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邦媛的《巨流河》之二---南开老校长张伯苓

      在南开读了七年书，当然知道鼎鼎大名的张伯苓老校长（1876-1951）。然而是从齐邦媛的《巨流河》中，才真正对老校长有了亲切的认识。

      幼年的张伯苓随着浪迹各地私塾教学的父亲到处辗转读书，生活艰辛。因此他从小就知道教育的重要意义。十三岁即考上官费的北洋水师学堂，希望有份建立强大的现代海军，为国雪耻。

      1894年，他由水师学堂毕业时，正值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连一艘可供学生实习的船都没有。一年后，勉强派到通济轮上见习，目睹甲午战场威海卫由战胜国日人手中移交给英国人占领的场面。他在自己的领海上眼睁睁看着国帜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改悬英国旗。

      张伯苓回忆到，士兵上身穿一坎肩，前面写一兵字，背后写勇字，衣服非大必小，不称体，面黄肌瘦，精神萎靡，手持大刀，腰怀一烟枪，慢吞吞走出来，将黄龙旗降下。而英国军整队出，步伐整齐，精神奕奕，相形之下，胜败可知。因此，张伯苓思索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教现代知识、教爱国。

      张伯苓毅然决然离开海军，一心办教育。1908年，由严氏家馆扩大到天津南开中学。

      1930年代，日本人占领东北后，以天津日租界为基地，积极向华北伸展侵略的魔掌。数年间，南开中学和大学通过游行呼喊自强，号召爱国抗日。张伯苓深知局势危急，战争只是早晚的问题，因此早在1936年即到四川觅地建立分校。由沙坪坝乡绅捐地、各界捐款盖校舍，第一年即招收了160名学生。卢沟桥开战后，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1937年上海失守后，国民政府在十二月一日正式迁至战时首都重庆。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困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长。张伯苓经常勉励学生们，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

      在沙坪坝的八年，张伯苓住在校内宿舍，每天早上拄杖出来散步巡视。他就是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张伯苓长得很高，一米八多，体型又大又壮，不胖，肩膀很宽，常年穿着长袍，戴一副有颜色的眼镜。学生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张校长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无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无论日军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大家都坚信中国不会亡。

      张伯苓一直到处演讲，鼓励“国不亡、有我！”的志气，宣扬教育救国的理想。周恩来常到学校看张校长，也多次以校友身份在周会演讲。大家特别喜欢张伯苓介绍时后鼻音很重的天津腔，“现在，我让恩（Neng）来跟你们讲话”，充满了对这位杰出学生的温情。

      抗日胜利后，张伯苓从重庆回到故乡天津，75岁去世。临终最大的安慰是看到南开中学和大学在天津原址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