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一十八 书生气

 

女子何流泪？男儿何为怒？却于花阴下，独立无人处。

欲问苦不识，行行复回顾。抑是受委屈？抑是临岐路？

但愿皆不是，偶尔两相误。即祝早和好，性情莫执固。

 

    上面这首诗，是史维华与谭学珍游苏州劳动公园时写的。

    那天下午，两人拿着莎氏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公园的大树下朗诵，忽见从假山旁转过一对青年男女，不知因为什么，男的在发脾气，女的在哭。

    史维华说：“是不是那男的欺负了女的，我得问问去。”

    谭学珍说：“你傻啊，他会告诉你吗？不要问，没事的。两小时以后，他们就会好的。”

    史维华仍不放心，又对谭学珍说：“你去问问那女的，什么原因，劝劝她。需要帮忙，我们就去帮下。”

    “你憨啊，人家两个，有什么误会，自会解决，我们不知头，不知尾，怎么帮忙。弄不好还会帮倒忙。算了，我们走吧，免得人家看了不好意思。”谭学珍说。

    “我们有什么不好意思？”史维华不理解。

“你又理解错了。我是说，我们不住地瞅着人家，他们会不好意思的。我们走了，也许人家过一会就好了。你若去询问人家，人家好意思说吗？你太笨，不会换位思考。”谭学珍说完，便拉着史维华走出公园。

但史维华还不放心地回头望了几眼。回校后还一时两时忘不了，便写下了开头的这几句诗。第二天，又拿给谭学珍看了。

    谭学珍说：“老夫子，你比女人还女人，管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干什么？俗话说，俩口子床头打架床尾和。你担心什么。你这叫看戏淌眼泪，替古人担忧。”

    被谭学珍一顿批评，史维华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太书生气了。常把书中的事当成生活，或者把生活又当成书中的事。事情拿起了，放不下。放下了，又拿不起。

    谭学珍仔细地看着老夫子，觉得这个人太诚实，太认真，太善良。将来走到社会上，很容易被人欺骗。

    第二天，接到系里通知，史维华与中文系部分同学到苏州文联会议室听作家茹志鹃作创作讲座。

    一如往常，史维华仍然先要了解一下作家茹志鹃的简况。他虽然读过茹志鹃的《百合花》，但毕竟知道太少，他想多了解一些，于是便到图书馆翻资料。

    茹志鹃生于1925年9月，浙江杭州人。幼年丧母失父，家境贫寒，靠祖母做手工换钱生活。11岁以后才断断续续在一些教会学校、补习学校念书。初中毕业于浙江武康县武康中学。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公学读书，以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任过演员、组长、分队长、创作组组长。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做编辑。

    1943年发表第一篇作品《生活》。

    1958年发表《百合花》，这是她的成名代表作，歌颂解放军和人民之间的血肉关系。茅盾称赞说“这是一篇具有清新、俊逸风格的好作品”。此后又发表了《静静的产院》等有影响的作品。

    她常写抒情性的心理小说，表现战争题材，以空灵精致的笔触展示军民之间的深情和厚意。在写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生活时，那柔美纤细的笔触常游弋于劳动女性的心灵世界之中，显示人物内心的热切和性格的贤淑。

    在会议室，同学们望着坐在讲台前这位三十多岁的美丽的女作家，聆听她讲述自己的创作道路和经验体会。

    她说自己小时丧失父母，靠祖母生活，辗转上海、浙江之间，勉强度日。后入教会学校，自己拼命读书。1943年与哥哥一同参加了新四军，做小学教师，后在部队文工团做宣传工作，这时才真正有了家。部队火热而残酷的战斗生活磨炼了自己。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她一边行军，一边写写快板、歌词和通讯。只是为了当时的工作，不过这些军旅生活和亲身体验到的军民关系，给她深深的教育和感受，为她积累了宝贵而丰富的素材。对此后的创作有极大的帮助。所以要搞创作，必须先有生活，先有素材。靠想象、靠胡编乱写是不行的。否则便是无根之本，无源之水。写出的东西也是枝枯叶黄，像瘪三。

听到这里，史维华想到抗战时苏北新四军中确有一支文工团，内中有不少女战士，说不定当时茹志鹃就在其中。

她说：“真正的创作是在解放后，在南京军区任创作员时。1952年创作了话剧《不拿枪的战士》获得了军区文艺创作奖，这给了自己极大的鼓励。1958年发表了短篇小说《百合花》，得到了茅盾先生的赞扬和肯定，又给了我极大的推动力。但前两年，也有不少同志对我的作品提出了批评意见，说笔下缺少高大形象，缺少英雄人物。我也承认这一点。但我却喜欢写平常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这时维华又想到解放战争时，游击队员董英牺牲时，母亲和庄上人捐衣帽，捐棺材为烈士送葬，与《百合花》情景何其相似。

她说：“创作是艰苦的工作，要细心，要擘画，来不得半点草率。有时写了改，改了写，反复几次，还不一定满意，这时你就不能急着拿出去。创作必须有生活，但艺术又不是完全照搬生活，不能学西方的自然主义。要选材，要提炼，也就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例如《百合花》，这是我在战争年代见过许多感人的军民关系中的提炼品，是有现实基础的。但又不是原原本本的记述。”

    听着茹志鹃的述说，同学们想起《百合花》中小战士枪管上插着的那朵小菊花，想着新媳妇那床美丽的被面，多么凄美，多么感人。

    谭学珍对维华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创作体会。”

    报告结束，同学们纷纷回校，史维华对走在身边的时文兵、章梅、谭学珍说：“茹志鹃的讲话，令我想起另一个作家陈登科，他也是当年新四军战士。小时也只读过几天书，参军后又继续学一点文化。当时在部队中，有小学文化就算知识分子了。他开始给《盐阜大众报》写短小通讯，写黑板报。越写越有兴趣。后来开始写小说，有《淮河边上的女儿》，有《风雷》。他也是凭着有丰富的战斗生活而创作的。他说‘只要你敢把自己所见所想写出来就是小说’，和茹志鹃的经历和体验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军旅作家，说不定在新四军还一起工作过。”

    史维华一边说，一边遐想。

志鹃小说若其人，言语清新趣味淳。

《百合花》开颜色艳，春风明月净无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