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六六

   晚春，风刮在身上暖洋洋的。操场上，同学们规矩地排着方队，仰望着台上的胖校长。 ­

   入学半年多了，我们终于迎来了入队仪式。不记得胖校长讲了些什么，讲台上那些红领巾在阳光下显得有些耀眼。 ­

   几个大年级的队员两人一组，捧着红领巾缓缓走下，来到我们面前，熟练地将红领巾系在我们的脖子上。

   掌心朝前，手臂举过头顶，少先队队歌响彻在操场的上空：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    

   老师要我代表新队员上台发言，讲稿是老师事先写好的，标题是《在太阳的照耀下茁壮成长》。当我结结巴巴地念完讲稿时，胖校长走过来亲切地摸了摸我的头。 ­

   放学后，我兴奋地往家里奔跑，要让姐姐知道我也戴上了红领巾。那晚，姐姐教会了我一首新歌，歌名叫《葵花向着红太阳》。

   初夏，明晃晃的太阳格外耀眼。同学们集中在校园中间。胖校长的嗓音有些沙哑：“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命，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命，革一切‘牛鬼蛇神’的命......” ­

   胖校长被革命了，另外还有一些成份不好的老师。胖校长的罪名是：“不讲阶级路线，只重分数不管出身，经常表扬成份不好的学生。” ­

   批斗台搭在操场上，十几个“牛鬼蛇神”并排站在课桌上，那高高的纸帽子几乎把脸都给罩住，分不清谁和谁。我想从那挂在胸前的牌子上找出胖校长来，可没有姓胖的。有一个牌子上写的是“庞玉芹”，身材有些像她。被打得最重的是位姓段的图画老师，出身资本家，她的罪名是“教学生们画鸡画鹅就是不画工农兵”。 ­

   停课了，我已很少再到学校里去，上初中的姐姐却天天要往学校里跑，说是要看大字报。她新加入了红卫兵，那天当她戴着红卫兵袖标跑进家门时，她那满脸通红的兴奋样子一点儿不亚于我入队时的情境。她时常领着我到她的学校里去。中学里的“牛鬼蛇神”更为壮观：一位女鬼竟头戴痰盂站在三张搭起的课桌上，口中不停地念叨：“我罪孽深重，我罪孽深重......”据说她在往教室墙上贴毛主席画像时，手中的刷子用力过猛，把红太阳的脸给划破了。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姐姐掏出兜里的小本子，不停地抄呀抄呀，一副忙碌的样子。 ­

   去姐姐学校的路上，也常会看到抄家的情景——字画、瓷器、旧家具摔满一地。我们曾好奇地跟进到一家宅子，一些红卫兵正朝一盘腿坐在炕上的“地主婆”吼着什么。那“地主婆”看上去已八十多岁。红卫兵指着她身旁那个带镜子的硬木梳妆台，问这是哪来的。那“地主婆”想必是已老糊涂，笑眯眯地说这可是我娘家的陪嫁，我娘家有着呢！嫁妆多着呢！那“地主婆”正絮絮地说着，突然一阵砖头瓦块朝她袭来，一阵子下来，“地主婆”便仰在炕上不动了，鲜血顺着额头流了下来。我头一次看到一个活人竟可以这样被打死。我拉着姐姐想离开，姐姐的目光呆呆的，不知在想些什么。 ­

   后街上的那个赵罗锅也被揪了出来，罪名是“收听敌台”。批斗会场就设在他的家门口，赵罗锅站在台阶上，身子弯得宛如一只虾米；头颅被几只手使劲地按下去，几乎就要按进了裤裆里。我头一次看到一个人的头颅可以被按成这个样子。围观的群众神情严肃地在议论着他的罪状，说多少日子以来，他家白天也总挂着窗帘，踹门也不开，谁都知道他家里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你说那阵子他不是在收听敌台又能是干什么？ ­

   那天，照例是被姐姐拽着去她的学校，说是北京的红卫兵要来演讲。 ­

   姐姐听得很专注，眼睛都不舍得眨。我年纪还小，并不理解演讲的内容，一会儿望望演讲者，一会儿望望姐姐的表情。演讲者据说是高干女儿，着黄军装，扎短小辫，操普通话。讲着讲着停住了，开始跳起《葵花向着红太阳》的舞蹈，跳累了，又接着讲。忽然，我觉察到姐姐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手也被她攥得生疼。我扬起脸，只见她目光凝重，泪花闪烁。当演讲者高声唱起颂扬红太阳的歌时，姐姐已激动得泪流满面，颤抖更加厉害。无意中我低头看到，姐姐的脚下竟湿了一片，连鞋子也湿了。演讲者继续讲，仍是不清楚讲些什么，只看到姐姐激动得小便顺着裤子流。我企盼着演讲快点结束，握着姐姐的手，我一时无所适从。 ­

   演讲终于结束了，湿淋淋的姐姐拽着我大步往回走，我在她身后一溜小跑，以便跟上她的步伐。匆忙中鞋子甩掉了，我蹲下来捡鞋子，姐姐没有等我，仍然甩开大步往前走。抬头望去，姐姐整个身子都沐浴在明晃晃的阳光里，那湿透了的裤裆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亮。 ­

   姐姐仍然天天拽着我到学校里去。一向温柔的姐姐学会了与人争吵，姐姐说那是辩论。每每望着她辩论时那面红耳赤的样子，我总有几分害怕，想拖她回家，但总是不成功。 ­

   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我第一次听到了姐姐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嚎。那天的辩论很激烈，辩论当中，对方猛然扯下姐姐胳臂上的红卫兵袖标，说姐姐没有资格再戴它了，说代表组织取消姐姐的红卫兵资格。那一瞬间，我看到姐姐不顾一切地哭喊着扑上前去，要从对方手中夺回袖标。姐姐的眼睛睁得很大，眼神很奇特，是恐惧？是绝望？我也说不清，仿佛那袖标就是生命，必须要将生命夺回来。我再次仰起头，见姐姐那张脸因痛苦而极度扭曲着，我突然想到了世界末日。 ­

   或许是被姐姐的举止和表情吓住了，对方终于松手了。姐姐夺回袖标，紧紧攥在手里，气喘吁吁地张着大嘴，眼睛一动不动。 ­

   我拽着姐姐往家里走去，一路上姐姐将袖标揣在怀中，嘴里喃喃细语，我低着头不敢出声。霏霏细雨已变为串串雨珠，打在脸上，打在身上，回到家时我们全被雨水湿透了。 ­

   那天回来后，姐姐就一直发着高烧。母亲让她躺在床上，并让我看住她。姐姐始终把那幅袖标藏在被窝里，对家里人也是一副警惕的样子；好容易睡着了，却又突然睁开眼睛，望着天花板大声喊着：“该出发了，一千只小喇叭吹响了！” ­

   姐姐的烧总不退，食欲也不好，母亲终于决定推着她去看医生。医生建议让姐姐到安定医院住一段时间，母亲同意了。从安定医院出来，母亲望着手里那幅袖标发呆，那是好容易从姐姐手中要下来的。 ­

   姐姐住院了，母亲要上班，由于不放心我一人在家，母亲便将我送到了姥姥家，并嘱咐我不可以到学校里去。 ­

   在姥姥家那条胡同里，我只和胖建一起玩，胖建也上一年级，但不是一个班。胖建长得虎头虎脑，我们俩很合得来。可自从发生了像章事件后，我就开始躲着他了，我担心他会去告发我。那枚瓷制的毛主席像章是我不小心掉到地上的，捡起时，像章已摔成了两瓣，额头和下巴彻底分开了。胖建就是这时闯到我面前的，他问是你弄得？我说是我捡来的。他不再言语，塞给我一把向日葵籽就走了。我发现他的眼神不对，显然不会相信我的话。他为什么急着要走？是要去告发我？我呆呆地望着手里那摔成两截的像章，一种巨大的恐惧笼罩着我，脑海里涌现出姐姐学校里那位女老师头罩痰盂的样子。环视周围没人我赶紧挖开脚下的泥土，将残破的像章埋进了土里。 ­

   像章事件已过好几天了，显然胖建没有去告发，不过我总觉得那会是早晚的事。我真希望这段时间他会得病而死，那件事就不会有第三人知道；我也希望他记性不好，将那件事慢慢忘掉。为了不至让他想起那件事，我不再去找他玩耍，只是远远地望着他；有时见他跟别的伙伴在小声嘀咕着什么，我就觉得与我那事有关。 ­

   告发始终没有出现，我的担心却并没减轻。我时常会在噩梦中惊醒，那痰盂沉重得像要压断我的脖颈。母亲来姥姥家看我，说我这些天瘦了，姥姥却说这是长身高的缘故，母亲脸上便露出了笑容。她们都不知道我的心事，更不知道我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晚秋，姐姐住院已两个多月了。那天母亲领我去安定医院看望姐姐，姐姐的神志已清醒了许多，偶尔也会傻笑一下。母亲决定将姐姐领回来，并让她也住姥姥家，让姥姥看住她。 ­

   那天，我正在胡同玩耍，姐姐突然拉着我就往姥姥家跑，说是姥姥原来是个“牛鬼蛇神”。我不信——我住姥姥家这么长时间，天天和姥姥在一起，而且学校填表格时也填的是“城市贫民”，姐姐才来姥姥家几天，还时常傻愣着，她的话是不能信的。 ­

   气喘吁吁地回到姥姥家，见姨妈在正房呆坐着，便问姥姥在哪，说是正在后街的八仙桌上站着呢。我便问：“姥姥真是‘牛鬼蛇神’吗？”姨妈叹着气：“唉！听说回老家调查过了，村里定的是‘破落’地主，就因为那儿还有几间破房子，你姥姥跟你姥爷当初来城里混生活时，那几间破房子就没打算要，入社时便归了村里，可定成份时还是被定了个‘破落’地主，谁叫当时人不在呢！” ­

   “那破落了也还算吗？”我问。“破落了也不行！”姨妈的样子很不好看，我便不敢再问。 ­

   拉着姐姐又来到了后街上，见到处都是人群。街面上并排放着一溜八仙桌，桌上站着的自然是“牛鬼蛇神”。头上罩着纸扎的高帽子，胸前坠着砖头，连脖子都压弯了。看不清面容，我便注意起脚下，因为我很熟悉姥姥的鞋袜。在中间的位置找到了那双脚，正是姥姥的脚，我仰起头又去望姥姥的脸，却突然被吓了一跳：整个脸被涂满了油彩，活像一个鬼——一个老鬼。我的心急速跳了起来——真的是“牛鬼蛇神”！那样子多么的吓人，看来平日里姥姥那种慈眉善目全是假的了？这才是她的本来面目？ ­

   我和姐姐都不敢说话，静静地听那个主持批斗会的人高声喊叫：“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月华下雨天不关窗户，故意将桌上的毛主席塑像淋个透湿，实属罪大恶极；历史反革命分子王金英青天白日打着雨伞招摇过市，分明是对红太阳发泄不满；‘破落’地主李秀娟多年来隐瞒成份，冒充城市贫民......”这最后说的便是姥姥。 ­

   街道居民们踊跃上台发言，并伴之以揪头发、扇耳光等革命行动。 ­

   一阵热闹之后，“牛鬼蛇神”们被赶下了桌子。似乎像要收场的样子，胡同口却突然冒出了一群中学红卫兵，浩浩荡荡涌了过来，说是要帮助街道上破四旧。于是“牛鬼蛇神”再次站上桌面。红卫兵们轮番登台慷慨陈词，声讨完后，又转身冲着伟大领袖的画像做掏心的动作，掏一把扔出去，掏一把扔出去...... ­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节目总算结束了。姥姥被人押回了家里，但说好了脸上的油彩不许洗去，说是明天还用得着。 ­

   姥姥没有吃晚饭，疲倦地躺在炕上。夜里，我破例没再睡在姥姥身旁，她脸上的油彩在窗外射进的月光下闪着白光，再也不见了昔日那种慈眉善眼的脸庞。出于恐惧，我蜷在炕下的椅子上睡了一宿。 ­

   早晨，街道上的人又来了，径直朝姥姥的屋里走去，却又悄悄地退了出来。姥姥一向起得很早，此时却仍静静地躺在炕上。姨妈站在院里正向街道上的人请示着什么，像是说人已死了，可不可以将脸上的油彩洗去。好像是被批准了，我看到姨妈突然激动得冲着她们直鞠躬。 ­

   给姥姥送葬的那天，姨妈将我推到了姥姥面前，掀开罩布，我发现姥姥的脸上已没有了油彩，仍是往日那副慈祥的模样。姥姥的尸体放在一辆板车上，姨妈在前面拉着，全家人在后面跟着，往火葬场走去。姐姐走在最后，回头望去，她正仰脸朝天跳着《葵花向着红太阳》的舞蹈，脸上荡漾着灿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