮肿病等病人3255人，断炊1876户、8782人，占总人口的11.9％……地委认为，永昌1961年的粮食收成比1960年好，粮食征购任务已基本完成。但是，由于在征购工作中部分社、队把口粮、种籽也征购了，部分社队有些问题是可能的，但总是不会太大。”从这个报告的文字看，像是向省委解释和掩饰这里发生的情况，并不是报告问题。

　　甘南：直到1962年4月，这里还处于饥饿状态。1962年4月8日，中共甘南州委向省委的报告说：“由于口粮安排紧张，人口外流现象仍在上升，疾病也有增长，宰杀耕畜的现象各地都有。由于种籽不足，今年粮食作物面积有完不成的危险。临潭县共缺粮369万斤，州上仅给110万斤，该县长川公社种籽缺142740斤，口粮缺198956斤，共缺341696斤，县上给了114000斤，口粮一颗不安排，只安排种籽26740斤，……由于种籽不足，不少公社和生产队已停止下种。……由于生活所迫，一些农民变卖家产、以物易物。浮肿病、瘦病、小儿营养不良症大量发生。……最近夏河县拉卜楞公社30多人在县里请愿，其它县也发生请愿情况。”

　　临夏：也是在全国形势正在好转的1962年，中共临夏州委向甘肃省委报告这处州保安族的困难：“在全县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个民族的的生活更为困难。……由于粮食问题得不屋解决，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为了保命，拆卖房屋，出卖家具、衣物，甚到卖子女，家的家具卖光，一贫如洗。疾病问题十分严重，患病者占总人口的22.8％。非正常死亡也陆续发生。外流乞讨日有增加。”

　　在枯燥的死亡数字后面是血淋淋的故事。长期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是延安时代的老干部，在1956年至1961年间，她任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委书记处书记。在此期间，由于说真话，一度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0年12月的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平反。在她81岁的时候（1999年），她自费印了一本回忆录《悠悠岁月》，这是一本很有资料价值的书，事情都是她亲身经历的，完全可靠。其中，对临夏在大饥荒的情况提供了鲜为人知的资料。现摘录几段如下：

　　“1959年12月9日，我下放到和政县苏集公社。这里群众没有粮吃，饿得干瘦、浮肿，有的冻饿而死。榆树皮都被剥光吃掉了！有一天县上来电话，说张鹏图副省长要到康乐视察，命令我们连夜组织人把公路两边被剥光皮的榆树，统统砍掉，运到隐蔽的地方去。人都快饿死了，哪有力量去砍树、抬树？我们办不到，留下榆树正好让张鹏图副省长看看。可张省长没有来。当时和政县委书第一书记是薛振田同志，为了保住乌纱帽，竟如此不顾人民死活！

　　有一次，我去临夏向葛曼汇报吃树皮、饿死人的情况。葛曼根本不相信，说那是地主、富农在捣乱，故意制造假情况，是给我们脸上摸黑。我说，讨饭、吃树皮、饿死的都是贫下中农呀。他说，富裕中农不敢出头，故意让贫下中农那样干的。你说的饿死人是因疾病而死，是正常死亡。他还让我去反瞒产私分，把粮食找出来，说在某公社搜出了几百万斤粮食。葛曼整天坐在州委办公室里，不下去看看群众吃什么，不看看群众怎样在死亡线上挣扎，却在临夏大兴土木，营造四大公园：红园、绿园、蓝园等。这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吗？但他确确实实是共产党的临夏州委第一书记。”

　　何承华到河西视察，汽车陷在泥里。群众看是省领导的汽车，许多人奋不顾身地跳进冰冷的泥水，把汽车推出来。他却认为群众能推动汽车，一定有粮吃。就让农民报总编黄文清写了一篇为《农村一瞥》，这一瞥，不知瞥死了多少人。因为他们认为农村有粮食，就不供应了。

　　据中央派到临夏市工作组1961年3月18日的报告，临夏市1959年、1960年两年共死亡人口41381人，占人口总数的8.7％。死亡率在15％以上的有马集、韩集、红台、癿（读qie）藏四个公社。有些生产队和小队人口死亡达三分之一以上。红台小沟门生产队共有人口1267人，死亡414人，占总人口的32％。癿（读qie）藏公社锦光9小队106人，死67人，死亡率63％。全市死绝388户，留下孤儿100多名。有的生产队一天就死20多人，人死后无人抬埋。尹集公社铁寨生产队两个萝卜窖里就挖出60多具尸体。红台公社阳洼李家庄贫农马有卜全家10口人，全死在炕上，尸体腐烂了没人埋。有的妇女死了，小孩还爬在母亲尸体上吃奶。

　　不少地方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临夏市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读qie）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读qie）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癿（读qie）藏公社团结生产队贫农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

　　除了饿死以外，还有打死的。在农村，干部不仅掌握着“印把子”、“刀把子”可以对不听话的群众施以种种酷刑。甘肃省对农民的刑罚有100多种，如：脸上刻字、拔头发、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浇开水等。干部还掌握着勺把子，秤把子，可以随时剥夺农民的吃饭权。对不听话的可以扣饭、扣粮，让他活活饿死。被揭露出来的清水县的问题就比较突出。1962年12月3日甘肃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写道：“清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荣亲自指挥总支书记王秉振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30多人，给有些被斗群众嘴上戴驴笼头，身上驾着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40多人，并私设牢狱，把三个生产队干部非法关押了40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20多人，致死2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6人。有的社队比白驼的情况还严重，那里成了中共坏人统治的天下。”

据一些历史记录和口述资料显示，刘少奇确实曾对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他在一次讨论中提到：“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这句话反映了当时中国在“大跃进”期间所面临的严重饥荒和社会问题。可悲的是，现在中国有不少无知或有意的人们，却刻意抹掉这段血淋淋的历史！

现代有不少人难以相信中共当时居然饿死了三千万农民之多。

但是中共自己的文件承认：光是四川一省就饿死一千多万，安徽一省就饿死407万。又如上述中央调查组发现仅仅河南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105万，民兵持枪不许农民逃荒是事实，河南一省有很多地区，总计至少也饿死400-500万。全中国有23个省：和河南省、四川省、山东省、甘肃省等类似，灾情、人祸也极为严重。另有5个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灾情也很严重。28个大省区总计，至少也饿死了三千万农民。

据人口统计文件，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约1000万。1960-１９６１年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估计在1500万到5500万之间。联合国有资料说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口减少约6千万‘非正常死亡’，恐怕也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由于中共对百姓的残酷统治，三年就饿死百姓三千万到六千万，还未计入中共历年搞各种‘运动’、‘文革’、‘整风’、土改、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弄死的几千万，合计起来，比世界大战死难人数还多！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总死亡人数约为1600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总死亡人数为5000万左右。

中共在中华大地上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滔天大罪，真是千古未有、罄竹难书。抹是永远抹不掉的！

‘苛政猛于虎’，这五只吃人的老虎，害了多少无辜中国人的性命？历史一定会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