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誓言——移民律师的故事
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罕布拉一条干洗店干洗店的角落办公室里,午夜过后霓虹灯依然在闪烁,楼下饺子馆飘来麻油的香味,办公室里坐着一个叫 David Jing 的男人。
乍一看,他没什么特别之处。他穿着一件略带皱纹的炭灰色西装,虽然没有过时,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西装已经变得柔和。他的领带很朴素。他的鞋子已经穿了很多年。但他坐着的姿势——一动不动,仿佛周围的空气都在屏住呼吸——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办公室很安静,几乎是虔诚的。远处的墙上,在成排的移民法书籍和法律词典之间,坐着一尊用深色檀香木雕刻的地藏菩萨小雕像。它的眼睛虽然是雕刻的,但当透过布满灰尘的百叶窗照进来的晨光照射到它身上时,似乎会闪闪发光。
大卫每天早上黎明前来到这里,那时城市还没有骚动起来。他会打开水壶——二十五年前他从中国带回来的那个破旧的钢壶——当水壶发出嘶嘶声时,他会静静地坐着,双手合十,嘴唇微微动着,发誓别人听不见。
“直到每个灵魂都找到安全的通道……我才会休息。”
他从未向任何人解释过全部含义。他的客户、助理罗莎和有时会因他不同寻常的辩论节奏而停顿的法官都没有解释。但那些真正看着他工作的人——手里拿着驱逐令而颤抖的单身母亲、签证到期的学生,就像钟表指针在对他们不利一样——都能感觉到。他和其他律师不一样。
大卫曾经当过法官。在一个远离这里的沿海城市。在冬天到来之前。在大门关闭之前。
——
他在美国执业的第一年是一堂消失的课程。没有客户。没有收入。白天就像潮湿的衣服一样变成夜晚。他分发在 Kinko 印刷的传单,下雨时墨水会流淌。他走在移民广场,那里的小贩们卖着鱼露和彩票,祖母们低声谈论着绿卡,就像护身符一样。“移民帮助。双语。价格合理。前法官,”传单上写道。
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他。一些人出于同情拿走了传单。其中一人将传单撕成两半,指责他兜售虚假的希望。
但大卫从未大声说话。他只是低下头——几乎难以察觉的动作,就像一片树叶在向风致意——然后继续走着。
——
然后电话来了。一个名叫玛丽贝尔的萨尔瓦多妇女。她的丈夫去年被驱逐出境。她和她的两个孩子是下一个。
她来到办公室时,手里紧握着一个马尼拉文件夹,仿佛里面装着她的整个人生。事实上,确实如此。里面有法院通知、出生证明、她最小的孩子穿着足球服的照片,还有一张折叠的收据,收据是给一位律师的,这位律师在拿走了她最后的 2,000 美元后就消失了。
大卫没有说话。他只是慢慢地点点头,仿佛把她说的每一个音节都收集到一个安静的水库里。然后他告诉她不用担心。
三个晚上他都没有回家。他阅读、交叉引用、打印、突出显示,像祈祷一样低声念诵着法律。第四天,他们站在法官面前。
法官以高效而闻名。不是残忍——而是那种文件变成数字的敏捷。
大卫用他那柔和的带有普通话口音的英语,不是把这个案子当作辩论,而是当作一个人的展开。他谈到了父亲的劳动、母亲的信仰、孩子们的梦想。他引用了移民法。他引用了聂鲁达的话。多年后,玛丽贝尔仍旧会哭泣,他最后说道:“把他们赶走不仅会破坏法律,还会破坏爱情。”
房间里一片寂静。
法官批准了缓刑。
外面停车场的一棵蓝花楹树下,玛丽贝尔在大卫的西装里抽泣。他没有回抱她。他只是静静地站着,闭上眼睛,仿佛在听风中飘荡的一首非常古老的歌曲。
——
他再也没有登广告。他不需要。
客户像朝圣者一样,通过耳语和谣言介绍而来。有些人付了钱。许多人付不起。他把他们都接走了。
他的办公室变得杂乱无章:有他打赢官司的孩子们折的纸鹤,有一把现在在青年爱乐乐团演奏的洪都拉斯男孩送的破小提琴,还有一罐感激的餐馆老板送的四川辣椒油。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中间放着一块黑色的石头,上面用金子刻着一个词:
“誓言。”
——
当被问到为什么这样做时,大卫从不直接回答。他有时会讲一个故事——一个男人走进一所着火的房子去救一张照片。或者南海的一艘幽灵船。
他很少谈起他的过去。但有一次,在深夜喝茉莉花茶时,他说:
“回到家,当我离开法官席时,我向自己保证——如果有机会,我会做不同的事。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地位。而是为了人。”
他盯着茶,仿佛里面有一段记忆。
—
现在,当太阳从阿罕布拉宫升起时,第一缕阳光照射在干洗店上方安静的办公室里。在里面,David Jing 将双手合十,向一尊檀香雕像鞠躬,然后打开了一个新的案件卷宗。
誓言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