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为何强调“丧权辱国”，而少提民间疾苦

https://mp.weixin.qq.com/s/y-4yFCaE18BorfFUsW7uUg

【 四海之内 】清末为何强调“丧权辱国”，而少提民间疾苦？

 

清末强调“丧权辱国”而相对较少提及民间疾苦，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清末特殊的政治、社会和知识背景。

1. 民族主义的觉醒与国家存亡危机

清末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瓜分狂潮，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存亡。在一系列战败和不平等条约之后，中国被迫割地赔款，开埠通商，门户洞开。

民族危机的压倒性：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朝廷）的存亡危机、民族被奴役的恐惧，成为了当时最紧迫和最能够凝聚人心的议题。士大夫阶层和部分开明官僚认为，如果国家都保不住，更何谈人民的福祉？

救亡图存的号召：“丧权辱国”的口号，能够直接激发民众的民族情感，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抵抗外侮，寻求国家富强。这是一个能够跨越阶层、激发共同行动的强大驱动力。

主权意识的萌芽：传统的“天下”观念逐渐被现代“国家”和“主权”意识所取代。在新的国际体系下，国家主权被侵犯是最大的耻辱和危险。

2. 统治阶层的关注点与自我辩护

清朝统治者，尤其是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其首要任务是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转嫁矛盾：强调“丧权辱国”，可以将内部统治危机（如腐败、效率低下）在一定程度上转嫁为外部侵略问题。这有助于转移民众对内部矛盾的注意力。

为改革提供动力：一些改革派官员也利用“丧权辱国”的危机感，推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改革，以图“自强求富”，挽救王朝。

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传统的儒家政治理念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以及对“大一统”和“华夷之辨”的强调，也使得国家层面的“失序”和“耻辱”被看得更重。

3. “民”的概念与表达的局限性

清末的社会结构和言论环境，使得“民间疾苦”的表达和受关注程度受到限制。

农民起义的“非主流”叙事：历史上虽然有大量的农民起义（如太平天国、捻军），但这些起义通常被官方和士大夫阶层视为“匪乱”，而非“民间疾苦”的正当表达。他们的诉求往往被污名化，而不是被视为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士大夫的视角：知识精英和士大夫阶层虽然关心民生，但他们的主要关怀点仍在于国家的整体运行和儒家伦理的维护。对于底层民众的具体生活困境，他们可能缺乏深入的了解，也缺乏有效的制度性渠道去解决。

缺乏现代化的社会运动和媒介：清末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工会组织或独立的、广泛传播的大众媒体，能够系统、持续地揭露和呼吁解决民间疾苦。当时的报刊、杂志更多地聚焦于政治评论和国家命运。

“民生”与“民权”概念的滞后：相比于西方，中国对于“民生”作为国家治理核心任务，以及“民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认识，还处于萌芽阶段。孙中山后来提出的“三民主义”中才明确将“民生主义”提上议程，但这已是清末后期乃至民国初年的事情。

4. 救亡压倒启蒙

在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救亡压倒启蒙”是一个普遍现象。

优先级的选择：当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险时，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注意力往往会集中在如何挽救国家、如何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上。关注个体、关注底层疾苦的“启蒙”议题，相对而言显得不那么紧迫。

集体主义的强化：为了应对外来侵略，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潮会得到强化，个体的需求和苦难可能会被暂时搁置或牺牲。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清末完全无人关注民间疾苦。如康有为的《大同书》、严复对西方民权思想的介绍，以及一些地方官员对灾荒的救济等，都反映了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但从主流的、公共的话语来看，“丧权辱国”确实是更突出、更具号召力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