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德国人，1906年2月4日—1945年4月9日），德国信义宗牧师，认信教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名神学家。出生在德国布雷斯劳（今波兰弗罗茨瓦夫）。曾经参加在德国反对纳粹主义的抵抗运动，并计划刺杀希特勒。在1943年3月被拘捕，最后在二次大战结束前被绞死，而希特勒于不久后自杀身亡。
我们经常会提醒自己不要跟邪恶的人打交道，但是，比邪恶的人更可怕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愚蠢的人。
最近，“蠢货”这个词一度是网络热词，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要“抵制蠢货“。这个词带有很强烈的情绪色彩，跟很多网络热词一样，它很痛快、很解气，但是也容易成为人人都可以论起来砸向别人的一块砖——我们很容易把那些跟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斥为蠢货，互相问候一声锑。还有一提到这个词，很容易让人“对号入座”，所以这个词，要非常谨慎使用的。说到这个词，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位叫朋霍费尔的德国人写的《论愚蠢》，其对“愚蠢”的分析和论述不可谓不经典。朋霍费尔在20世纪的神学界，开辟了一个派别，叫“上帝死后”神学。他的核心观点是：宗教是人在幼年时期容易相信的、可以作为他的行动指南的一种意识形态，但是随着人类这个物种的逐渐成熟，尤其是科学理性越来越发达，人们就逐渐开始怀疑宗教的故事，假设，原理。这就像人类的小孩子，在小的时候会非常狂热的崇拜他的父亲或者母亲。“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是一个人，但是你对于某个人来说，就是他的全部世界”。
事实上，做过父亲的人都会有这个体会，当孩子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各方面的意识开始苏醒，这时候，他会重建一个关于世界的认知和想象，父亲或母亲就不再是他崇拜的对象，甚至可能逐渐变成了他漠视，无视，甚至是鄙视的对象。朋霍费尔的核心观点就是：人类在“成年”之后，也就是科学理性越来越发达的时代，我们很难去相信人格化的上帝，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有信仰。朋霍费尔这个人一生充满着传奇。有人说他是牧师，是神学家，是教授，还是间谍。他出生于1905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是1945年的5月份，只活了39岁。为什么这么早离开人世呢？因为他被控告参与了一个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他被捕入狱后，在监狱里写下了大量感人的文字。当我读到那些温暖的文字的时候，很难相信这是他在经历种种酷刑和迫害的时候写下的。据说他在监狱里，对难友们非常的关爱，非常的善意，他让那些处于绝望、苦闷，甚至是疯狂边缘的人，感受到了强大的安慰。在纳粹投降的差不多一个月之前，他被送上了绞刑架。这就是朋霍费尔短暂而有意义的一生。他在狱中写了很多信，也写下了一些片段的思考，其中非常著名的一篇叫做《论愚蠢》。朋霍费尔认为愚蠢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心理学上的愚蠢是弱智，认知能力弱，记忆力弱，没办法进行健全的思维。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类人的智商并不低，可是你跟他们交往和谈话的时候，会发现你根本不是在跟一个具体的人在交谈或者争辩，而只是在跟一堆口号打交道。他们的头脑被严重的格式化了，格式化到只有几句类似于标语口号似的东西。而他们就用这些标语口号来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他们的内心没有接纳这个世界，也没有悉心认知这个世界的愿望。之所以这样，不是他们智力上有什么问题，而是一种特殊社会机制，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激励体系，使得他逐渐放弃了有质感的语言和思想，最后他们的头脑变得非常荒芜，
我们经常会提醒自己，不要跟邪恶的人打交道，要好好的提防他们，但是，比邪恶的人更可怕的是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愚蠢的人。遇到这样的人，我们首先不要跟他们争辩，争辩是没有结果的。就像一个视力正常的人，跟一个色盲的人争辩色彩，这是没有用的。他们已经把这个世界简化到不能再简化，所以跟他们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同时，这样的人如果拥有某种权力的时候，会非常可怕。因为他们在知识上、语言上都是一个色盲的人，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什么“颜色”，他只用他最简单的语言和最简单的行为，来跟这个世界进行所谓的对话。其实那不叫对话，顶多叫“训话”，或者叫“喊口号”，而一旦他们拥有某种生杀予夺的权利，这个世界会变得很可怕。朋霍费尔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相信他的潜台词就是纳粹对世界的那套看法，纳粹把人分为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认为世界上只有这两种人。这种理论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但是它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我们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基于这种认知建立的，600万犹太人就是这样被杀害的，那些欧洲国家也是这样被侵略的。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朋霍费尔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不是用来攻击别人的，而是用来反省自己的：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不知不觉的变成了一个愚蠢的人，一个对世界的丰富性没有任何感知的人，而且在以一种极其粗暴的眼光、语言和行动，去对待这个世界和他人。
论愚蠢
节选自《狱中书简》 朋霍费尔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你可以抵抗恶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去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攻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应付愚蠢者要比对付恶意加倍小心。我们不要再三地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样既无用而又危险。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
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某些特定的环境，产生这种情况，即有些人智力超群，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并非愚人。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某些环境中形成的，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把自己发展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发展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相互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
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作用于人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地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群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量产生。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这一类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来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地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损坏。一旦这些愚蠢的人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他们就能做出任何最为罪恶的事情，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这些事情是怎样的罪恶。在此，存有人性能被恶魔般地扭曲的危险，它会对人们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样做对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不过，在关于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值得安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因为很长时期里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统治者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认真而独立的思想判断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