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云录(节选49) 山雨欲来

节选四十九    山雨欲来

 

虽然国军在长城一线与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斗，但作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的博古，仍然执行着僵化的既定政策。

博古、王明等固执地反对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军事思想，并不是他们受过什么军事教育，更不是他们有军事经验，而是从一般的常识和革命的坚定性两个方面形成的教条主义理念。从常识上讲，既然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那么就有“国境线”，就有“国防”，必须保卫国境线内的“领土”不受侵略，才好建设“共和国”；如果让敌人轻易就可进入“国土”内烧杀蹂躏，即使能保存一些军队实力，也是害怕敌人的表现，就是革命意志不坚定的表现。

因此，博古在阅读中央苏区前三次反围剿的报告时，特别重视苏区被白军破坏的情况，更加坚信“御敌于国门之外”才是正确的军事路线。而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位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支持，这就是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文化名“李德”。

其实，李德从来没有指挥过成建制军队的经验，对中国的情况也才刚刚接触，根本就没有见过中共各根据地的情况，就要回答中共临时中央的问题，只能凭着学到的苏军教条来作答。博古、张闻天等人经常向李德请教各根据地发来的电报中的军事术语，他不仅能用对方所习惯的马列主义术语来解释，而且发表自己的见解，令对方叹服。

1933年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鉴于上海险象环生的局势，决定迁往中央苏区。博古要求李德一同前往，但李德的上级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在后者没有到上海之前，前者不能离开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机关。

6月中旬，已经到达中央苏区的博古等人，依照已到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的意见，提出“红军分离作战”的方针，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对此，身在前方的朱德、周恩来等提出不同意见，表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更是反对，认为这两个主力军团分开后就打不好仗。但博古、项英根本不听这样的意见，而以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名义再三重申，要实行“两个拳头打人”。

结果，硬把一方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路：东方军以红三军团为基干，冒着盛夏酷暑，远征闽西北；中央军以红一军团为基干，在中央苏区北线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域活动。这种分开两个拳头的战法，实际上让中央军这个拳头处于相对防御的状态，而东方军这个拳头大范围主动出击，在战略上留下了后患。

1933年7月，彭德怀率东方军进入福建作战，在国军兵力薄弱的清流、归化、将乐、顺昌四县轻易得手，获得县城和相当大片的土地。然而，中革军委不允许他们做群众工作，结果像“猴子摘包谷，摘一个丢一个”，一片根据地也没有巩固起来。中革军委命令他们接着进攻国军第十九路军一部驻守的连城。

再说第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后，原总指挥蒋光鼐转任福建省长，原军长蔡廷锴升任总指挥，军级编制撤销，总部直辖原来的3个师。在这支抗日英雄部队的内部，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声音一直没有平息过，因此，他们对围剿红军基本上是消极应付的态度。但红军方面并不知内情，彭德怀还是准备进攻十九路军。

东方军不仅攻克了连城，而且连战连捷。尤其是9月18日，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三六六团增援途中到达芹山，与东方军的一个团遭遇，在红军官兵勇猛冲杀之下，这个从未打过败仗的主力三六六团竟被全部歼灭，团长受伤被俘。整个十九路军都震惊了！

蔡廷锴痛苦地认识到：“归根到底，两条路变成一条路，‘剿’也败，不‘剿’也败；打也完，不打也完。……积极反共固然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他于是找老搭档蒋光鼐商量，两人又找到老上级陈铭枢，讨论出路。他们注意到了1月17日红军发出的抗日宣言，其中有“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内容，于是下决心把反共变为联共，与共产党共同反蒋抗日。

蒋光鼐和蔡廷锴派出代表陈公培前去红军方面试探。9月22日，彭德怀在南平王台东方军司令部接见了陈公培。陈挑明来意：他们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彭德怀马上说：对！抗日必须反蒋，因为蒋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只有抗日才能停止内战。

当晚，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进行谈判。蒋、蔡收到彭的回信后，十分高兴，双方的秘密谈判随后展开。

同时，彭德怀把上述情况电告中央，并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得到指示。中革军委回电，提出了与十九路军谈判的先决条件：（一）十九路军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我军在将（乐）、顺（昌）行动，彼方不能干涉；（二）释放在福建监狱中的政治犯，保证反帝组织的自由；（三）发表抗日和反蒋的政治宣言。在接受上述条件后，才能考虑双方订立停战协定。回电还指示说：“蒋蔡此种行动极有可能系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计，我方得警戒，并须严加注意。”

可这些日子里，“首都”瑞金最大的新闻却是来了一个神秘的洋人，此人正是李德。掌握着中央根据地杀伐决断大权的博古，进入苏区几个月来的日子并不好过，尤其在军事问题上力不从心。军队领导人经常反对他的意见，陈述的理由充满了军事术语，说得他一愣一愣的。因此，他早就向共产国际请求李德前来中央苏区协助他。

只迷信理论知识的博古，同样不认为军事需要多少经验。其实，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在苏区不少，总参谋长刘伯承就是一个。然而在博古看来，这些中国的军事人才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不可避免地把其政治倾向性带到军事判断中去，因此他一个都信不过。在这种背景下，他所最信任的军事人才李德，终于从上海被派到中央苏区，充任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

李德于1933年9月25日到达中央苏区。在苏区的军事会议上，他起初说明自己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但是博古一再强调，他是共产国际派遣过来的军事顾问。从这个时候起，前线来的电报，都要经过李德批阅才送交他人。

在蒋介石这边，国际国内形势对他空前有利。长城争夺战之后，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日军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使蒋在北方的压力顿减。中国同西方主要强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加强，可轻易得到贷款和购买军火。

这样，蒋介石从从容容地完成了军官训练、武器进口、聘请顾问、调集兵力等作战准备，又在苏区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从经济上封锁根据地。最具有决定性的还是军事策略，他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团的主张，推行“堡垒主义”和逐步稳进的新战术。说起来不免讽刺：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对垒双方，背后竟然都是德国人充当的军事顾问在谋划。

按照德国军事顾问团的计划，国军进攻时通过不断建立稠密的碉堡体系来步步向前推进，军队与碉堡同步并进，逐步缩小根据地，最后围歼红军主力。蒋介石确实有国民党人中少见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他说：“匪区纵横不过五百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完全占领匪区。”这就是说，他立志带领国军将士做“愚公”，每天挖红军根据地这座“大山”，挖一点就会少一点，最终会被彻底铲平。

到1933年8月底，蒋介石从全国调集剿共的总兵力已达百万，其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计33个师又3个旅；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指挥9个师又3个旅；东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

9月25日至28日，围剿军抓住彭德怀的东方军还在福建未返回江西前线的时机，北路军集中4个师的兵力出击，一举夺占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镇黎川。

第五次围剿的隆隆炮声正式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