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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叔按:这是我12年前写的一篇专栏。因为提及文革,国内报刊没一家敢发,出版社也拒绝将此文收录进我的书。我18年来写过数百万字的专栏,在尺度拿捏上算是江湖老手,这篇却是我被枪毙的惟一一篇,立此存照。距1966年5月16日那个著名的日子已经过去五十年了,我没忘记那截往事,希望你们也没忘记。
最近闲淡无趣,居然研究起文革来,夜夜下了班后,像胖蛆一样横在床上,研究师东兵的《前所未闻的周恩来》,那里边的史实是熟稔的——我多年前就研读过叶永烈的《历史在这里沉思》,只是写法有些新异和妖诡。
读着便容易恍惚。文革过去几十年了,而我关于这个人世的最早记忆,便是周恩来去世的时候。1976年的隆冬,我被父母从温暖的被窝里拖到操场上,见一群人排着队哭,广播里放着古怪的音乐,我不懂得哭,只是在寒风中吸溜着鼻涕,恐慌地仰头看着他们。那时我不到两岁。有个哲学家说人的最初记忆构成了他的生活基调,所以我一直阴郁、悲观,见到棺材虽不掉泪却会腿软,生理反应类似于一些见血就晕的人。
但我始终躲不过那原罪式的记忆,如同我们这代人躲不过文革。这么多年,文革渐渐被遗忘了,政府不提,民间也不提,如同一截腐烂在田野的麦穗,生活这么欢畅,说那劳什子作甚。
最近看了一段文革期间的史实,里边说了当时如何杀人、吃人,有个生产队队长还介绍人的哪些脏器更为鲜美,他比较推崇的是肝。我冷血,看了只是笑哼。后来脸色却逐渐肃杀起来,因为里面出现了一个地名,那是我的故乡,广西东北部的一个小城。
这是我的故乡么?造反派活埋人,预先挖好了坑,令母子躺下去,还淫亵地逼迫儿子趴在母亲身上。一锹一锹的土扬下去,儿子说:“受不了这样的死。”长身而起。造反派一枝铁梭当胸掷去,连肺生生拽出,儿子立仆。
旁人或不信,我却知道是真的,因为许多年前,我父母跟我讲述过这事。
还有一桩,是造反派攻打矿务所,大胜,擒回一批战俘,有个著名的工程师惨遭灭门。他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凡经他签字的锡矿,出口时都是免检的。父母亦说过此事。
电影《枫》是反思文革的经典电影。但是从官方到民间都保持缄默,鲜少提及这部电影。
我的故乡民风野蛮,地处桂粤湘交界,古时盛产匪徒,文革来了,匪子匪孙们竞相出洞。我家是住在学校里的,学校也有匪。那时有个老师看上了一个女子,女子不从,这老兄便率一帮造反派挥刀呼啸而来,把别人剁成肉酱。老子英雄儿好汉,他的儿子曾将我的一个小伙伴推进河里溺死,不过这父子俩后来都是暴死,想是报应罢。
我中学时的一个老师也是匪。他当时是造反派头目,某日部下捉来一人说是小偷,他说:留只耳朵下来。手下便持杀猪刀依令行事。文革后苦主登门算账,他却依旧死犟拒绝赔偿,其实去市场买只猪耳朵赔也不贵,我不知道他为何这么悭吝。记得我上中学时,他喜欢在皮鞋上加铁掌,走起路来喀嚓喀嚓,仿如党卫军。我们在课堂上正嬉闹,听那达达的蹄声自长廊深处传来,立即鸦雀无声,这师道尊严,让人仰慕得要尿裤子。
文革的惨剧,其实无非是我们这个民族兽性的一次爆发而已,所以我们这代人从降生始就开始对人性抱有狐疑。倾轧、厮杀或者栽赃,在那个时代都是常见的事。
我童年时一个邻居的孩子,因为父母被批斗,便忿然在货车尾上写反标,派出所来查时他竟诬赖是我们兄弟写的,那时我虽是本县著名神童,会写三百汉字,但身高却无法抵达写反标的位置,我哥哥亦一样,而且我当年肥胖如妙龄乳猪,我哥的瘦弱之躯也断不能扛我起来写反标。亏得警察叔叔英明,否则我就成为建国以来最年轻的囚犯了,所以,我从不信什么儿童是最纯洁的之类屁话。
那十年,是国之大殇。我每想起文革就会想起故乡,想起那些哀号的惨叫,所以,竟渐渐地不爱故乡起来。武侠作家梁羽生是我外婆家那一带的人,他父亲是地主,土改时,一日他从桂林的学校里徒步回家,遇见一旧人,那人说:你父亲刚被镇压了,他们正四处捕你。梁羽生魂飞魄散,当即亡命香港,数十年后,据说,他对故乡很是漠然。
《枫》剧照。
顺便说一下,我的故乡唤作钟山,南京的读者看到这地名也许觉得亲切、典雅、旖旎,因为会想起紫金山。而我在那里生活过17年,盘附在记忆中的却只有枯黄的荒野和凄厉的风声。故乡出过那么多吃人的英雄,我想,多年以后,他们应该成为民间的美食家了罢。
(本文写于2004年2月24日)
刘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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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作家、前媒体人,著《丧家犬也有乡愁》、《领先处男半目》、《丢下宝钏走西凉》流氓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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