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是位极端复杂的人物。他行伍出身,未受过正式军事教育,信奉基督教,不烟不酒,粗布素食,治军极严,却表现得爱兵如子,因此深受士兵和百姓的爱戴。然而,冯氏在长期的军阀混战和政治争斗能谋得一方势力,跟其善于叛变而牟利有极大关系,军伍生涯中竟有8次倒戈,被戏称为“倒戈将军”。
1923年底,在中国西北地区起家的“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受到孙中山《建国大纲》等书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思想的影响,开始倾心于苏俄,仰慕社会主义,还在室内悬挂列宁肖像。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逼大总统曹锟辞职,并软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冯旋即将清朝逊位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
1925年,冯玉祥邀请中共中央的李大钊担任国民军政治部主任,后由中共党员刘伯坚代理。冯还结识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邀请苏俄军事顾问进入国民军,开始接受苏俄的武器援助,并派遣一批年轻的军官赴苏联留学。
1925年冬天,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南口不敌吴佩孚和张作霖的联军,向西撤退时,阎锡山曾应吴、张之请,陈兵晋北,企图腰击冯军,从此冯对阎怀恨在心。冯玉祥的部队无法抵御奉、直军阀联合进攻,不得不于1926年元旦通电下野。
但冯的主要部队并没有散,他本人继续保持对苏俄的好感,并于同年前赴苏俄考察。北伐开始后,与冯玉祥交往甚多的李大钊先后3次电请冯回国,希望他重新出山,整理旧部,配合南方的国民军北伐。1926年8月,李大钊委托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赶赴苏联,请冯玉祥回国。
为了让冯玉祥出山帮助北伐,苏联下了本钱,从库伦运来1万5千支步枪、1500万发子弹、3万枚手雷给他。并在他启程回国时,有一个苏联顾问团和许多共产党员随行,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刘伯坚和邓小平。
万事俱备之下,冯玉祥于1926年9月到达绥远五原县(今内蒙古境内)。冯的旧部听说他回国,纷纷携枪归队。9月17日,他们在五原举行了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就任联军总司令。刘伯坚和邓小平分任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正副主任。
在北伐期间的宁汉对立中,老谋深算的冯玉祥虽然得到武汉方面馈赠的地盘,但却不想因此而为其赴汤蹈火。因为汪精卫向他诉苦,说武汉政府经济很困难,东南财政来源都被蒋介石劫走了,言下之意是在财政上无法帮助他。于是,冯氏打起了自己的算盘。在汪精卫、唐生智等随武汉军南下后,冯玉祥竟答应蒋介石之约,赴徐州一晤。
1927年6月17日,蒋介石带领高级军官们静候在徐州西部的郝寨车站,等待冯玉祥的专列。当专列驶入月台时,军乐大奏,大家衣冠整肃,伫立月台,扫视着一节节车厢的门窗。只见下车的均为冯将军的文武随员,却未见冯的身影。大家疑惑之际,频频向车内窥探。有随员看出他们在找冯将军,就向后节车厢指了指,迎接人群才向后面走去。可是后节车厢并非客车,而是一系列敞篷车和铁皮车,既无窗户,更无桌椅。当铁皮车驶近时,只见一位布衣土鞋的彪形大汉站在车门口,向众人招手,大家方知这位才是冯总司令。欢迎握手之时,一个身穿极粗的布制军服、腰束布带、脚踏土布鞋的贵宾,被一群革履佩剑、衣着光鲜的欢迎人员包围着,实在有些滑稽!
当日,跟冯玉祥会谈和赴宴的基本上是高级军官。第二天,南京政府的文官大员乘专列赶到徐州会见,包括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以及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等。南京方面竭尽所能拉拢冯氏共同对付武汉方面,但冯总司令并不直接回应,只对北伐竭力赞同,却希望对武汉方面进行“调解”。
蒋介石单独同冯玉祥会谈了一次。冯告诉蒋,据他所知,武汉方面已经在着手分共,因此国民党应团结起来,不可自相残杀。蒋为了保证冯不会与汪、唐联手,向他许诺,每月接济西北军250万军饷。冯氏非常满意,答应同苏俄及中共划清界限。表面上,冯玉祥这次没有叛变武汉阵营,只是在宁汉之间做和事佬;但深一层里,他又一次叛变了对其有恩的一方——苏俄政府。
1927年6月21日,蒋、冯两人联合发出通电声明,共同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并没有涉及南京与武汉之争。同时,冯玉祥另发一份电报给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何香凝等委员,劝其早日送鲍罗廷回国,并抑制共产党的群众运动,进而与南京政府合并,共同完成北伐大业,云云。
到1928年的二次北伐中,蒋介石亲自率领的第一集团军遭遇“济南惨案”,原本节节败退的“安国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而北伐军方面却出现了犹豫的情形。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见左翼第四集团军迟迟不能到达前线,右翼第一集团军被日军拦路遏制,于是不想再孤军冒进。冯通令所部:“不遵命令擅自退却者,枪决!不遵命令擅自前进者,亦枪决!”堪称军界奇闻,日后被世人耻笑。
这下可苦了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5月中旬,张作霖趁南线减轻压力之际,以三面包围西线的阎部。阎锡山见形势危急,乃电请冯玉祥迅速北上解围。
然而,冯还在对过去阎背后使刀的事耿耿于怀,他心想:既然你阎老西不仁在先,也就别怪我冯某不义在后了。于是按兵不动,坐看阎锡山忍受煎熬。所幸阎军苦撑到了第四集团军的到来,才免于被击败。
蒋介石见此,私下里向阎锡山许诺,如果阎部首先打进北京,将任命他为京津卫戍总司令。而对冯玉祥,他却说为了避免外交纠纷,第二集团军破敌之后,进至静海、永清、固安、长辛店一线,应停留待命。到6月6日,冯部第二集团军的韩复榘部已经走在各军的前头,占领了南苑。蒋总司令下令韩部不得进北京城。阎部第三集团军的张荫梧部日夜兼程,终于在6月8日抢先进入北京,12日又接收了天津。阎锡山如愿以偿,获任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后改为“平津卫戍总司令”)。
阎锡山本来就是太原政治分会主席,拥有任命地方官吏的权力,现在京津又扩大成了他管理的地盘,于是就大肆安排自己的亲信,几乎把持了所有的肥缺。冯玉祥原驻西北各省均为贫瘠省份,眼见京津这块大肥肉被他人抢走,端的是气愤难平,不久即告病离职,去疗养了。
冯玉祥托病不参加裁军工作,将了蒋介石一军。第二集团军人数最多,如果冯总司令不参加编遣工作,如何进行?于是,蒋请出大姨夫孔祥熙,前去慰问“告病”的冯玉祥。孔不辱使命,果然令冯态度转变。至于财大气粗的孔老板私下里跟冯将军达成了怎样的协议,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1929年1月,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开幕,蒋介石公开提出先裁减第二集团军的动议。冯玉祥不仅反对,后来再次称病不到会。蒋介石、李宗仁等有时到冯的住处去探病,只见他卧房里炭火熊熊,冯氏则卧在床上,盖了两张棉被,满头是汗,呻岭不止,好象真有大病的样子。大家无不嘱咐他好好静养。岂知一日,冯竟秘密渡江过到浦口,乘事先预备的铁甲车返回原防,并留书向蒋总司令道别。
冯玉祥在西北军搞家长式统治,把他的将官都叫“孩子们”,将官们有错就罚跪。下级军官每有升迁,冯常按惯例先罚打军棍数十,然后发表升官命令。于是,一旦部下有无故被打军棍的,其同僚马上购酒肉,燃爆竹,为其庆贺,因打一顿屁股之后,必然又要官升一级了。
这种侮辱人格的作风,冯玉祥不以为怪,新式军官却受不了。蒋介石曾派去数百名黄埔毕业生去第二集团军见习,他们一看这个棒打屁股的传统,统统吓跑了!不过,冯知道不能这样对待士兵,否则就没兵可带了,因此,又有很多冯总司令爱兵如子的故事。
在北伐的最后阶段,冯的手下大将韩复榘率部击溃奉军,攻占北京南苑,成为第一支到达北京地界的北伐军,一时全国各报皆誉韩为“飞将军”。后来,冯任命韩为河南省主席,然而不久,却免去了他的师长职务。对于韩这样的将官来说,军权比行政权重要得多,因而对冯产生不满。
另有一次开会,在如何抗蒋的策略上,韩跟冯意见不一致,冯玉祥发火说:“是你指挥还是我指挥?到院子里给我跪下。”韩复榘虽然身为一省之主席,竟然还得老老实实地被冯玉祥罚跪,心中更添怨恨。
冯玉祥对此毫无察觉,不知物极必反之理。
这个人可真不怎么样!曾经八次倒戈,人称倒戈将军。
后来投靠了共产党。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曾一口气给彭德怀扣上5顶帽子——“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
可见这个人人品有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