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有句云：“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石苍舒是诗人的好朋友，擅草书、隶书，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认为，人的一生忧愁苦难是从识字开始的，因此，只要能写能认自己的姓名就可以了；“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恍令人愁”，这实际上是在称赞朋友的书法的神速和奇妙。
1935年，鲁迅先生在《人生识字糊涂始》中说：“中国的成语只有‘人生识字忧患始’，这一句是我翻造的。”先生所论是识字和读书的关系,建议青少年读书要广泛，不要全钻在故纸堆里；这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对年青人提出读书的意见。
余生也晚，读书甚少；较之父辈师辈们的读，吾之读书尚未入门。尽管如此，但总还算个识字的。识字之后，倒也没有“忧患”和“糊涂”的认知；这只因为自己孤陋，见识浅薄，境界促狭，根本达不到这么高的认知层次。盖忧患者，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糊涂者，要有兼容并蓄的格局。吾侪粗鄙，何敢望尘；只能于路旁溪畔，见些微尘草芥而已。
窃固以为，“人生识字痛苦始”。
“人生即苦”，虽是佛家语，却是人生至理；只要人还活着，痛苦就不会消失。从哲学意义上说，生活的一半甚至一多半是痛苦，没有痛苦就没有人生；有时候连幸福都是痛苦，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只有痛苦的幸福才是最幸福的幸福。既如是，为什么又说“人生识字痛苦始”？佛言人生有所谓八苦，曰“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放不下”；仔细想来，这些苦与识不识字没有多大的关系，当然后四苦识字与否对程度深浅有些影响。
说“人生识字痛苦始”，是依据于人类痛苦的分类而作出的判断。人类痛苦可分为物质痛苦和精神痛苦二大类，饥寒冻馁乃至生老病死等属于物质痛苦，而理想事业名誉地位乃至金钱美色等等之求不得放不下的，大抵属于精神痛苦。物质痛苦是本能，容易消除；精神痛苦是思虑，不易解脱。这里绝对不是说不识字者就没有精神痛苦，而是说识字之后，精神上的痛苦复杂繁冗且深刻沉重得多。换言之，不识字者也有愁，但没有识字者的闲愁；不会多愁善感，伤春怨秋，也没有太多雨愁烟恨，穷愁潦倒。例言之，人生痛苦之最者，当为报国无门、韶华难再、时不我待、世路艰难、英雄迟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精神上的痛苦，又无一不是“识字始”。
一个人如果读过几本书，就比常人多了一些见解和思考，看问题的角度和眼界也有了不同。不识字时，人生理想大多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识字之后，人生理想变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来，就不知平添了多少痛苦。前者无非是买块好地，砌个新坑，虽有困难但有可能实现；后者却是要去改善制度，教化万民，“致君尧舜上，更使风俗淳”，这是很难得实现的目标，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幻想，因为这些目标的实现，除了个人的努力外，还必须要有环境的和谐与外力的凝聚。这种希望渺茫带来的“求不得，放不下”，虽赋予人生以深度和意义，但却有了无尽的精神痛苦。
北宋冯京有《答伯庸》诗曰：“孔子之文满天下，孔子之道满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为饿夫。”诗的意思是说孔子的文章和大道者遍布天下，然而得其文者做了王公贵族，而得其道者却多为为衣食不给的普通百姓；表达了诗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对社会恶劣风气的憎恶。这里的文，个人理解不是做文章，而是文过饰非，投机取巧，吹牛皮，说假话，欺上瞒下，玩弄权术，典型的小人；而道则恰恰相反，是坚守正道，重人品，诚修德，正直贤良，容载万物，因为是真君子，所以永远斗不过小人，从而被社会边缘化。
这实际上就是道与谋的关系，道者，圣人之至道也，重在良心良知；谋者，小人之阴术也，全在权术权谋。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境界，前者高尚，坦荡，后者卑下，阴暗；因为境界的不同，人生的走向也各异。前者多穷困潦倒，后者多春风得意；前者“上下求索”“虽九死犹不悔”，后者“拔一毛助天下而不为”；前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者“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显而易见，前者的人生多是失败，后者的人生多是成功；但是，遑论成功失败，人生都是痛苦的。因为少数善谋者为了自己美好的生活而制造陷阱，多数守道者为了废除陷阱而牺牲了自己美好的生活；牺牲自己固然痛苦，但制造牺牲也很痛苦。
申而论之，识字者于谋于道，大致有四种类型，以明代为例，有道无谋者，如海瑞；有谋无道者，如魏中贤；有道有谋者，如汤和，无道无谋者，如亡国宰相魏藻德。“道”者国之根本，但道鄙视谋，终使其道蹇促；如果有道者同时有些谋，则国之幸矣民之福矣。至于无道无谋者，实为士人败类，多沦为下层无耻文人，良知丧尽，了无廉耻，卑鄙龌龊，坏事做尽，乃全社会唾弃的人渣。而这类无道无谋的人渣，今天依然绵绵不绝，专门制造痛苦，人多不知，这就让“道”更加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