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里的那棵石榴树

   冬季里的第一场雪连绵不断地降落着，看不出要停的意思。突然想到应该再去那个离开了三十年的老宅里看看了，听说那条老街马上就要被拆除了。

   大门只轻轻一推就开启了，几十年过去，这个老式四合院除了略显衰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裹着银装的院子里异常的安静，这样也好，我真的不希望此时有人来打扰我这个不速之客。只有院子中央的那棵老石榴树隔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无声地望着我，我想它一定还会认得出我，因为我曾经在这儿住了将近十年的光景。

   在我小学四年级时的那个夏季，父亲似乎整天都在为搬家而奔波，因为我们住的那两间总共不足二十平米的房子实在是太小了。记忆里那时“文革”已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社会上有不少地主成份的家庭都被遣送回乡了，由此也就腾出不少的房子。正是看好了这个时机，父亲那段时间总是不停地跑来跑去要求换房。房管所、居委会等场所也不知找了多少趟，但总是没什么结果。有一次眼看就要成功了，居委会的人都通知我们去看房子了，是被遣返回老家的一户人家住过的房子，三间北屋煞是宽敞。正准备着要搬呢，居委会里人捎来了话，说那房子已经有人搬去了。唉！空欢喜了一场。

   或许是居委会主任对自己的食言自觉不妥，几天后又登门告知父亲房子有了，让我们赶快搬去。听到此消息全家大悦，不敢停留赶紧动手搬。好在那时的家具不多，借了一辆平板车只拉了两趟就将全部家当拉过去了。

   确切地说分给我们家的是两间半的大瓦房，整个五间房子一分为二两家共住，当中的正房作为厨房两家合用。父亲似乎很满意，毕竟是比以前多了一间房子出来。对面的屋子里住着母女俩，女儿看上去比我要大几岁，隔着虚掩的门冷冷地望着我们往屋里来回地搬东西。

   这是一个住有五户人家的四合院，院子很宽敞，院子中央挺立着一棵石榴树，那鲜红的石榴花显得格外耀眼。几天过去了，两家却很少有过接触，有时放学后与对面住的那女孩相遇，看到她冷漠地将头转向一边，我也便失去了打招呼的勇气。

   经常听到女孩的母亲喊女孩“珍”，我不明白为啥会起一个字的名字。听到母亲的喊声，珍总会愉快地答应，看来珍对自己的名字还算满意。

   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放学后没有马上回家，赶回来时天已很晚了。跨进大门，正碰到珍往外走，我们对视了一会儿，珍突然对我说：“你姐去学校找你去了。”我已忘记了我当时是怎样回答的，她这种对我的态度的转变让我受宠若惊。

   那以后，珍的母亲与我母亲在做饭时相互间聊得也多了起来，关系也比以前变得融洽了。后来从邻居那里我开始知道了一些更多的事情：珍的父亲解放前曾是资本家，现在这个四合院就是珍的父亲解放前买下的。到五十年代初，伴随着全国性的工商业改造，除了北屋的五间房子，院里的其他房子都被收归公有了。听说是在有了珍的第二年，珍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关了进去，几年后死在了监狱。就这样，珍的母亲多年来守着北屋的五间大房子，一个人艰难地将珍拉扯大了。这平静的生活直至我们搬来时才终于被打破——听说居委会里讨论过了，母女俩住五间房子过于奢侈，应该让两间半出来，于是母女俩就将那两间半腾了出来。这种一句话就可以剥夺他人财产的事情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经历过“文革”那种非常时期的人对此应该不会感到陌生。

   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总有几分内疚，感觉搬进这个房子里来是我们家的过错，父母看上去却显得很坦然，似乎这一切都很正常。

   但我还是想尽办法弥补“自己的过失”，有时挑水时，明明看到水缸就要满了，还是要再去挑一担回来，然后将装不下的水都倒进珍家的水缸里。这时，珍的母亲会用感激的目光望着我，此时的我也会感到一丝满足。

   转眼到了深秋，石榴树上也挂满了累累的果实。那天放学后跨进大门，见院子里聚集了好多人，大家集中在院子里听居委会的人颁布新规矩，大意是说既然房子都分了，院子中央那棵石榴树也不能再归珍一家所有了，而应该归全院共有，如果大家同意，以后这石榴树上的果实就由全院分享。于是大家马上行动，开始兴高采烈地采摘果实，笑容挂在每个人的脸上。采摘完后，大家将那些石榴在地上分成数量大致相等的五份。每户都高兴地拿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珍的母亲没有出来，很晚了，珍提着篮子出来将剩下的那份装回了家。此后的几天，珍的脸上少有笑容，甚至见到我也装作没看见。那些日子里，我的心里总也不是滋味，仿佛这里面也有我的过错。

   那以后，这“规矩”也就固定了下来，每年深秋，大家便自发地集中到石榴树下一起采摘果实，依然是每家一份，似乎这传统会永远保持下去。

   大概是初中最后一年的那个秋季，石榴树上的果实结得格外的多，摘石榴的时候到了，不知为什么，大家都不行动。天气渐渐地冷了，石榴树上的叶子几乎快要掉光了，红红的石榴挂在树上也显得更加醒目，但仍是没有人提出来收获的事情。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空开始飘起了细雪，满树的石榴就那么静静地挂在树上，仿佛被人们彻底遗忘了。

   时间已进入了冬季，那是个寒风凛冽的傍晚，放学后跨进大门，我看到了惊人的一幕：瑟瑟的北风里，衣着单薄的珍站在用一张桌子和一个凳子搭起的台子上，臂上挎着一个篮子，一个人在采摘树上的石榴。我不理解为什么没有人来帮她，院子里的大人们下班后看到此情此景，也都匆匆地回到了屋里。

   珍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摘完树上的石榴。天已很晚了，我看到珍提着装满石榴的篮子，依次给院里的每户人家送去。珍的嘴巴很甜，每到一家，总是婶子大娘的叫着，要人家收下，大家也一个劲道谢。那次，我们分得的石榴比往年的都要多，我想院里其他几户也是这样。透过半开着的房门，我看到珍家的桌子上也摆着一些石榴，个头却全都小得多。那以后的好多天里，珍都显得很高兴，脸上总挂着笑容。

   从那以后，石榴树属全院所有的规矩就这样被大家自觉抛弃了，每年的秋天，珍都要将采摘的石榴装在篮子里给院里的每户人家送去，大家也总会感谢一番石榴树的主人。

   到我高中毕业时，下乡风头正紧，我别无选择地离开了家，去了遥远的农村。珍因是独女没有下，去了一家工资微薄的街道工厂。

   几年以后，在我返城回来时，珍已出嫁了。偶尔会回来看她母亲，珍看上去胖了许多，这令珍的母亲感到安慰。

   在我回城的第二年，父亲单位分配给了房子，我们便与那两间半房子告别了。

   一晃又是多少年过去，有一天碰见一位老街坊，告诉我说珍因患肠癌已去世了，珍死后，珍的母亲也失去了活下去的愿望，在一个雨天自缢于家中。那以后，每年秋季石榴成熟的季节，树上的石榴大家都不再去摘，任凭它们挂在树上。年复一年，随着石榴树的衰老，石榴树已无力再结出石榴来了，但还是顽强地支撑着没有水份的树干，艰难地继续活着......

   雪仍在下着，我不知我已站立了多长的时间，只看到眼前那苍老的石榴树干已被覆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忽然明白了自己来这儿的真正目的，那就是再看一眼这石榴树，因为过些日子我将不会再看到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