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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中美合作所：中美携手抗击日寇的情报机构
▲中美合作所军官培训班学习训练
中美合作所的全称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中美所。中美合作所于1942年夏开张，1943年4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签署合同，到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死于南京牛首山，合同终止，中美合作所结束，共实际存在了3年9个月的时间。那么，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机构？本文尽力综合美国政府、军方公布的档案资料及台湾与大陆两地的材料，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中美合作所。
一、中美合作所的由来
1941年秋，军统局电讯处担任侦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研究室从日本海空军的调动和种种部署中，侦译到日本海空军在太平洋地区的频繁调动，破译了“日本海军可能偷袭珍珠港”的情报。经过分析，军统方面认为这一情报是千真万确的，于是，经蒋介石批准后，情报迅速传给了中国驻美国使馆副武官肖勃，肖勃的真实身份是军统局美国（北美）站站长。肖勃将消息报告了驻美武官郭德权。可郭德权将这一重要消息通知美国国防部，让美国注意日本海空军的动向时，却遭到了美国国防部将军们的嘲笑，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有意挑拨美日关系。此后，军统又数次将这一重要情报通报美国政府，引起的均是捧腹大笑。无奈之下，肖勃、郭德权只能私下告诉与之有些交情的美国国防部军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仍不相信。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看来，中国的谍报人员怎么可能有这种破译日军密电码的能力？
12月4日，军统再一次让肖勃请郭德权转告美国国防部相关情报，请他们赶紧采取措施，日本海空军将会袭击珍珠港。然而，从美国总统到美国国防部的高层竟无一人相信。第四天，即12月8日，日本空军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将珍珠港炸了个稀巴烂，太平洋舰队遭到重创。直到此时，美国国防部的将军们才醒了过来，想起了之前中国驻美武官郭德权告诉他们的情报，这才明白这条消息不是捏造出来挑拨美日关系的，而是确凿的事实。通过郭德权，美方知道了这消息是中国军统局破译的。肖勃对后来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主任梅乐斯抱怨说：“这么重要的情报，居然没有发挥作用，令人扼腕！”
▲珍珠港遭日军空袭，中弹后起火燃烧的美军战列舰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参战。开战之后，美军拟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反攻，需要了解相关气象与水文资料，并收集日军在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和西太平洋的军事动态，这就必须同中国情报部门合作。同时，因为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四天，中国政府通过不同渠道向美方提供了日本将要袭击美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的情报信息，这也使美国国防部充分认识到对中国军统的情报工作不能小觑。特别是美国国防部了解到戴笠领导下的军统有着效率很高的谍报网和行动能力后，更让美国下定决心要与军统很好地合作。
于是，美国海军情报部派遣海军上校梅乐斯（后擢升为少将）前往中国，美方特别提出由肖勃出面负责安排梅乐斯到华与军统商谈合作事宜，共同组建中美合作所。
1943年4月1日，中美正式签订了合作协定，开始挂牌。当初规定中美所的主要任务是：扩大搜集与交换情报，分呈两国最高统帅部参考；严密布置东南沿海的敌后情报网，准备策应美军登陆；布置中国全国气象网，制定气象预报，提供美国海、空军参考；侦译敌方电讯、研究敌人动态；加强情报通讯、争取情报的时效，使能制敌先机；扩大警特训练，以达成防奸防谍、维护治安的任务；开展心理战；加强秘密破坏工作，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及军用物资。
戴笠强调中美双方签订的不是条约，而是合同。称合同是为了以免日后授人以柄，被误解为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当时在中国一说到条约，马上就被认为可能是不平等条约。戴笠算是多了一个心眼。美方接受了戴笠的意见，同意一律称之为合同。
二、中美合作所大权在军统，体现了主权在握
中美合作所，设主任一人，由戴笠以军统局代局长的身份兼任；副主任一人，由梅乐斯担任。中美双方各派参谋长，军统方面两位，郑介民与李崇诗，美方一名为贝乐利上校。双方各设主任秘书一名，军统方面为潘其武，美方为史密司。总部设在重庆磁器口杨家山军统局郊外办事处。从中美合作所的运作看，实权是完全控制在戴笠，也就是军统手中。这也是梅乐斯日后受美国军方诟病的原因。他们批评梅乐斯是美国军人屈居中国人之下的第一人。史迪威与蒋介石反复磨擦，争的就是军队指挥权，蒋介石当时寸步不让是正确的，因为这关系到国家主权。
▲蒋介石与戴笠
中美合作所共计有6000多人，其中，美军在华服务人员包括海军官佐、技术人员、海军陆战队士兵等，有2286人。除此之外，还有3000名美军官兵被分配到军统下属的武装部队，他们一方面负责训练这些武装人员如何使用美式武器，如何实施爆破等，另外也直接参与所在部队同日伪军的作战，有的已牺牲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来华的这批美国军事人员都是在美国经过严格训练才被派遣到中国的，为了保密，纪律严格，如规定在华期间不得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包括不得与家人通信。直到战争结束，他们的家人才知道他们在中国的经历。来华的美方所有人员的工资与其他待遇，各项开销全部由美国海军支付，无需中方负担。
中美合作所在建立后，为中国培训了作战部队49000人，工作干部1300多人。中美合作所一成立，戴笠狮子大开口，陆续向美方开出了一张张所需物品的单子，总计：200辆吉普车、十轮载重卡车2000辆、一座有病床1000张的军医院、建150座气象台的器材设施、10000吨武器弹药……这美国人还真的按戴笠开出的单子给了，共为军统提供了9000余吨特工器材、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不含被史迪威扣下的武器弹药），装备了10万余名军统武装人员，大大加强了军统对日的电讯侦译和作战能力。美国还帮助军统在几个月中就建成了一座有1000多张病床的大型医院，所有医疗设备与药品概由美国无偿供给。美国运来的2000辆十轮卡车，光停车场就相当庞大。
为了有效开展对日斗争，中美合作所设立了这样一些机构：
最重要的是军事作战组、心理作战组、气象组、情报组、行动组。后根据形势又增设了一个东南办事处，专门负责这一地区的抗日工作。除上述几个比较重要的部门外，还有交通运输组（负责运送军统所需物资）、经理组（负责财务）、医务组、总务组、工程处、汽车总队，以及负责协调中美合作所内部各部门工作的总办公室。这些组除交通运输组外，基本上都是为中美合作所自身服务的。各组所有组长全由军统方面担任，副组长中美双方各派一人担任。重大决策与行动皆由戴笠拍板作出。中美合作所梅乐斯的一位助手说：“我在那几年中从来没有看到，哪一件稍许大一点的事，戴笠不能自己做主，而必须听梅乐斯的话。”当然，戴笠有时对梅乐斯的建议也能“从善如流”。美国战略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局长邓诺文也不得不对罗斯福总统承认说：“根据中美合作所的规定，我们于1942年4月到中国，但只作为戴笠将军的中国情报机构的伙伴。”
中美合作所存在的那几年，一切工作中心就是围绕中国抗日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开展，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人的态度使美方得到了中方的回报，中美合作所为美国太平洋舰队提供了大量准确情报，从而赢得了几次海战的胜利，扭转了太平洋战场战局。中美合作所功不可没。
三、军事作战组指挥所属武装三年击毙2.4万日寇
军事作战组，简称军事组，也称参谋组。组长尚望，军统别动军司令部参谋长。中方副组长易炜，军统别动军参谋处处长。尚望的主要精力在军统的别动军，所以实际工作由易炜负责。美方派有一名副组长和若干参谋人员。组内成员全是军统方面的骨干。该组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指挥军统所领导的敌后武装部队，如忠义救国军、别动队、爆破总队、战地工作队，以及还没纳入忠义救国军系列的零星游击队如地下军。这批军统领导的武装部队，平时根据军统掌握的情报，受命袭击日伪军，偷袭敌伪据点，破坏敌伪通讯设备与交通运输线，从事游击战。其武器装备几乎全由美方供给。军统下属各类武装人员有10万余人。据梅乐斯说，中美合作所存在的3年多时间里，包括3000余名美军官兵在内的敌后武装部队忠义救国军等，消灭的仅日军就有7.1万人（档案统计是2.4万名日本人），其中包括击毙的一名日军少将和一名大佐。中美合作所所属武装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给侵华日军以相当沉重的打击，削弱了日军搜刮沦陷区支撑前线“以战养军”的能力。当然，军统也付出了代价，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共计牺牲了4.5万名特工等人员，而在册的军统人员是10万，几近一半军统人员献身于民族革命战争。
除游击战与在敌后进行的破坏战之外，军事组还指挥军统武装配合战场需要在东南沿海布雷，从1943年到1945年5月，在东南沿海共布雷1000多枚。经过证实，他们所布水雷炸毁日军24艘船舰。同时也使敌军航线和进出港受到困扰，为美海军用其他方式打击日军提供了更多机会。在洞庭湖、湘江水道、广西北部湾布的雷，共计炸毁了8万吨日本舰船，完成了阻敌任务，为国军调动赢得时间。在中美所存在的几年中，军事作战组成绩卓著。
四、准确的情报保证了太平洋战场美国舰队的胜利
情报组是中美合作所最重要的部门，也是全所工作的重中之重。组长为陆遂初，中美双方各派一名副组长。这个组掌控着大量埋伏在上海、南京、济南、北平、天津、福州、广州、香港等各大城市中的军统特务，在中小城市以及乡村，甚至敌伪机关、日军内部、日本东京皇宫中，都有军统方面的潜伏特务和眼线。如日籍台湾人林顶立，他的公开身份是日军岭南关东军参谋官，另一身份是日本特高课高级特工，但他却是一名潜伏在日军内部的货真价实的军统特工，抗战胜利后，他出任保密局台湾站第一任站长。二战后期美军潜艇在西太平洋的作战，许多战绩都是依据了林顶立提供的军事情报，情报标明了日本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布雷区、军舰出入港等情况。说戴笠是耳目四布一点也不言过其实。梅乐斯曾问一名在集镇以开旅店为名的军统特工，这位旅店老板回答说：“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戴老板的特工。”梅乐斯后来对此很有同感，他回国后对朋友们很感慨地说道：“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戴笠的情报人员在活动！”这个组的工作实际上完全是受军统领导的，以梅乐斯为首的美方人员其实主要是负责供给军统需要的各类特工通讯器材和武器，以及活动经费，情报收集基本插不上手，只是在取得中方提供的情报后由他们报告美国相关部门。
▲戴笠和梅乐斯
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是中美所的铁杆粉丝，他对梅乐斯说，必要的话，我可以动用军舰为中美合作所运送你们需要的物资装备。尼米兹之所以如此支持，是因为他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的一切胜利都与中美所相关。日本海空军的日机种类、型式、装备、战力、行动情况，太平洋上空的气候情报，无一不是中美合作所供给的，而且是唯一的准确情报来源。如1944年一年，中美所供给美军的重要情报1708件，其中美军交换中方994件。中美所这一年给尼米兹的潜艇部队情报就有150件，使之顺利击沉日舰艇25艘，约10万吨。1945年1月到抗战胜利，中美所供给美军情报2431件，美军送给中方764件，其中不少是日军各军事要塞的兵力部署、军事设施、军事工业等情报。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的飞虎队）1944年发表的公报，曾特别标明这年3月到11月中旬，9个半月中击毁与击沉了33万吨敌舰，其中至少1/10是根据中美合作所提供的侦译情报炸沉炸毁的。
五、池步洲的情报使得美军一举击毙山本五十六
山本五十六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海军大将，偷袭美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的罪魁祸首。珍珠港事件后，美军很快就缓过气来，这与美国国内具有强大的战争动员力量有相当关系。1942年，在太平洋战场，美军经过密德威（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另一重要基地）、珊瑚海（澳大利亚与所罗门群岛之间的海域）、瓜达尔卡纳尔岛（新乔治亚群岛中南部的一个大岛），以及中途岛等海战后，使日本海军受到重创。特别是中途岛海战，日军损失了4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重型巡洋舰，52架飞机被击落，另有280架飞机随着航空母舰沉入海底，而美国太平洋舰队只损失了1艘航母、1艘驱逐舰和47架作战飞机。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至此一蹶不振，太平洋战争的局势已完全得到了扭转，美国海军取得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山本五十六为了扭转太平洋战场的不利局面，尤其是给日本广大海军士兵鼓气，决心在自己60岁生日的那天（1943年4月18日）于庆祝活动结束后，前往对正在苦守各岛屿阵地的日军士兵进行慰问、打气，鼓励他们为天皇“玉碎”。于是，联合舰队司令部向所属部队发去电报。这封被军统技术室的池步洲破译的电报的内容如下：
GF长官定于4月18日前往视察巴莱尔岛、肖特兰岛和布因基地。具体日程安排是：06∶00乘中型轰炸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从腊包尔出发，08∶00到达巴莱尔；然后转乘猎潜艇，于08∶40到达肖特兰……14∶00再乘中型轰炸机离开布因，15∶40返回腊包尔。……若遇天气不好，视察日程往后顺延1日。
这封电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转给了正乘坐专列在美国南方巡视的罗斯福总统。同时，美国海军部也接到了梅乐斯的报告。这时的罗斯福也好，美国军方也好，对中国特工的水平早已是刮目相看了。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在收到华盛顿发来的这一密电后，兴奋得差点跳了起来：山本的命运决定了。
18日9点33分，美海军航空兵上尉托马斯·兰菲尔率领18架双翼P-38型闪电式战斗机，在卡伊里以北50英里处贴近海面飞行，到达狙击位置。一分钟后，机群的正前方上空出现了8架飞机。托马斯立即下令迅速上升并发动攻击。瞬间，日方6架护航的零式战斗机与托马斯的18架P-38型战斗机迅速搅成了一团，6架日本零式战斗机在16架美机的包围下无法冲出重围，日方的2架座机失去保护，只好从1500米高空急遽下降，企图急降巴拉勒机场，但2架美国P-38型战斗机紧紧咬住不放，2分钟后，山本的座机中弹起火坠毁在一座小岛，另一架日机中弹坠入海中。9点38分，一切归于寂静。
山本五十六死于美空军之手，但是，美国总统、军方高层十分清楚，真正把山本送进地狱的是中国的密码破译人员。
中美合作所其他各组的反法西斯斗争也是成绩斐然。中美合作所的成功，使得美国罗斯福总统对戴笠刮目相看，在开罗会议时还当面向蒋介石提出，希望能见一见这个中国的“希姆莱”。28个月后，戴笠命丧牛首山，中美合作所随之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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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丹年：还原中美合作所真相
我于1990年春天来到重庆歌乐山下工作。这是一个纪念馆，它最通俗易记的名字叫“渣滓洞”。1963年建成开放时叫“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1984年改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2007年再次改名为隶属于“红岩联线”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还有一个文物保护专用名称叫“‘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
初来时，我花了两三个月的空余时间熟悉环境，在这片2.08平方公里的文物保护区域内，到处“踩点”。沉浸在六十年代的感知氛围中，并未察觉身边笼罩着历史迷雾。三年以后，渐渐感受到了不明历史真相的压力。我的笔端每天流淌着“阴森恐怖、杀人魔窟”宣传文字，却查不到中美合作所参与杀害进步人士的细节。在气势若虹的口号之下，找不到对应的历史事实。
我冒出一个想法：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为什么要派出数以千计的军事技术专家到重庆来“迫害镇压进步人士”？这不符合历史的逻辑。中美合作所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我开始焦躁不安，迈出了探寻真相蛛丝马迹的一步。
首先熟读馆藏资料，从众多服刑人员交代材料中，看到了中美合作所的抗战史实。中美合作所气象及通讯组少将组长程浚于1959年所写的材料说：“中美合作所总部，在全中国建立有156个气象站，掌握着中国沿海及内陆、东南亚乃至部分太平洋地区的气象资料（是直接为太平洋战争服务的）。中美合作所总部设置了强大的电讯总台，这个电讯总台拥有十余部中程发报机，具有四个方面的业务职能：第一，它与中美合作所之外的美国海军各单位联络，包括美海军基地旧金山和珍珠港的电台、包括正在太平洋中活动的美军舰队、包括太平洋战争重大战役发生地点的关岛和菲律宾的美海军电台；第二与中美合作所所内负责与美海军合作部分的外设电台，以及配合气象情报搜集交流的电台联络；第三属于所内业务范围，包括每天的气象情报传递，而当时重庆的气象总台就是美海军舰队对日作战主要气象情报的来源；第四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属于美国陆军统辖）的有合作关系的电台联络。”
中美合作所气象台旧址
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少将组长王一心，1959年所写的材料说：“中美合作所在重庆设立的强大的无线电台，专门收听日军方面发出的密码电报，记录下来，分发中美双方的研究员仔细研译，借此侦察日军方面的军事情况。这一工作收获相当大，曾有好几种日军密码电报被侦译组中美双方研译出来，由此知道了日军的调动情况。”
从台湾的《传记文学》中看到：“从1943年春天到1945年秋天，中美合作所举办了大大小小十多个特种技术训练班，一共训练了作战部队49,180人，工作人员1,328人，与日本军队大小战斗1,877次，配合正规军抗日作战，展开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破坏日占区的交通、仓库、矿山，并援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
1993年，参加本单位与群众出版社合编《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一书，我读到公安部保存的相关资料。我还到图书馆、博物馆查阅图书资料，并和朋友互相交流信息、借阅书籍。
一些七、八十岁的当地老人，曾经指点着公路边灰砖青瓦的民国时期的平房，告诉我：“听说，那里就是中美合作所的总部办公室。”他们也曾带领我爬上歌乐山东麓的一座小山头，地名叫做狮子山，告诉我：“当年这一带有很多中美合作所的游动哨，他们背的枪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武器。”他们还指点着白公馆与渣滓洞之间的某个转弯处说：“这里是中美合作所的仓库，重庆解放时从这里搬出了很多器材。”
梁广老人1944年到中美合作所当炊事员，他说：“有400多美国人吃饭，梅乐斯也来吃过的。美国人在抗战胜利后就陆续走了，1946年5月全部走光，只留下十多人办移交。”我意识到，中美合作所与1949年深秋的大屠杀无关。
一位做小生意的彭姓老人说，他自小生活在这里，曾跟随父辈，肩挑背扛着重物，走捷径穿越中美合作所特区，并没有遭到逮捕。中美合作所虽然保密，却并非虎穴狼窝，并非老百姓谈虎色变的恐怖之地。
我把不同来源的信息印证比较，写了一篇《“中美合作所”美方电台寻踪》，试投重庆地方志刊物《史志文汇》，刊于1994年第2期。随即《重庆民革》杂志和《沙坪坝区通讯》也转载。我颇感惊喜，原来还有一批同道者，遥相呼应。
1993年夏秋，我在单位自办的《歌乐山烈士陵园》刊出文章《中美合作所的抗日活动》。经修改充实，又以《中美合作所与军统集中营》为题，发表于《红岩春秋》2002年第2期。
邓又平、何蜀两位先生，是研究中美合作所史实的先行者。邓又平在《美国研究》1988年第3期发表了《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一文，将中美合作所与军统集中营加以区别，指出中美合作所是中美两国共同抗日的产物，与军统集中营没有关系。何蜀在《书屋》2002年第7期发表文章《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将中美合作所的史实与小说《红岩》、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作了切割，反响很大。他们以理性思考统领史料，开辟了清晰的导向。
何蜀是重庆史家，曾任《红岩春秋》杂志副主编。最初，我和他是作者与编辑关系。他经常给我鼓励、启发。他坚持史实原则，说话言之有据，柔中带刚，却语气平和。多次向我提供新发现的材料。那时没有电脑，有的是复印件、打印件，甚至还有手抄件，比如《史实与评说：中美合作所功罪之争》（沈愚著，许茵译，载《民国档案》杂志2002，3）、《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文强著，载《河南文史资料》第30辑）等等。曾任《红岩》杂志副主编的赵晓铃女士，给我很多启迪。
后为何蜀，前左起徐军、孙丹年
重庆图书馆工作人员也给我很多帮助。该馆设置“港台阅览室”，我读到了乔家才《铁血精忠传——戴笠的故事》和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等有关于中美合作所的抗战史实记载。
河南有一位民间抗战史家张帅，我从未谋面。他业余自费收集整理忠义救国军资料，写成《忠义救国军述论》，详细叙述了忠义救国军与中美合作所之间的关系。当时他的研究成果没有机会发表，多年后列入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他无私地寄给我收藏的初版《中美合作所志》复印件，没有封面封底，中间缺了很多页，但主要内容都在。我复印之后，又寄还给他。退休后我想打听张帅的消息，希望面谢。结果张帅离开原单位，和我失联。
华东师大教授洪小夏的论文《抗战时期的中美合作所析论》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8期。她曾到歌乐山下找我，我带着她参观这片旧址，交流很融洽。
徐军是一个泼辣的重庆妹子，1982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去美国深造。她收集中美合作所的史实，坚持从证据出发，一经掌握证据，便据理力争。一旦被对方的证据驳倒，便立即缄口不言。
张力先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参与修订《中美合作所志》，撰写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历史记忆与论述》、《<中美合作所志>出版缘起及修订再版说明》。他来重庆举办讲座，我有两次与何蜀，同他及夫人周素凤女士见面交流。拙著《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出版后，正值张力先生在重庆大学讲学，我带着新书和张先生促膝晤谈，他对书中的相关细节给予指教，非常愉快。2017年9月我和朋友去台北，大病初愈的张力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等候我们，又携夫人周素凤女士带我们游览文化景点，还请喝咖啡吃饭。
渝中区政协也给我很大的支持。我求助他们代为联系各地政协文史委，征集中美合作所在各地开办训练班的相关史实，发出7封公函，得到回应。河南政协文史委、福建省华安县政协、建瓯县政协都给我寄来了相关史料。
重庆一位文化官员，2008年秋曾经主编一套丛书，其中有一本《中美合作所的抗日活动》，交我完成。这成为我写书的契机。
当我完成书稿时，却未能参加丛书。出版商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进入审稿却屡遭否定。贵州教育出版社梁茂林先生告知，团结出版社有兴趣。我联系团结出版社社长，谈得很好，但因他们内部整顿，没了下文，失之交臂。
赵晓铃帮我联系了陕西人民出版社，他们很快和我签了合同。2012年，《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终于面世，印了5000册。一位重庆的年轻朋友到南京参观总统府，在售书部看到这本书，拍照发我。他感到很自豪。
三位学者为我的书作序，出版社有顾虑，未能采用。
最早向我约稿的文化官员写序说：“几年前，一些被扭曲的历史信息呈爆炸状态流行时，我对孙丹年女士说：会有一位勇于澄清历史的人在应该的历史时刻出现。2011年春天，当她把书稿《探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交到我手中并要我作序时，那份惊喜可想而知。……我佩服作者的勇气和智气，此二气合在一起，就叫实事求是，就叫史事求是，就叫学术良知。”
何蜀的序言说：“多年前，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在重庆举行了一次年会，我作为应邀列席参加者，在小组讨论中讲到了对中美合作所的评价问题，介绍了中美合作所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反法西斯盟国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作出的贡献和后来被歪曲丑化为“法西斯集中营”的情况。听了我的发言，几个来自军事院校的学者面色沉重地表示：相信你说的史实都是真的，但感情上接受不了，因为我们都是读《红岩》长大的。这个表态让我惊讶，也让我“无语”（作为历史学者看待历史不从史实出发而从感情出发），这也使我看到了长期以来一些为政治需要服务的文艺宣传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之深。孙丹年的这本书，就承担着这样的重任。……孙丹年这本书是她退休之后独立完成的、很有意义的一项大工程。它告诉人们：历史是有真相的，真相是不可能长久被歪曲、屏蔽的，不论是出于商业目的嬉皮笑脸的‘戏说’还是出于政治目的慷慨激昂的‘正说’，真相始终只有一个。在这片领域里，总有一些不问个人得失只求还原真相的义工在默默操劳着……”
赵晓铃的序言说：“现在孙丹年写了一本书，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中美合作所对太平洋海战的巨大贡献，而是她讲述了梅乐斯和他带领的美国大兵在中国英勇卓绝的斗争和牺牲，他们的光荣与功勋一点不比他们在诺曼底登陆的那些战友差。……我们看过了那么多电影电视，从来没有看到过江南的敌后游击队由操着英语的美国小伙子带领着，拿着美式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谁知那时候，竟有上千美国人活跃在江南的敌后游击战场！……歌乐山下的故事选择了孙丹年。她不仅是不再撒谎，而且要寻找真相，这是一本可靠可读的书。她说‘胆怯地伸手，悚然叩问历史’，不是在海峡这一边长大的中国人，不能体会这‘胆怯’‘悚然’背后的辛酸与心悸，将作者探索真相的困难，内心的纠结与挣扎让读者一揽无余。”
周永林老人年逾九旬，曾任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他说，中美合作所是抗日的，作用是正面的，我们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他告诉我：八十年代，他的亲属随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接触到美海军高层人物，美方直接了当地质问：“梅乐斯只是我们一个普通的海军军官，你们为什么把他说得那么坏！”质问具有正当性，这在当时只有极个别人能够认识到，即便认识到了也没有机会发言。正是因为有周老和其他朋友的不懈支持，我才能克服困难，写出这本书。书出版后，我首先想到周老。那天，我打电话要给周老送书，他高兴地说“快来啊”。愧疚的是，因为路不熟，拖延了时间。等我到达，大门为我而虚掩，周老在桌前颓然而坐。几年不见，老人家面庞松弛下垂，眼睑浮肿，好不容易站起来了，却挪不开步，靠拐杖支撑着迎接我。一尘不染的桌面上，摆放着一盘葵瓜子、一盘花生，和沏好的茶。他费力地对我讲，这本书出版，算是完成了一件大好事，是重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
孙曙先生是南下干部，于1949年12月接管中美合作所旧址，作为亲历者，曾对旧址的历史真相提出过很多意见。他的好友杨慜先生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2013年8月，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1943-1946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纪实》，史料翔实，内容厚重。杨慜先生惠寄我一册，特意打电话告知，他视我为同道。
迷雾渐渐散去。我和同道，终于合力还原了一段历史的真相。
2023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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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合作所”究竟是抗日机构，还是反共魔窟？｜钩沉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美合作所”便被宣传为“美蒋反动罪行”的代表，数十年来,《红岩》、《烈火中永生》等文艺作品更是将其塑造成了臭名昭著的魔窟，至今很多人提起来仍然会咬牙切齿。然而，在台湾和美国，“中美合作所”却是作为著名的抗日典范一直被纪念和颂扬的。那么，“中美合作所”到底是抗日机构，还是反共魔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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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合作所刑讯室
中美合作所全称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总部设在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下的杨家山。军统领导人戴笠、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1943年7月美国陆军方面改派魏今生为代表）分任正副主任。参谋长中方两人，为郑介民和李崇诗，美方为贝利美。主任秘书中方为潘其武，美方为史密斯。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至1945年8月，中美合作所各训练班，共训练单位22个，完成训练之作战部队49180人，各种干部1320人，毕业学员50500人。这些“特种作战部队”经训练后改编为别动军8个纵队、忠救军3个纵队，湘鄂赣边区行动总队（梅乐斯称之为长江突击队）、铁道破坏队、水上破坏队、教导营（多半由受训学生编成）若干等敌后抗战队伍，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只是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中美合作所”这个战时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竟成了广为人们熟知的“美蒋罪行”的代名词，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也曾一度命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长篇小说《红岩》和由此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将其描述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魔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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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
以当时最为轰动最为畅销的长篇小说《红岩》为例，写到共产党员刘思扬第二次被捕时，就描写了押送他的汽车经过“中美合作所警卫森严的大门”驶进白公馆集中营进行登记时，他看到登记簿上有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缩写等细节。小说中写到渣滓洞监狱政治犯组织绝食斗争和1949年新年联欢会时，还特地描写了监狱看守长给美国“特别顾问”打电话请示报告的细节。
在小说中，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威胁许云峰：“你可受不了四十八套美国刑法！”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后，这句话改成了徐鹏飞审讯江姐时的台词，“美国刑法”改成了“中美合作所的几十套刑法”。“你别忘了，这里是中美合作所！”“真想尝尝中美合作所的几十套刑法？”“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尸，也得给我开口！”
在歌剧《江姐》的最后一场（场景说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女牢），江姐在就义前，得知敌人就要逃跑时，嘲笑沈养斋说：“怎么？你害怕了？你们‘中美合作所’这块招牌就要摘掉了！”
其实，这些文艺作品都是很不严谨的。“中美合作所”的招牌早在这个剧情发生的四年前即1945年8月就已被摘掉了。而小说《红岩》中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当年西南的特务王徐远举，也从未在中美合作所任过职，他调到重庆先后任行辕二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时，中美合作所早已经撤销。
不可否认的是，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渣滓洞曾作为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国民党监狱，1949年9月至11月底，国民党当局将关押在这里的包括共产党、民革、民盟、“托派”及无党派人士（还包括军统局的违纪犯）在内的数百名政治犯屠杀，这是小说《红岩》的历史背景。然而，实事求是地说，中美合作所除了恰巧与这两个监狱处在同一位置，以及监狱里所使用的刻有中美合作所字样和有USA标志的办公家具、桌椅板凳床，以及特工使用的手铐、枪支等都是中美合作所遗留下来的外，中美合作所与这两处监狱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与屠杀进步人士更是没有丝毫联系。
这是因为，白公馆原是军统局下面的临时看守所，1943年，中美合作所建立时，白公馆看守所奉命将人犯迁往渣滓洞，将房屋腾出来让给美方人员作为住所。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回国，白公馆才又恢复关押政治犯的职能（后称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关押国民党当局认为是“要犯”的较高级别的政治犯。而渣滓洞监狱，原是因白公馆看守所人满为患而增设，1946年年底将人犯迁回白公馆后，曾一度关门，后于1947年年底又重新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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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左）与外国友人
不过，由于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负责人是在国民党内外名声都不大好的军统局负责人、特务头子戴笠，美方副主任梅乐斯又不顾美国当局禁令介入中国国共两党冲突的内政，再加上该所训练的作战人员、警察和特工，获得的美式武器与设备器材，后来都被国民党当局用到了反共内战中，因此，该所便有了一个“扶蒋反共”的恶名。
不仅如此，在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在其原址及其附近发生的监禁、虐待和屠杀政治犯的罪责，也被算到了它的账上。特别是在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时发生的对被关押政治犯的集体大屠杀，更被宣传为“中美合作所大屠杀”，使“中美合作所”声名狼藉，成为后来反美、反蒋（国民党）宣传中的一个重要靶子。
那是1949年10月，堪称“黎明前黑暗的日子”。当时，经过三大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等重大战役，蒋介石“划江而治”的梦想破灭。蒋家王朝认为他们的失败是对共产党手软的结果，于是在重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疯狂屠杀。根据对抗战后期至重庆解放前夕系列大屠杀殉难者进行的统计，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是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为烈士者共计285人，加上5个随父母牺牲的小孩，共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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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白公馆
于是，在这一系列因素影响下，许多人不再清楚中美合作所当初究竟是个什么机构，而只以为它是一个血腥恐怖的集中营。再加上小说《红岩》及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为了宣传反对的“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而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三者糅合在一起，进行大肆渲染，“中美合作所”作为反面形象的知名度，竟大大超过了同样在重庆有着更为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纪念地红岩村，令人遗憾。
中美合作所只是一个为抗日服务的军事合作机构，对抗战胜利做出过极大贡献，这一点不该被忘记。《红岩》中那些国民党监狱中的罪恶与它是没有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