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隆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江南山村，座落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中；两岸青山，一道碧水，那风景绝对是“画图难足”。
在我儿时记忆中，从码头坐船过河，沿着一条小溪，蜿蜒曲折的一条石板道，未及三里，眼前是群山叠翠，前面似乎已无去路。可沿着山脚往左一拐，两山挤压，仅只留下一条小径一道清溪的小“胡同”，“胡同”前进近一里，竟然来到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豁然开朗处，四周小山环绕，中间一片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这就是兴隆大队，一个远离尘嚣但又不僻远的世外桃园。
这个大队四周为山峦环绕，只有这一条胡同般的小道与外面沟通，其余都得越山而过，好在山峦矮小，坡势平缓，出入并不困难。但就是这样一个世外桃园，成就了世外桃园的生活。
对兴隆的前世今生，我不了解，因为1961-1962年，父亲曾被“发配”去兴隆大队当医生，于是，我知道了三年困难时期兴隆大队的超级幸福。
三年困难时期，兴隆大队无一人挨饿，无一家缺粮，而且，全大队守口如瓶，谁也不知道兴隆大队一直在走资本主义的“黑道”（据说也有公社干部知情，看来公社干部也有不同政见者，但这一切今天已无可考。
这个村有个特殊的情况，全村有98%以上的人都姓刘，而且属同一先祖，连那十来户外姓都与刘姓是姻亲；与其说是一个大队，不如说是一个大家庭。宗族势力根深蒂固，满村子都是爷爷奶奶、伯叔婶娘、兄弟姐妹乃至侄子孙子玄孙子。也许正是这种牢固的宗族势力，让这里成了个真正的独立王国。
大队支书是一位典型的庄稼汉，为人正直，干农活是老把式，他在大队是书记，在族里却是孙子辈。支书做任何事，一定会去征求几位爷爷的意见；只要是爷爷们赞成的，全村人都会自觉遵守。
大办食堂时，兴隆也办了食堂，但每户人家的小锅小灶不拆，白天食堂定量而食，晚上回家打个补钉。当允许食堂拆散时，兴隆各家各户锅灶齐备，立即可以分家而爨，未受任何影响。
兴隆不缺吃的，当然也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有关，四周是山，为砂壤，天生沃土，坡势平坦，油茶林下，特别适合栽培红薯，种豆子，林木稀疏处，栽高粱玉米。当时大队全部放开，让社员不占农田，利用山林，种植谷物。虽然粮食上交国家之后，剩余也不太多，但遍地豆菽黍薯，足够村民吃饱。为了应对上面随时的明查暗访，社员所有自种的农作物，一律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播种收获。尽管全大队没有“内奸”，守口如瓶，但外头总会有些风闻；于是，公社干部，加上外面“好事者”，总在有意无意之间突然来到兴隆，田头山下，仔细察看；可无论何时造访，兴隆大队永远都在出“集体工”。
父亲去了兴隆，也许是因为姓刘，也许是村民认为父亲完全值得信赖，更重要的是父亲的医德医术让社员赞佩，大队支书把实情全部告诉了父亲，并把父亲列入了大队社员的同等待遇。尽管父亲的同等待遇对于自家五个“饭桶”儿子来说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足以不会饿死。二哥身强力壮，常去兴隆，省亲是假，扫荡是真，每次一大担，虽然全是杂粮，但也是救命之宝。还有村民不要的青菜兜、细小的红薯、萝卜缨子等，到处都是，二哥一担担运回来；记得有一次二哥带回一袋子炒花生，那种香脆，终身难忘。正是有了兴隆的外援，三年困难时期，我的一大家子无一饿殍；至今思之，犹令人感念不已。
二年后，父亲离开了兴隆，至今已是60年，再也没有去过那风水宝地了，但心中的那座丰碑，永远不会坍塌。当时的支书和爷爷叔伯们，恐怕大多都已作古，想去旧地重游，已不是简单的“童子相见不相识”，而是“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了。
兴隆大队安排住宿的那户人家，我们兄弟管主人叫叔叔，叔叔一家待我们如亲侄儿，只要去了，都在他家吃饭。印象最深的是红薯干蒸饭，木甑蒸，香气扑鼻，顿顿管饱。而且每餐都有荤菜，蒸鸡蛋，腊大肠，更多时候是干鱼仔，兴隆小溪里、池塘中鱼虾丰足，上天的馈赠，让兴隆人的生活充满了幸福。第二个印象深刻的家家门前屋后，都是桃、李、枣、梨和板栗树，只要是果子熟的时候，到处有吃，干枣干栗，长年不断。还有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兴隆的泉水，清冽甘甜，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喝过兴隆那种泉水了。
有时我总在思考，同一片蓝天下，为什么总会有不同的风景；有许多质朴的劳动者，其良知识见却胜过许多所谓的“满腹经纶”；当年兴隆大队所做所为，公社领导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装着糊涂不介入；三年困难时期，兴隆能“独善其身”，这个支书是不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兴隆奇迹”为什么没有见诸媒体，是不屑宣传，还是有所顾忌；中国是农业大国，广袤的乡村需不需要乡贤，宗族文化有不有可取的成分。等等这一切，其实都关系到现代新农村的建设，真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