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走线客的呐喊：不自由，勿宁死！

 

夜风割在脸上，像一把生锈的刀。他背着破旧的双肩包，里面没有几件衣服，却压着他三十多年人生的重量：一张母亲的照片，一本翻旧的圣经，一封从未寄出的信。他叫李安，一个中国的普通基督徒。若不是走到绝境，他不会踏上这条被称为“走线”的亡命路。

“要么窒息，要么逃亡。”这是他对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

 

李安出生在中原一个小城，父母都是工厂工人。他少年时体弱，常常咳嗽，唯一的慰藉是教会里那点微弱的灯光。那里有歌声，有眼泪，也有一种超越饥饿的安慰。但在那片土地上，信仰不是温柔的庇护，而是危险的火苗。

 

他见过警察闯进教堂，把十字架连根拔走，像拔掉一棵杂草；也见过长辈被带走，回来时眼神空洞，再也没有唱过一首赞美诗。李安十八岁时第一次被抓，只因为在街角分发了一张印有福音的小册子。他在拘留所里被打得满身是伤，出来后学校开除了他，工厂也拒绝录用。

“你有案底，不要惹麻烦。”这是他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案底，成了他人生的烙印。

 

二十多岁时，他在一次聚会中被人诬陷，说他散布“反动言论”。其实他不过是说：“人应该有信的自由。”于是他再次被关，挨打，生病，留下了慢性的胃病和偏头痛。

 

在社会上，他也成了“异类”。邻居背后议论他“疯子”、“麻烦制造者”。朋友逐渐疏远，甚至有亲戚劝他：“你跪一下，认个错，就过去了。”可李安低声说：“膝盖可以弯，但灵魂不能。”

终于，他决定离开。没有护照，没有签证，只能走那条充满危险的线。从云南到缅甸，从南美到墨西哥，他走过黑夜的丛林，渡过翻腾的河流。蛇虫咬过他，饥饿折磨他，同行的人有人死在半途，有人被贩子卖掉。他靠着一点信念，咬牙挺了过来。

 

抵达美国边境时，他哭了。哭不是因为安全，而是因为终于可以大声说一句：“我没有做错。”

他申请了庇护。移民官听他讲述那些被殴打、被歧视的经历，看见他身上留下的伤疤。他的案子最终获批，几年后，他拿到了绿卡。他第一次在教会公开唱诗，没有警察冲进来。他找到一份临时工作，虽然辛苦，却踏实。他以为自己终于走进了光明。

然而，命运并没有善待他。就在他开始稳定生活时，噩梦卷土重来。一个所谓的“朋友”向他伸出援手，帮他找工作、租房，却暗中设下圈套。合同被篡改，账本被动手脚，最后竟有人指控他欺诈。李安完全不懂英文文件，只能在一堆律师信里手足无措。

有一天清晨，移民局的人敲开他的门，带走了他。他被告知身份有问题，要进入驱逐程序。那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中国的牢房。

 

移民监狱的灯从不熄灭。李安睡在冰冷的铁床上，身边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法移民”。有人哭，有人发呆，有人愤怒地砸墙。李安默默祷告，却常常泪流满面。

 

他在监里写下厚厚的笔记，记录自己的冤屈，也记录别人的故事：洪都拉斯的小伙子因为拒绝帮帮派运毒被追杀；非洲的母亲带着孩子跨越大洋；还有中国来的维权律师，因为揭露腐败而被迫逃亡。

他们共同的声音，汇成一个字：自由。

 

在庭审时，他用尽全力告诉法官：“我没有罪，我只想活得像个人。”可翻译结结巴巴，文件堆积如山。有人劝他：“认吧，早点回国。”他却嘶吼：“回去就是死！”

 

于是他喊出那句古老的誓言：“不自由，毋宁死！”

他的声音在铁窗间回荡。狱友们纷纷鼓掌，有人流泪，有人站起来喊：“Yes! Freedom or death!” 那一刻，监狱里仿佛燃起一团火，把灰暗的空气点亮。

 

李安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他可能被驱逐，可能继续坐牢。但他清楚：他已经把声音留在了这里。无论世界听不听见，他都喊了出来。

 

这不是绝望的呐喊，而是尊严的证明。

他写下最后一句话：“我要让后来的人知道，一个普通人，即使没有钱，没有语言，没有背景，也能在铁窗里喊出真理。”

 

那一天，他把泪水擦干，对着黑夜轻轻笑了。

 

“自由啊，你是我唯一的祖国。”

 

免责声明：

本故事为文艺创作，涉及人物、机构与事件均作典型化处理，如与真实雷同，纯属巧合。本文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或程序建议，若你正面临法律问题，请咨询持证律师；若你正打算咨询我，请先给我一碗热汤和一张律师名片，我负责把汤喝完，把名片转给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