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准备向其他新军阀开战时,基本不了解日后将成为终生之敌的毛泽东和朱德,甚至不相信有关朱毛红军的情报,因此,他也许错失了把红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时机。
早在全国编遣会议之前,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前往暂住南京的李宗仁家拜访,诉苦说江西的兵马已经奈何不得朱毛红军,求他借给自己一或两个军,前往助剿。
宗仁还没遇到过这种事,不由一愣,略作思索后,才说:“我当然乐于调拨部队,归你指挥,可是我二人不能私相授受,军队是国家的,必须总司令发一纸命令,方可调动。”朱大喜,说:“好!那咱们可以一齐去见蒋先生,请他颁布命令。”
于是,朱培德和李宗仁见到蒋介石,将两人前面商量妥当的事情委婉陈述了一遍。蒋似乎觉得很奇怪,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说:“用不着自两湖调兵去剿,江西的军队一定剿得了!”朱再诉苦道:“江西共产党已有燎原之势,不可忽视。”蒋说:“那只是一些土匪,为害不会太大。”
朱、李二人面面相觑,觉得不可思议,却不知怎么说服蒋。最后,两人扫兴辞退。
蒋介石不同意是有自己的考虑。首先,他确实认为朱毛红军只是一帮土匪,根本不需要出动几个军去剿。朱德是个老江湖,南昌暴动后带兵逃窜,躲到滇军里去了,亏我消息灵通能发现,虽然没有抓住他,但湘军已把他的那个团打垮了,少数逃窜到井冈山而已。毛泽东不就是个农讲所的教书匠吗?搞搞宣传、写点调查报告还可以,一天军校都没有上过,怎么可能突然就成了游击战专家?
其次,蒋怀疑,在中央准备大裁军的背景下,李宗仁自动允许借兵,是为了找借口避免其兵力被裁减。可以推断,朱培德这样闹得满城风雨也是出于同一种动机。这些狡猾的军阀,为了自己的私利,挖空心思对付中央,我蒋某什么人没有见过,还想骗得了我?
于是,在新军阀们大举厮杀的战场之外,中共领导的武装割据已如中国大地上的星星之火。其中,有的火种点燃了火炬,如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这只火炬照亮了共产党人前进的征程;有些火种也燃成了野火,却在烧尽周围的草木之后熄灭了,如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苏维埃;还有很多的火种,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命运,能形成稳定火势的,主要有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湘鄂赣边根据地,贺龙领导的湘鄂边根据地和徐向前所在的鄂豫皖边根据地。
至1928年6月底,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四军已将根据地扩大到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共计50多万人,并开展了以分田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改革。
毛泽东非常善于进行理论概括,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中共乃至共产国际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他为此抽出了大量精力进行总结。从1928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上经常登载介绍井冈山斗争的文章,特别是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影响巨大。11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于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开始在全国传播,帮助许多红军和根据地领导人开阔了眼界,加快了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进程。
贺龙则在1928年初如愿以偿,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带了十来个能征惯战的旧部,前往老家湘西组织工农武装。他在家乡可是威震四方的大人物,这个偏僻穷困的地方只出过这么一个军长。他于2月28日赶到家乡时,当地人一听他回来了,立即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帮派火并。
贺龙把各帮首领召集到一起开会,毫不费力地就把这些队伍收编了。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这些部队没有多少凝聚力,一遇敌人打击就散了。两番大起大落之后,贺龙在大姐贺英的提醒下,才领悟到:要靠共产党把队伍组织起来,要发展党员,让大家懂得跟着干革命的道理。于是,贺龙领导成立了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终于在第二年摆脱了困境,并运用杰出的军事谋略,屡挫来犯之敌,建立了稳固的湘鄂边根据地。
徐向前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跟随起义军余部去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根据地,他们与当地的工农革命武装一起,转战于东江游击区等地。但因为彭湃盲目相信革命“高潮论”,在决策上主观和急躁,以卵击石地与强大敌军拼杀,致使大部分红军和党员都损失了。临危受命的徐向前带领最后不足200名红军战士坚持斗争。到1929年1月,广东省委为了保留革命火种,决定让剩下的人全部撤走,结束了这场东江游击战。
此后,徐向前系统地学习了中共“六大”文件,政治上更有头脑了,并用军事理论总结了自己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业已蜕变成一名成熟的指挥员。当他被中央派往由黄麻起义余部建立的鄂豫边根据地时,其军事天才就逐渐发挥了出来。徐向前刚到任,就赶上了敌军的会剿。他指挥这支几百人的农民武装,三次反会剿成功,不仅没吃过大亏,而且越战越强大,牢牢地树立起了一名红军将领的威信,被选为军委主席。
在反会剿胜利后,徐向前转过来着手提高部队的素质,成立了教导队,培训班长、排长、连长,亲手打造一支崭新的工农红军。他当过小学教师、黄埔学生军队长、武汉军校教官,这些经验全都用上了。与此同时,他还根据自己的作战经验总结游击战争的规律,提出了七条游击战术的原则,开始形成独立的军事思想。
再说1928年7月,在爆发过秋收起义的湖南省平江县,又爆发了一次武装起义。领导这次起义的是秘密共产党员、湘军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彭德怀。这支2500余人的起义部队遭到湘鄂赣国军8个团的会剿,损失不小,不得已撤出平江,东入江西修水、铜鼓、万载,经过40余天的打圈子战,前后歼灭了敌人3个营,才把三省国军的会剿挫败。同年10月中旬,彭德怀、滕代远等人在学习井冈山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
由于彭德怀等人对毛泽东仰慕已久,在11月中旬,他和滕代远等红五军领导人率领5个大队700多人,前去井冈山“取经”。就在红四军与红五军欢聚期间,传来了新的敌情:由湘赣两省国军集中的6个旅约3万兵力,统一由湖南的何键指挥,将分5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这时,红五军是否参加反会剿就成了一个突出问题。
彭德怀深知井冈山根据地在中共武装割据中的重要性,同时他已被毛泽东所折服,愿意在其领导下当一名红色战将。于是,他说服了其他红五军领导人,甘愿带部队留下来参加战斗。从此,彭滕红军与朱毛红军之间就形成了特别紧密的关系,以至于中央后来很难再把他们分开了。
随即,红五军这5个大队被改编成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指挥这5个大队,分别负责防御井冈山通往山外的5条路。毛泽东、朱德则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于1929年1月14日,乘敌军会剿兵力尚未合围之时,跳出井冈山,出击赣南。
然而,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没有料到,敌人并没有以主要兵力去追剿红四军主力,仍然以压倒性的兵力来围剿井冈山。在主力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三天,湘军有7个团发动进攻,赣军进攻的至少还有5个团,总兵力约2万6千人。彭直接指挥反击的5个大队只有不到800人,敌优我劣相差太悬殊。国军重重围攻3昼夜,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三路阵地均被突破,守卫黄洋界的李灿大队、八面山之彭李大队均被敌军隔断。
彭德怀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坚守下去只能是牺牲到底,不仅完不成任务,而且会全军覆没,为了保存实力,必须突围。他集合了3个大队、特务排及后方勤杂人员等500多人,保护着伤病妇孺等千余人,踏着厚厚的积雪,沿着猎人和野兽爬行过的小道突围。他们经历了艰苦的战斗和超过半数的减员,也没能带出那些伤病妇孺,只有突围部队最终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
从这以后,井冈山不再是朱毛红军的大本营,这支火炬转入了更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