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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的婚姻與事業
聽我母親說,60-70年代的中國人的婚姻,都是謹慎而正式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奔著結婚去找對象,有的是父母看中,有的是工作夥伴,有的是朋友介紹,相處雖然含蓄,結婚更是簡單:一張床,一間房,一張桌子,到照相館照個合影相,親朋好友再喝個酒,就算結婚了,少有今天的奢華和排場,以及看似高貴的教堂婚禮。
但女人選擇對象還是有方向性,門當戶對,有功利性,甚至有人講究階級性,但總體來說,結婚還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少有離婚的現象。
自我懂事開始,我就發現,60-70年代結婚的夫妻家庭,雖然收入拮据,生活簡樸,但普遍厚道而實在。那時的夫妻也許恪守傳統道德,以及傳統社會文化的延續,婚前生子現象還是比較少,婚後很多人家倒是一個接著一個。足見當時的人們的觀念以及面子,還是很保守的。
那時,國家沒有搞計劃生育,很多人還是傳統的多子多福的觀念,可能那時撫養孩子的成本低廉,也是一個考慮的。但我發現很多知識分子夫妻家庭,普遍生養1-2個孩子,並用盡全部心思,培養和教育自己的孩子。他們並沒有像工人階級家庭,或是一般幹部家庭生育很多孩子,一個拉扯一個,像是加一雙筷子這麼簡單,只是把孩子養大的觀念。
我不說別人,就說我身邊的故事。
70年代初,我家居住的職工宿舍的隔壁,就有一對知識分子夫妻,都是文革前畢業的高材生(要在今天他們算是典型的中產階層),他們生育了一對女兒。據說第二個想生個兒子,沒想還是個女兒。兩個孩子先後在上海外婆家長大,據說都是基於生活條件及教育環境的考慮,畢竟在上海,孩子可以讀最好的小學。相信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會打著這樣的小算盤,所謂“趨利避害”的精明,應該是普遍中國人在無奈環境下的一種處事之道。
這對夫妻平日飲食生活極為單調,只吃自己喜歡的食物,也不喜歡與外界搞關係,套近乎,似乎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但他們很喜歡收聽夜裡短波的國外電台,比如當年短波中有名的美國之音英語教學節目(這在當時還是很要小心的,因為原則上國家是不允許收聽的)。
這對知識分子夫妻,完全沒有我的父母熱衷於人際關係,以及講究吃喝,和同事拉拉扯扯搞關係。我記得,我的父母每週六和禮拜天都要做些好菜,一來改善家庭伙食,二來有點時間,搞幾個好菜,請些領導和同事來家裡喝幾杯酒,聯絡聯絡感情。很多時候,父母也會請這對知識分子夫妻的男人來坐陪。
看來,吃飯喝兩杯,是中國人最熱衷的打交道的方式,酒桌上什麼事情都可以輕鬆搞定。事實也是如此。只是今天的吃喝內容,比過去不知要豐富多少。當然,現在的年輕人,比我們的年代,多了一些網上絡找朋友,玩虛擬的社交。他們不想見人,卻都想成為主角。
也許是中國大部分知識分子讀了書,有了涵養,講斯文,愛面子,有事都藏在肚子裡,在我的記憶中,這對夫妻幾乎沒有吵過架,倒是我的父母因為家庭的雞毛蒜皮的小事,比如開支問題,差不多1-2個月,就要爆發一次激烈的口角,搞到這對知識分子經常出來勸架才平息下來。哪個年代,夫妻喜歡吵架,甚至打架,幾乎是沒有什麼學歷的幹部和工人家庭的生活例牌。
所以我認為,知識改變修養。沒有讀過東西方的書,或只是單純地讀了一點中國的書,行為方式就很中國,包括企業管理的方式,當然也是很中國。
我的母親情商很高(EQ),工作上游刃有餘,我們這些子女都得到母親的很好的照顧。但我感覺,70年代的知識分子,是比較清高、固執而倔強的,也許他們讀了太多的書,看問題有自己的客觀評價(也許IQ比較高),我感覺,像我父母這樣一些地方幹部,是不容易真正進入知識分子的心扉的,你可能不知他們的所思所想,要領導好他們應該是不容易的。
說到哪個年代的婚姻,在我記憶中,當官的當然是找漂亮的有小資情緒的女人(如同電視劇《亮劍》裡的粗人團長李雲龍找個大學生田宇);知識分子則是找知識分子,因為有共同語言;工人找工人,大家都簡簡單單;的確很少有工人階級找知識分子做老婆的,因為沒有共同語言。
民間說“魚找魚,蝦找蝦,烏龜配王八”,是很有道理的。
在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管理,“外行領導內行”成為基本規矩,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這種極左方式,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開始打破。至於這種方式好不好,相信當年的國家政治和經濟的表現,是最有發言權的。聽說當年的國民人均GDP不到300美元,而今天超過了10000美元。到底怎麼算這個賬,也是見仁見智。
相信毛澤東本人永遠不會想到,在他死後2-3年,中國發展的路線,就由“階級鬥爭為綱”,全面轉向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路徑。一些運氣好的IQ及EQ還算高的知識分子,走了狗屎運,遇到了好政策,紛紛走上領導崗位,真是他們的幸運。
(未完待續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