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清党密令是1927年4月11日发出的,关键内容归结为一句:“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突然遭到逮捕和杀害,犹如中国上空爆炸的一颗巨型政治炸弹!人们大惊之余,并未完全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唯一确定的事实是:蒋介石背叛了过去的立场。
对于蒋集团以外的人来说,最清楚的莫过于汪精卫,因为他自己几天前还在被这个集团直接拉拢。汪为了表白对孙总理的忠诚,于4月16日发出铣电,斥责蒋介石提出“清党”的口号,竟于上海屠杀工人,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中共中央则发表宣言:“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
蒋集团见事已至此,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于4月18日在南京宣布建立自己的“国民政府”,公开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胡汉民重新出山,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稚晖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武汉国民政府为继续北伐还是东征讨蒋争执不下的时候,北洋军阀却促成了武汉和南京两个政权同时分别进行北伐的决定。逃到北方的孙传芳不甘就此认输,联合张宗昌的直鲁军向南反攻,一路进攻合肥,另一路占领浦口,意图夺回南京。但是,北洋统帅张作霖对政治太不敏感,不懂得利用宁汉分裂之机各个击破,还让张学良率领奉军精锐自京汉线南下至驻马店,威胁武汉,置己方于两面开战的不利局面。
南京方面将所部北伐军编为三路,自东向西:第一路军总指挥为何应钦;第二路军总指挥由蒋介石兼任,白崇禧代总指挥;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宗仁。经过数场激战,李宗仁部大破直鲁军,于6月2日进占陇海、津浦两线的交汇重镇徐州。何应钦、白崇禧两路也北进到了陇海线上。
唐生智被任命为武汉北伐军的总指挥,下辖3个纵队。张发奎被任命为第一纵队(后改名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兼第四、第十一两个军的军长。留守武昌的只有第十一军的叶挺第二十四师,叶挺还兼任武汉卫戍司令。
从5月1日至27日,武汉军连战连捷,突破了奉军张学良部的沙河防线。其中,独立第十五师师长贺龙指挥该部巧妙攻取敌防御要点逍遥镇,为全线突破之关键。贺龙因战功后被提拔为第二十军军长。
5月28日,武汉军与奉军在临颍展开决战。北伐官兵前仆后继,英勇拼杀,终将奉军击退。武汉军乘胜占领陇海路中段,进驻郑州、开封。6月4日,唐生智部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
至此,东边的南京北伐军与西边的武汉北伐军在陇海线上齐头而立,保持着战争中少有的一种奇特状态:他们共同对敌北方,而他们之间却不是朋友,口头上甚至是敌人,但又互不相犯。
中共中央则于4月27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决议强调要争取领导权,但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会议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只是在突变的形势面前脱离实际的空谈,一回到现实,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身上,认为这就是工农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竟然还请汪精卫到会发言。
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仍当选总书记。
毛泽东以候补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然而,会议仍然没有取得他所希望的结果。
不幸的是,从北京传来了更糟糕的消息: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被押至刑场杀害。尽管北京集团与南京集团在军事上打得你死我活,但对待共产党,他们却坚定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于是把妻子杨开慧和3个孩子从武汉送回了湖南老家。在他担任所长的农讲所里,早就开始请教官对学员进行军事训练,每个学员配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天训练2小时,每周野外军事演习1次。“四一二事变”后,军事训练每天增至4个小时。这一期的许多学员在半年后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而曾当过半年兵的毛所长也经常抽出时间,参加训练和演习,同教官交流,增长军事知识。
这段时间,武汉阵营中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了,汪精卫在当中处于被夹击的位置。军队中的很多中下级军官都出身于地主家庭,实际上赞同蒋介石集团反对工农运动的做法,这股思潮通过上级军官给汪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左派却认为革命已到关键时期,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汪精卫采取了两面讨好的策略。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5月17日,原来服从于武汉阵营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趁武汉军主力北上的时机,在其驻地宜昌发表反共通电,率兵进攻武汉。尽管叶挺率部击溃了夏斗寅,但5月21日,驻长沙的第三十五军许克祥独立三十三团又发动叛乱,史称“马日事变”。事变中,他们抢掠和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左派国民党省党部,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了所有被监禁的土豪富绅,在长沙等地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骨干达7天之久,湖南顷刻间浸入血泊之中。
马日事变发生后,中共立即向汪精卫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处罚“不法军官”。而总指挥唐生智、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等反而袒护许克祥。汪精卫等也认为共产党过分嚣张,应加以抑制。中共当然不服,大肆声讨。汪开始露出态度,说要和共产党“和平分离”,并承诺“保护共产党人之身体自由”。
这时,一个历史上匆匆而过的人物加速了历史的进程。由斯大林新派共产国际驻中共的代表、印度人罗易对鲍罗廷不满,竟单独找到汪精卫,向汪出示了斯大林的电报,想以此证明自己在共产国际里的地位。罗易希望汪站在共产党的一边,共同奋斗。
汪精卫看到电报的内容包括:武汉国民党已经不可靠;命令中共自组“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收地主土地;并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等。汪精卫如梦方醒,方知苏共的真正目的是要将中国苏维埃化,他惊恐至极,遂决计改弦易辙,彻底分共。
经过紧张的密谋后,6月5日,国民党武汉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解除鲍罗廷国民党政治顾问职务,理由是鲍罗廷反对党的正确路线。汪精卫以开联席会议的名义赶到郑州,告诉唐生智和张发奎:中共密谋已露,变生肘腋,不得不防。唐本是彻头彻尾的军阀,早有清共之心,遂一拍即合。
会议之后,唐生智、张发奎率部南下武汉,将郑州移交给冯玉祥驻防,意图造成冯军沿陇海线东进,唐和张率军沿长江东下的态势。
老谋深算的冯玉祥虽然得到武汉方面馈赠的地盘,但却不想因此为其赴汤蹈火。因为汪精卫向他诉苦,说武汉政府经济很困难,东南财政来源都被蒋介石劫走了,言下之意是在财政上无法帮助他。
于是,冯玉祥应蒋介石之约,赴徐州会谈。冯告诉蒋,据他所知,武汉方面已经在着手分共,因此国民党应团结起来,不可自相残杀。蒋为了保证冯不会与汪、唐联手,向他许诺,每月接济西北军250万军饷。冯氏非常满意,答应同苏俄及中共划清界限。
在郑州和徐州的两个重要会议都没有共产党员参加,对中共来说显然是不祥之兆。总书记陈独秀面对种种不利的严峻局面,陷入无限的怅惘与苦闷之中。他已失去了建党初期那股意气风发的劲头,常常神情忧郁地自语道:“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
欲知历史将如何回答陈独秀,且待下期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