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中马前卒
中国历史时事和国际政治评论
简论中国官方与民间的“民族主义”问题
我看到了于2019年10月11日刊登于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文章《别等到中国抓捕小熊维尼时再行动》，对作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先生的这篇文章的部分观点不能苟同。作为一位在中国生活二十余年，离开中国仅一年有余的学生、自由作家，我在此谈一下我的个人看法。
毫无疑问，纪思道先生在文中提及的关于中共政权利用美国企业的贪婪，干预美国企业和个人的言论自由，是明确存在且有警惕的必要的。关于习近平政权对于新疆穆斯林的镇压、对互联网的控制、及试图强化对香港的管控，也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纪思道先生在批评中国对美国言论自由的干预时，还提到要秉持谦逊的态度、了解中国的发展成就、考虑事物的两面性，这更是难能可贵。我对于这些看法和意见当然是认同的。
但是……没错，我主要想讲的的确是“但是”及之后的话。既然是商榷，自然是以商榷不同意见为主。
纪思道先生字里行间提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警惕。而这也是大多数西方和港台人士普遍的看法、共同的忧虑。
在海外大多数人看来，中国的发展与现状都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类同于纳粹德国和冷战期间的苏联，并对此高度警惕乃至恐慌。尤其港台和美日的许多人士，不仅普遍存在类似的看法，还大都比纪思道先生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民间）有更高的估计、更强烈的警惕与不满。关于论述“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膨胀/极端/强大/威胁……”的著作、文章、言论连篇累牍，共鸣之声不绝于耳。因此，我才写下这篇拙文，表达我的观点。本文不仅是为了回应纪思道先生及他的这篇文章，也是希望让更多人更加全面客观的探析中国大陆民族主义问题的是是非非。
无疑，中共政权的确在推动一些民族主义（中共官方称为“爱国主义”）议程，试图通过鼓动国民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以增强政权合法性、巩固专制统治。
但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真的是日益兴起、非常强烈且令人担忧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从表面上看，自习近平以来，“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声调成为官方宣传的主旋律，对“爱国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强调，似乎也达到了中共建政以来的最高点。而且，政治上的日益封闭和在对外开放领域收窄的迹象某种程度也佐证了“拥抱世界”与“民族复兴”的此消彼长。
同样，纪思道先生的文中提及的中共对美国企业施压的案例，也体现了对“台独”和西藏自治运动乃至“藏独”的不容忍、对新疆以维族为主的穆斯林的残酷镇压日益增强。而近日香港发生的一系列示威与冲突，也被视为中共对这块半自治的英国前殖民地控制的加强。纵观文章，纪思道先生显然将这些都归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日益兴起的表现。
这些事例当然是存在的。但这一切是否如表面显示的这样简单？能否证明当今中国民族主义的强大和进一步增强？纪思道先生当然是对此持肯定态度。如上所述，还有更多的人持更加强烈的肯定态度。在对华强硬派人士中，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盛行与威胁的日益增长，更是普遍。
而事实究竟如何？我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并非大多数人（包括部分知名媒体人和学者）看到和感觉到的如此简单。中国民族主义也并未在实质上足够强大和具威胁性，更没有在习近平时代有实质的（而非表面的）、真正的（而非形式上的）增强。
对于中国官方与民间有关于“民族主义（包括真正的民族主义和被误认为民族主义的，所以使用引号）”的问题，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细细探究分析和阐述的。这关系到对中国对外政策方向、路径的判断，，对中国当下在国际上地位、处境的认识，乃至对中共政权性质的判别，事关重大，牵涉面广，很有研究和论述的价值。因此我写下拙文，在此供关注中国问题的各界人士共同商榷、以为参考。
（一） 中共建政至习近平执政前中国官方与民间民族主义历史的变迁
剖析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以以时间顺序分成不同历史阶段，并从官方和民间两方面分析。
在官方层面，中共建政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体现。从1949年建国至文革结束时，中共政权主要强调的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名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真实的封建“儒法并用”忠君和等级思想的结合体，而民族主义则被混在“反帝反修”之中，作为那段历史变迁中的一股支流。
而且，在官方宣传“反帝爱国”的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放弃了对日本侵华罪行的进一步追究（东京审判仅处决了个位数的战犯，关押在抚顺的战犯全被高度优待，后来全被赦免），也放弃了索取战争赔款，还厚待并相继释放了大批日本战犯。这也意味着中共政权代表中国放弃了对杀害超过两千万中华儿女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责任追究。而这不仅让死难者死不瞑目、让致残与被侮辱者再无伸张正义可能，还留下了严重的历史隐患，为此后乃至未来对日本侵华罪行的探寻、追究，对日本右翼及军国主义复活可能的警惕，制造了极大障碍。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中共又与意识形态上的敌手--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与原来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对抗。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自朝鲜战争后，中共对美一直口头强硬实际低调，包括美国在越战期间轰炸中越边境中方一侧，中国也选择低调处理。1970年代，中国也与被称为“列强”、“殖民者”并在内部宣传上口诛笔伐的法英德（西德）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还加入了联合国。中共政权在“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口号响亮的同时，却积极靠拢这些发达国家，或明或暗的与他们眉来眼去，以减轻外部压力、维护专制统治。
此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对日政策，已经表现出中共为统治存续，在实质上随时会抛弃涉及民族主义的诉求，乃至不顾国家正当利益和中华民族牺牲者尊严等特征。
换句话说，中共以牺牲乃至出卖国家利益，通过直接手段（以国家主权、人民尊严与利益做让步，换取外国的对中共政权的“不干涉”甚至友好、半结盟、结盟）和间接手段（同样是放弃合理合法的国家和人民利益，换取经济发展和在国际上立足，最终目的是维持中共统治和中共核心集团利益，如放弃对日追责和赔款换取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经济开发援助）换取专制统治的存续，在毛时代已打下基调。
而民间层面，那时中国处于高度封闭之中，加上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及造成的动荡和破坏，民间几乎完全没有相对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潮。虽然那时经常举行动辄十万乃至百万人的“反帝反修”和“声援黎巴嫩/埃及/美国黑人……”等群众游行，但无论反对哪国/哪群人或支持哪国/哪群人，完全由中共统治集团决定，参与者毫无自由意志，不仅不是出于自愿，大多数参与者连所反对或声援对象的概况都一无所知。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以拥抱世界的姿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及邻国日本和韩国极为积极的发展关系，并且在联合国承诺“永远不称霸”。甚至，它还尽力压制民间的民族主义诉求，例如阻止民间侵华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而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前期曾一度对苏强硬，但随着一系列“葬礼外交”的展开，两国关系也不再敌对。从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至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中国官方的民族主义相对消沉。
但1980年代的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则在迅速生长。当然，它并不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思潮（那时追求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才是主流），只是开放年代百舸争流中的破浪一舟。如1984年奥运会中国斩获颇丰和“女排精神”传遍大江南北、保钓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民间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的自觉与普遍化、对历史上北方帝俄/苏联对中国侵略的思索与批判，以及对“五四运动”中救亡启蒙精神的继承，都是80年代中国民间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觉醒的例证。不过那时中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美国在内的西方都较为友好（甚至中美一度是实际上的同盟关系），没有什么民族敌对情绪。而且，那个年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更具理想主义色彩，虽也有些极端者，但总体上没有被官方操纵和图谋私利的，是相对纯真和正义的爱国主义感情。
直到六四事件后，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而且，历经反右、大饥荒、文革等浩劫的历史记忆，以及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等制度与社会结构已不可逆变的现实，中共政权自然无法重新以共产主义理想凝聚人心。为维护专制统治，此时的中共才开始大力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但在邓小平统治晚期和江泽民执政时期，中共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对内向国民施行教育灌输与政治宣传，对外则更多强调“韬光养晦”的战略，在维护专制统治的前提下，尽可能避免与美国在内的各主要国家发生冲突。如在“银河号事件”和美国轰炸中国驻前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上，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中共，均采取了相对克制、淡化影响的态度。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中共会鼓动民族主义情感以抗衡西方普世价值的影响。此外，1996年的台湾海峡导弹危机，是中共政权为维护其统治合法性和凝聚人心的一招险棋，也是中共迄今为止在涉及民族主义议题上动用的唯一一次实际火力威慑。
而在民间，经过六四后数年的沉寂，“爱国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由民主”，成为多数有政治抱负与家国情感国民的精神寄托。经济的迅速发展、香港和澳门的相继回归，都很大程度提振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还有诸如“圆明园兽首回归”等有官方支持的民间运动，也展示了民族情感的再强化。在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前南使馆事件和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中国官方策动与民间自发合力产生的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了中国主要城市，显示了中共以“爱国主义”对抗西方的目的和产生的作用。而911事件后，部分但众多的国人对美国遭遇恐怖袭击的幸灾乐祸，表现了六四之后中国爱国主义精神的变质和当代极端民族主义的滥觞。显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六四之后至今中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其诉求和行动都是集中于“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和对抗西方，而缺乏对民族和国家内部每个成员、具体的国民利益的关心。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共政权推行民族主义有了更充分的物质条件。而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与严重的阶层固化，让中共更需要借助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因此，胡温执政时期的中共对内的“爱国主义”宣传更趋强化，且开始对外展现相对强硬和主动出击的一面，如在对日、对美政策上都日渐强硬。
在对日问题上，以反对日本侵占钓鱼岛和修改历史教科书为主轴，中日两国形成了“政冷经热”的复杂关系。而对美政策上，中国相对更加鲜明的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立场，反对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但经济和政治交流反而日渐升温。而民间的爱国主义则基本与江泽民时代一脉相承。2008年北京奥运会，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层面，都达到了建国以来对“爱国主义”宣扬的最高点。在那时，即便是港澳台的许多民众，也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
但在奥运之后，由于国内各种社会矛盾的重新恶化，维稳体制的日渐强化，中共政权与公民社会的冲突激化，民间自发的爱国主义开始逐步降温，即便官方依旧在强化“爱国主义”宣传。而2012年的反日游行，以及部分参与者的暴力行为，则成为胡温时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混乱的尾声。
（二）习近平时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壳与絮、形猛与内拙、兴勃亡忽
（1）习近平时代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的复杂现实
习近平执政不久后，中国的专制开始走向空前强化。以2013年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始，至《炎黄春秋》杂志被“整顿”为高潮，新闻自由至今几乎荡然无存；两年后的“709大抓捕”，则重创了中国人权捍卫者的中坚--人权律师群体；又三年，中共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将已形成的“习核心”巩固和延续下去，更将专制的青面獠牙暴露无遗……近七年以来，中国国内人权急剧恶化、公民社会已基本“归零”。国民的公共空间的萎缩和劣化，不仅使现实中公民政治参与已不可能，连互联网上的涉政言论也被普遍封杀、管制。
政治上专制的强化与公民社会的“归零”，让中国人民政治民主化的梦想再度破碎，且连温和、妥协、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公民政治参与的余地也不存在。随之而来的，则是主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精致利己的犬儒主义的盛行，“社达化”与“犬儒化”下的中国，已经成了披着文明外衣的新时代丛林，是非难存、竞争残酷、理想破灭、明哲保身、焦头烂额……
在这样的情形下，民间还有多少真的关心国家命运、真的愿意为国家利益而牺牲的人呢？中共体制内，又会有多少把国家利益而非媚上逢迎当成首要考量呢？外务是内政的延伸，对国家利益与对外关系的态度与言行，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部分。当国内人权高度糜烂、价值观崩坏，且已经陷入弱肉强食与利己犬儒的社会状态后，国民普遍还有什么真挚的、持久的、愿意有所付出的去“爱国”和参与民族主义大合唱呢？
当然，仅仅从理论推理是不够的，还要通过许多实例及其交叉共同点，看现实究竟是如何的。
从“莫雷事件”回溯习近平时代中国民间在涉及与美日等西方国家冲突时的表现
首先，民间的民族主义是浮于表面的、短暂的、心口不一的。仅仅看10月4日开始、后来一度延烧的“莫雷事件”及后续风波，即便在NBA官方和美国议员表达支持莫雷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中国国民也并未真正的抵制NBA。10日晚的NBA中国赛上海站比赛，赛场看台几乎座无虚席。而仅仅两天前，美国参议院少数党主席查克·舒默和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等重量级政要纷纷力挺莫雷涉港言论。连正在发生且正处于冲突高潮时，中国国民都没有普遍真正参与抵制，更遑论事情淡化之后了。在许多中国国民心里，“爱国”并没有球赛乃至几千块钱重要。（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看到了新闻中关于NBA深圳赛（12日晚）的视频，赛场看台同样座无虚席，球员入场口更是挤满了拿着手机和摄像机的球迷和记者。虽然据报道在场外有“爱国人士”举标语抗议，但从新闻视频看，只有寥寥十多人（最多数十人），与场内的高朋满座完全无法相提并论。而且，他们还遭到了中国官方的阻止，也不被允许大规模传播和正式报道）
甚至说，即便在口头上，中国国民的态度也是复杂的。在如新浪微博、百度贴吧、今日头条等中国几大热门社交平台的关于这次事件和NBA话题的评论区，普遍呈现着多样化的视角，叫嚣抵制者有之、主张“理性爱国”者有之，还有将抵制者称为“爱国贼”的。此外，对抵制还有不少反讽与调侃。
例如在百度贴吧“NBA吧”，在关于抗议莫雷言论、抵制NBA的号召贴下，许多网友以“建议封（贴）吧”、“那你们（贴）吧接下去讨论什么啊”、“讨论足球吧”等反讽言论表达对抵制的反对。还有的说“不仅要抵制NBA，还要抵制阿迪（达斯）、耐克，穿国产XX”，然后得到数百个相当于“不喜欢”的负号，以及“国产的就是差啊”、“用什么外国货和爱国是两码事”、“我买个苹果用个索尼就是汉奸了吗”的反驳，还有“死也不吃美国药”这种显然是反讽的话语。同样，在今日头条，一篇批评篮球迷去看上海NBA中国赛的文章“上海，你今晚睡得着吗”的评论区，也普遍是不满作者的声音。
总之，除了一些经常聚集亲中共分子（如“自干五”、“小粉红”）和网络水军（“五毛”）的自媒体（如中央政法委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共青团中央的官微“共青团中央”，及经常被人为置于热搜微博首位的“人民日报”等官微），以及在中共宣传部门操纵下被微博、头条等平台特意置于搜索热榜和搜索结果前列的评论与文章，大多数自媒体的帖子和文章评论区，都是多种声音共存、争议激烈。甚至，这些“五毛”的聚居地也有不同声音，乃至同属中国政法委在澎湃新闻上的官方账号“长安剑”，还在13日发表了一篇《那些被我们骂了N年的“卖国贼”怎样了》，用漫画形式称赞了姚明、郎平、王治郅，反对极端民族主义，间接为“莫雷事件”和NBA问题降温。
还有一部分自媒体（大多为倾向于自由派、“公知”类型的）评论区，反对抵制NBA、对抨击香港示威不以为然的，反而占了明显的多数。这还是在中国官方封杀了一部分反对抵制声音的前提下。而以上平台都是公开的开放平台，很容易去了解和查证。
（11月中旬我增补此文时，在中国各自媒体上已几乎看不到支持“抵制NBA”有关的任何言论（之所以说“几乎”是角角落落或许还有一点点），相反，包括NBA官方微博在内的关于NBA新闻的评论区，都在热烈的讨论比赛、球员，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正如贴吧里一个网民在10月12日评论时预言的“国家没这么脆弱，下个月谁还记得这破事”。许多人早就知道这种“民族主义”就是一阵风罢了（而不是像港台欧美那么拔高其影响），根本不会变成持久行为（具体到这次NBA事件，连短期抵制都几乎没有），事实果然如此。如果真有人因此放弃观赛、扔掉球票，那在朋友圈才会被认为是“傻X”呢）
因此，中国国民不仅现实里对抵制NBA在内的国外品牌的参与相当有限，连言论上也有明显分歧。而其他企业涉及争议言论后，公众的看法和抵制情形也大致如此。例如梅赛德斯奔驰关于引用达赖喇嘛的名言的争议，也并没有因此影响奔驰在中国的销量，甚至舆论波澜都转瞬即逝。这样的现实，与世界各国及港台地区对中国大陆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
除了对各种企业、品牌争议的“抵制”，当下的中国民间，在其他涉及民族主义议题的事情上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例如从80年代至2010年代初火热的“保钓运动”，如今已完全沉寂。2012年还有大陆和香港的记者赴钓鱼岛附近海域采访，并明确表达中国拥有该地主权的立场，民间如潮关注。而2019年这一切全都没有了。香港社运人士郭绍杰和严敏华在靖国神社门前烧毁自制的甲级战犯“神主牌”，被日本警方以涉嫌“纵火”拘捕，至今未有释放，甚至面临最高可判终身监禁的刑罚（想象一下犹太人在德国任意一地烧毁希特勒画像会是怎样？连被捕都不可能）。而中国大陆民间和官方对此基本悄无声息。而在中国海军建军70周年时，日本海军“凉月”号驱逐舰赴华参加庆典，悬挂了代表二战侵华时日本海军的军旗旭日旗，中国民众普遍没有反对，反而有许多民众前去参观和合影留念（当然了，日本海军在二战中确实没有日本陆军那样的战争罪行，但是仍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组成部分。即便中国允许日本海军悬挂旭日旗不是特别严重的事，也起码是不妥当的）。
中国国民在对日问题上，一向软弱，最多嘴上激烈（而且即便非行动领域，也乏有力的、持久的、有实效影响现实的言论和思想），更缺少具有实际作用的行动。相对于犹太人在二战后锲而不舍的追究纳粹战犯责任、推动德国“去纳粹化”，中国人做了什么？反映日军侵华最震撼人心的作品《南京真相--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的作家张纯如还是美籍华人而非中国国籍。事实上，国人连那些为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而复仇，在世界各地刺杀多名大屠杀制造者的亚美尼亚人都不如（当然，我也没有做到去杀掉那些战犯和右翼分子。亚美尼亚人杀死的是落魄而流亡的没有保护的屠杀指挥者（而且亚美尼亚人也是有组织的），而以色列则是动用了摩萨德和国防军。面对庞大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后继者，以及保护他们的日本军警，国人想与群敌对抗和搏血，采用实际行动攻击并成功，也要有组织和团队。单凭一个人难以做到。而我，在别的方面也曾经抗争到割腕血谏的地步。当然，我也会为追究日本侵华责任在内的各种抗争呼喊和行动，鞠躬尽瘁，为国家和民族利益斗争到死）。国人尤其汉族，普遍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一盘散沙的自私利己者。
而在涉及美国的问题上，即便如今中美贸易战激战正酣，除了少数极端反美人士外，普通民众并未因此对美国产生仇视心理。无论是社交媒体还是部分朋友圈，支持中方的国人也只是把贸易战看成一场比以往激烈的经济竞争而非中美生死决斗。在美国制裁华为后，虽然有少数“抵制苹果、购买华为”的声音，中国国民依旧选择“用脚投票”，上海南京路上苹果直营店的顾客盈门和同一条街上华为的冷清对比鲜明，哪怕苹果直营店大门十几米外的路边，就竖立着华为的广告牌。还有，一些视频中显示，在某些华为门店与苹果门店（非官方直营店）相邻的手机一条街，苹果门店滚动的霓虹灯字幕上写着“别买我的，去隔壁买华为”之类，以示爱国、支持国货。但有几个顾客把这当真了呢？有哪怕五分之一的人因此改变购机品牌选择了吗？包括华为和苹果店的店主店员们，又有没有真的把这广告当回事呢？我想如有心人调查了解，不难得出事实。而在华的外国媒体人和学者乃至政界人士，同样有能力通过一些渠道尤其深入民间，了解中国大陆表层的“民心”和真正的民心有怎样的巨大差异。
至于因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而出现的“抵制韩货”、“抵制乐天”，仅仅在中国北方部分地区（主要是东北的辽宁省）出现了一些抗议标语和部分激进人士短暂的抵制。很快，舆论发生了激烈的反弹，最终以韩国“萨德”成功部署、抵制也停止而不了了之。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些参与抵制者还遭到了众多网民的嘲笑。
而对于美日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如英法德等西欧发达国家，以及加澳新等国，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就对其无甚恶意。除了2008年的“抵制家乐福”曾掀起一阵短暂的波澜，数十年间中国几乎没有特地针对西欧国家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即便在互联网兴起后，国人也没有什么“仇欧”情绪。
当然，如今国人对于西欧接纳以穆斯林为主的难民颇多不满、恶语相向，但这是出于国人人文素养低下、道德差劣，而反对“政治正确”和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右翼保守民粹思潮，以及国人在恶劣社会环境下形成的扭曲心理造成，与民族主义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他们主要仇视的是难民而非针对西欧国家和白人民众（甚至从他们的角度，还为“白人的国家”“被占领”感到“惋惜”、“同情”。例如，在中国互联网上，充斥着对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称颂与对今日多种族共存（当然黑人为主）的新南非的鄙夷，最能反映这种心态）。相对于以前，习近平时代的国人在涉及民族主义议题上对待西欧的态度并未有什么改变，除了在涉及殖民历史时表达一些并不超乎寻常的愤怒，整体上还是温和的。
中国大陆民间对涉及港台问题的态度和言行的特征、影响，及这些态度和言行产生的原因
在涉及港台的问题上，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大陆民众似乎表现出了比以前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例如在“周子瑜国旗事件”及引发的“帝吧出征”，就是一个突出案例。而“小粉红”也成了习时代中国年轻一代民族主义者和类民族主义者活跃的代名词。
但中国大陆民众在港台问题上表现出较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类民族主义情绪，是有诸多客观原因造成的，它的实际影响和表面的声势也是不成比例的，而口头的呼号和现实的行动更是天上地下。
首先谈原因。固然，习近平政权强化专制、策动对港台强硬舆论以转移国内矛盾，是促使国民对港台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但如前所述，习近平执政造成的人权极度恶化、社会的犬儒化加深，也抵消了部分民族主义意识。那么对港台仍旧较以前增强的反感与对抗式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何有明显增强呢？我认为有以下两点主要原因：
第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与信息技术革新，尤其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让各方在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冲突表面化、极端化。
在智能手机普及以前，大陆与港台的普通民众没有那么普遍和直接的言语接触，自然无从激烈交锋。而如今两岸三地青少年和成年人（不包括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智能手机，无论是获取信息还是参与论辩，都比以前容易了许多倍。而互联网又很容易放大极端声音和制造对立，因此无论大陆的民族主义还是港台的本土/国族主义情绪都借助互联网平台急剧升温。
而这并非只是中国的“专利”。从美国到巴西，从印度到尼日利亚，从印尼到乌克兰，社交媒体撕裂了太多国家内部的不同群体，也加剧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尖锐对立。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则是对立冲突中最主要的旋律之一。而中国大陆网民和这些国家比较，并不突出。
第二，许多大陆民众对港台民众的反感与对抗的同时，许多港台民众对大陆和大陆人也充满反感与排斥，二者是“恶性互动”的关系，而非单方面的。
随着这些年陆港两地交流的日渐深入，尤其大量大陆人赴港旅游、就学、就业，因两地民众文化与习俗的差异，以及香港地狭人稠、公共服务资源有限的现实，导致双方在交流加深的同时矛盾也在加深，香港本土居民（哪怕大多数也是近几十年来从内地和其他地区迁来的，如果论更早（1840-1940年代）的籍贯，那绝大多数都是“非本土人”）认为大陆人挤占了他们的公共资源、破坏了他们的独特文化环境，以及部分大陆人素质低下、缺乏文明礼貌甚至做下一些丑陋行为，均导致港人对大陆人产生厌恶，继而发展到对大陆人无差别（除了亲港台的大陆人）的歧视乃至仇视。
而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与敌意，无论从表现还是原因看，都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白人本土居民对外来移民的恐惧与排斥异曲同工。有所不同的是，港人所歧视的，是同一种族乃至同一大文化圈的“外地人”而非“外族人”（当然，港人对待南亚、东南亚的佣工、难民同样歧视，例如根据民调，绝大多数港人均反对给予外佣居港权。有的传统泛民主派议员因支持外佣居港权，还影响选票，成为失去席位的原因之一。不过，倒是极少听说港人歧视白种人尤其来自欧美的人，甚至，对于欧美人，有些港人还以一种“超市民待遇”待之。
而且，部分港人的这种歧视和仇视，由针对来港大陆人，逐步变成对整个中国大陆民众乃至中国大陆的歧视、仇视、敌对，并出现了本土、自决乃至港独思潮，试图将香港从中国的一部分中脱离出去（不仅试图脱离政治管理，还有文化、社会形态的“去中国化”）。而港人对大陆人这些歧视、仇视、敌对，以及参与或同情港独（或实质港独）的分离主义言行，自然也引发了大陆人情绪的反弹，双方矛盾不断加深。
而在互联网上，无论是在Facebook、Twitter、PTT、Telegram，以及一些港台媒体的新闻页面评论区，充斥着对大陆及大陆人的歧视与谩骂，其中有些极为恶毒。仅仅看许多港台网民对大陆人的称呼，就很能反映问题。诸如“支那（原本无贬义，但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侵华日军及其他反华者特意使用该词（而非使用正式称呼“中国”、“中华”）以表达轻蔑、侮辱之意）、“蝗虫”、“426（死阿陆）”、“支蛆”、“大劣（陆）人”、“强国人”等讽刺绰号远比正常称呼使用普遍，有些明显比“港灿”、“呆湾”、“台巴子”这些大陆人对台湾人的蔑称恶毒。当然，大陆有“留岛不留人”的极端言论，可台湾香港也有“核平支那”、“攻击三峡大坝”之类同样反人类的言辞。（我在经常性浏览海外网站前，还以为港台人相对文明，但后来越发感觉不对劲。尤其我出国可以自由上网后，看到港台网民的恶毒与阴险更甚。他/她们受教育水平应该总体远高于大陆人，但是许多港台人把知识都用来扭曲事实、颠倒黑白、文过饰非了。他们对大陆人的攻击谩骂是普遍的、长期的、持续的，而不是个别现象）
而港台网民字里行间大陆的敌视和冷嘲热讽，以及在涉及中国大陆与美日纠纷中“一边倒”的支持美日而讥讽大陆，更是所有平台都能经常性看见。在一些半封闭的平台和群组（如telegram群），港台人抱团对大陆人士进行攻击和叫阵同样普遍。而且港台人对大陆和大陆人的大多数辱骂攻击中，理由并不充分、抨击并不合理，而是仅仅由于事情涉及大陆、对象是大陆人，只是因身份而非是非对错而进行的谩骂攻击。
而在这次香港持续数月的示威和动荡中，香港人对大陆人及中国的象征的攻击更是变本加厉，由互联网上的谩骂和现实中的歧视，转变为更具攻击性的行动。在这次动荡中，香港人不仅多次众目睽睽之下踩踏、烧毁国旗（中共政权不合法，但是五星红旗在目前依旧是中国的象征），以及挥舞美英国旗和港独旗帜，还有多起大陆人（包括记者、游客和警察（辅警））被港人围殴的事件，而大陆游客被骚扰、强制检查手机、跟踪追赶式谩骂，更是不胜枚举。还有各种带有强烈排陆情绪的言行如许多“光复XX”行动（“光复”二字带有强烈的本土、排外主义色彩，类似于欧美反移民的极右势力）。（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大陆人并未有主动挑衅香港人的行为，有些是被香港示威者认为要对他们拍照，有些是被强行搜出身份证件（后被在网上搜索查出为大陆辅警）或支持港警的衣物就被暴打。还有些只是因为他们口音、衣物等被识别出为大陆人，仅仅因为是大陆人，即被示威者攻击）
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大陆网民又如何可能单方面保持理性克制呢？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升级是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单方面归结于一方。如果仅仅看“墙外”，明显港台网民的种族主义/逆向种族主义/国族主义言辞，比大陆网民的民族主义言辞更强烈和极端。而且，显然没有证据表明是大陆网民首先挑起对港台人的大规模仇视（甚至一些迹象如“蝗虫”广告的刊登，证明升级点来源方向相反）。
很明显，大陆民众对涉及港台问题上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是和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兴起、民粹主义在全球迅速泛滥的大环境分不开的，也和许多港台民众对大陆人的歧视与敌对情绪的造成的双方恶性“互动”关系紧密。因此，在这样复杂的情形下，单方面指责中国大陆“民族主义兴起”是非常不妥的。
而谈到大陆民众对在涉及港台问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实质影响，更是相当有限。例如“帝吧出征”和Facebook刷屏，除了引发一阵喧嚣和争议外，它产生了什么作用呢？与NBA莫雷事件后翻墙网民集体刷屏辱骂几天“NMSL”一样，没有什么持续性和太多实质影响。它造成的实际伤害还不如小圈子里（尤其相对封闭的圈子）足以逼一个人自杀的侮辱谩骂、谣言诽谤等“微型”网络暴力。而且，这种刷屏辱骂只是在海外更加破坏了中国大陆和大陆民众的形象罢了，没有人因为这种刷屏被吓住，也没有人因此受到实质的利益损伤。而这种民族主义表达也影响不了中共对港对台的决策。
如前所述，这次香港示威和动荡中，不仅有国旗被踩踏、烧毁，挥舞美英国旗和港独旗帜，还有多起大陆人被港人围殴乃至凌虐、被强迫检查手机、跟踪和追赶着指骂等事件，以及其他各种带有强烈排陆情绪的集体行动等言行。而这一切，对于大陆民族主义者而言，自然是极具羞辱和挑衅性的。那么大陆民众的反应和应对如何呢？
相对于港人将对大陆人的口头暴力转化为肢体和现实中的暴力，且行动高度组织化、协调化，大陆十多亿民众却连一支线下的赴港“志愿力量”都没有，在大陆更没有任何针对港人的暴力行为。同样，许多大陆网民因鼓动在互联网上“出征（刷屏）”被人肉搜索，起底出包括银行卡余额在内的几乎所有个人信息。还有在港在日大陆人因反对示威者、撕毁连侬墙，而被港人人肉搜索、举报给日本警方并拘捕，还有的遭到现实肢体攻击。
而反过来，大陆方面除了前些天有一个疑似为中共官方操作的“香港解密”网站公开了一些示威者的个人资料外，大陆民间几乎没有任何对香港示威者的“起底”（而且恐怕也没多少大陆人有兴趣去看“香港解密”，里边内容信息有限，对当事人生活没什么影响。而反过来对大陆人和在港反对示威者的起底却详尽并影响到线下）。
与现在相反，在1990-2000年代，乃至2010年代初，中国有许多民族主义黑客群体“红客”，也有一些知名的组织化的“红客”团体，曾经与西方及海外反华群体（或并非真的反华，只是被中共定义为“反华”群体和个人）及对方黑客进行过激烈的对抗。而这几年包括2019年，哪还有“红客”的影子？两相对比，现在的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究竟是强了，还是弱了？一目了然。（当然。“红客”的衰落也和互联网管制在整体上都收紧有关，但这也在侧面表明中共是实实在在打击网络民族主义的）
虽然大陆各网络平台充满了对香港示威者包括暴力行为的激烈谴责和谩骂，但大陆的民族主义者中，有几个人肯花金钱、时间，耗费精力和冒着被人肉和骚扰的危险，去与香港示威者“短兵相接”呢？大陆有相关能力的人，最低估计也有上千万。不过现在看，愿意出钱出力的寥寥无几（例如有大陆婚庆公司老板去为被港人杯葛的港警免费办婚礼，但这种肯付出实际开支的极少），而组织起来去对抗的则哪怕一个都没有（根据媒体报道，仅有一例大陆人个人自费去香港攻击示威者的，但是连保释自己的钱都没有，动机也很不明确）。大陆即便有民族主义者，不仅人数少，而且都是一盘散沙，更无实际行为，更谈不上协调和联动，远不像香港的“本土派”、“勇武派”那样已至少数十次在线下暴力攻击大陆人（言语挑衅和强制“检查”手机更是难以计数，连台湾（如廖世翔）和西方（如樊嘉扬）讲国语的记者都不能幸免），发起大规模的“本土运动”，而且成群结队、组织严密，俨然如巨大的黑社会团伙。还有香港反对派、本土派人士的“黄色经济圈”也搞得有声有色，涉及就业数万人、收入流水以亿计，可见其团结性与实质的参与度。而在美欧加澳等地，港人和支持港人的华人（多为台湾籍）的组织性、团结性和行动积极性，同样远超大陆人，哪怕大陆出身的海外华人总人数明显比后者多出许多倍。
还有例如一群香港激进分子，居然在距香港近万公里之外的英国伦敦，成功袭击了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烨。可见其线下的实际行动力、实际实行暴力的能力之强。相反，中国大陆何曾有民族主义者或者类似民族主义者袭击过支持港独台独、否认日军侵华屠杀的外国人和中国汉奸？具有中国大陆护照的国人在海外何止超过港人百倍，然而有几个为民族主义或其他维护大陆利益而自告奋勇去抗争呢（当然中共政权官方组织的那些行礼如仪的、只阻止关于影响中共统治的活动不算在内）？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有一些中国留学生采用了粗暴而拙劣的抗议活动，试图反制香港示威者及支持香港示威者的群体。但经过几天短暂的冲突后，这些留学生迅速偃旗息鼓，而支持香港示威者的在外港人及外国公民依旧继续进行相关活动。
这些中国留学生基本一败涂地且迅速偃旗息鼓，大致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这些人虽然已经算是中国社会中的“精英”（哪怕许多是野鸡或半野鸡大学的），但是依旧不会据理力争、以理服人，不会更不乐于用国际上被普遍认可的普世价值为论辩基点、不会以西方主流社会尤其进步阵营认可的和听得懂的言辞方式表达意见；不会将心比心，缺乏同情心同理心；没有政治常识和参与政治辩论的经验；缺乏批判性思维和对具体事件就事论事、分别分析（例如对反《逃犯条例》的和平抗议，与暴力打砸烧的区别，追求普选、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和主张港独的差别）的能力；不懂得认真细致的倾听、冷静与理性的沟通，也不知道哪些问题不可让步，哪些问题应该接受批评，哪些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崇尚弱肉强食、认权钱不认是非，乃至爱好粗话和拳头等“硬实力”，觉得“拳头大道理就大”，对外沟通往往展现出其蛮不讲理、是非不分、非黑即白的特性，粗言秽语和谩骂恐吓的习性本性难移，再加之作恶的“技巧”相对比港台暴民“拙劣”，遇到哪怕己方有一部分道理的事，也被他们搞砸。最根本的，是其中许多人乃至大多数本身品质都不好，有一部分甚至称得上是心术不正、思想恶毒，即便干正事也带着无耻的气息。（当然，就我所看到的，港台人包括许多港台名校学生乃至知识分子，同样有以上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乃至全部）
二是他们大多为权贵富豪家庭的子女（俗称“官二代”、“红二代”、“富二代”），收入大多来路不正，自己和自己家人就不干净乃至涉嫌犯罪，也明白自己是独裁政权下的寄生者，所以理不直气不壮，更怕被“起底”（例如加拿大中国留学生集体开包括法拉利在内的豪车对抗香港示威者后，就被“起底”），本来就心虚，因此受挫后很快就熄了火。
第三个原因是，这些人同样是精致利己主义者，没有真正的爱国心。他们虽然一时虚荣和“爱国心（更多是“爱中共、爱带给他们富贵荣华的政权之心”）”膨胀，开着豪车带着国旗去“炫”“爱国”，在大学校园叫骂着“练”“爱国”。但当他们开出法拉利去“爱国”被“起底”后，迅速的就缩了回去，选择明哲保身。只要他们能保持荣华富贵，中国分裂成多少块、香港台湾独立，他们都不会真的在乎多少，顶多在朋友圈骂几句而已。他们的父母（包括现在仍在中国的权贵父母）和长辈同样没有什么爱国心，而是想拼命捞钱捞利益，早晚出国或在国内别墅和高干病房颐养天年。（话说苏联解体后，前苏联的权贵同样摇身一变，成了15个新国家的官僚、寡头，过得一样滋润。只要他们的蛋糕份额还在，他们中有几个在乎国家的崩溃？）
因此，连这些最“财大气粗”的国人都不敢也不愿为民族主义付出什么，遑论其他没钱没势、受剥削压迫、每天为生计挣扎，乃至蒙冤受屈的国民了。
相对于互联网上的攻击，发展到线下的攻击和对现实生活的负面影响，则使危害性有了质变。而大陆人除了在网上与港人有所交锋且明显处于下风（而且并不是一方是一方非的黑白分明情况下），完全是一盘散沙，在现实的行动力和团结性方面，都远不如人口只有大陆200分之一的港人。
这样几乎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无论好的还是坏的、对的还是错的行动）的民族主义，能有多严重和多大危害性呢？有民族主义的言论而无民族主义的行动（哪怕有实施一定程度民间行动的实力和条件），中国大陆民间的民族主义有多少虚、几分实呢？不言而喻。
不过，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尤其身处既得利益阶层的人，经常借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来打压异见人士、反体制人士（如“公知”等）。将批评政府、批判中国社会黑暗面、崇尚欧美的制度与社会的人打成“汉奸”、“美分”、“日杂”、“向国外递刀子”、“崇洋媚外”、“跪久了站不起来”等等，极尽羞辱、污蔑、攻讦。例如武汉疫情期间，各路“爱国”人士对写《方方日记》的方方及其支持者的围攻谩骂。这似乎表现了中国民族主义势力的强大。
但其实，他们的极端和疯狂仅仅针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本国异见者，伤害范围仅限于中国人自己，而不会逾越界限将实际伤害施加给外国和外国人。当年的义和团“扶清灭洋”，所杀者99%以上都是中国人。而如今的“新义和团”，连1%的“洋人”都伤害不到，其只会利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来迫害国内同胞。这样的悲剧，在50多年前的文革时代也发生过。人们义愤填膺的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将知识分子打成“美国特务”、“苏联特务”、“英国特务”加以残酷迫害，但却碰不到真正的美苏利益，烧毁英国驻华代办处已是他们最大的对外“大捷”了。如今的“爱国群众”也一样，只是政权用以打压国内反政府声音的工具罢了。而且如前文提到的那样，他们也并不见得有真正的爱国心和民族观念，仅仅是一种出于维护个人既得利益或盲从于舆论引导的行为罢了。
这种特殊的“对内民族主义”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它高扬的的确是“爱国”的旗帜、呼喊的也的确是“民族”的口号，但实际上却把匕首向同胞刺去。他们以民族主义为名，掩护实行专制和维护既得利益之实。这样的“民族主义”，外国人不需担心，受害的是中华民族自身，应恐惧和担忧的也是中国人自己。这是怪诞的，却又是现实的。
中国民间在民族议题上的态度本质
此外，从多数中国民众对一些国际冲突的看法，也能窥得国人在民族问题上的心态。例如在关于以巴冲突尤其加沙问题上，中国国民普遍对于加沙巴勒斯坦人以卵击石式的抗击以色列很是鄙夷，反而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臣服于以色列的奴役，不做反抗，老老实实工作，而不是隔三差五发射火箭弹“挑衅”以色列。而他们完全不顾以色列首先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制造大量无家可归的难民、封锁加沙地区、肆意攻击不臣服以色列的武装分子和平民、羞辱性搜查和拘禁巴勒斯坦平民（例如迫于生计打工的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控制区，在实际控制线时，会被以色列军警裸体搜身）、不允许巴勒斯坦有独立的经济尤其工业、阻止巴勒斯坦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与水等基本供给的独立。他们也不体谅作为弱势者的巴勒斯坦人不得已的反抗方式（如自杀式袭击）和“杀敌一个，自损一百（乃至一千）”的顽强，反而主张顺从强大的以色列以换取安宁。在他们眼里，巴勒斯坦反抗者是“傻X”。
这其实与中国国民面对中共独裁政权不敢也不愿反抗、汉人面对满清屠杀和压迫后甘做奴才，以及大批国人抗战中为了“混口饭吃”去当“皇协军（有些人在国民党军、八路军和’皇协军‘中，选择投靠‘皇协军’，仅仅是出于后者比前两者薪水高。许多人为了一点钱和饭，才不顾什么民族大义，很坦然的就去当了汉奸）”，如出一辙。如今绝大多数的国人，依旧是没有灵魂的生物，只把生存（或者就是“活着”）和私利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遑论真心实意的民族情感和爱国责任意识了。
综上所述，由于专制的强化、社会的糜烂、理想的丧失、人心的冷漠，犬儒化的普遍和利己主义的盛行，习近平时代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是虚浮的、有限的、没有多少现实影响力的。哪怕它看起来声势浩大。对中国大陆的民众而言，面对专制的压迫与社会的残酷，只有眼前的利益，诸如票子、房子、白富美/高富帅、大城市户口……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追求。抓住“实际”的利益，对他们是第一位的、不顾其他一切（包括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的。
至于爱国、国家利益、民族情感，要么完全无感，要么只是当成一种时尚和生活点缀，以及应付国家安排的“爱国”差事，没有多少人真的放在心上，更没有几个人肯为民族主义诉求付出多少物质损失、做出哪怕一个月工资的牺牲。这样的民族主义，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我倒是对这种缺乏家国天下意识、没有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感的状况感到忧虑。
（2）习近平时代中国官方在涉及民族主义问题上的表象与实质及其复杂性
那么官方呢？习近平时代官方的民族主义话语和行动又是怎样的？
事实上，相对于邓小平、江泽民，乃至胡锦涛，习近平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涉及民族主义的问题上，是更加色厉内荏、虚张声势、对内宣传与对外行动完全两个套路的。
在对内关于民族主义的宣传方面，习近平时代投入的“量”上的确是大大增加了。例如满大街的“中国梦”壁板画、以“爱国”打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六字标语，还有从重要会议、红头文件到官方媒体，无时无刻不在提及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从政治宣传的内容看，习近平时代的确比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包括毛泽东统治期间）都更强调“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传统文化”，宣扬“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这一切营造了一种在外人看来很浓重的民族主义氛围。
从对外战略看，由于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向世界全面伸出了它的触角，对外更具主动性、进攻性。例如习近平执政集团提出的“一带一路”，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而中美贸易战，也和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对美经济政治政策的强硬密切相关（虽然它更多是因为美国的主动进攻促成）。庞大的经济体量、政治上与众多国家关系的加强、文化领域对外宣传声势的扩大、军事上军费的逐步提高、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这些的确是事实。它们似乎也都在显示中国正在走向民族主义、对外扩大影响力和干预力的路线。许多国内外观察家和中外国民也以这些作为中国民族主义崛起、中国威胁增强的论据。甚至有政治人物和观察家认为，中国如同二战前夕的纳粹德国。
但另一方面，习近平政权与毛泽东以来的所有中共执政者一样，都以维持与巩固统治作为核心目的，不仅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对外关系同样把维护中共专制统治作为其根本和最终目的。这不仅是中共，也是所有专制政权乃至没有充分民主的政权的共性（当然不同专制政权情况不同。例如普京就侧重于通过真正的民族主义行动增加支持、维护统治；中共则是对国家尊严能让就让、国家利益能卖就卖，以讨好外国“不干涉内政”以维护统治）
因此，中国的外务工作从来不是以维护国家利益和达成民族主义诉求为目的，国家利益只是中共政权控制下中国外交的相对次要目的。当国家利益与统治集团的利益相悖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出卖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以换取对统治的维护。而民族主义更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当鼓动民族主义有利于维护统治，中共就会鼓动；当民族主义诉求与中共执政发生矛盾，中共同样会毫不犹豫选择压制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也就是说，在中共治下，民族主义只是可用可弃的工具、转移社会矛盾的手段，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坚定不移的、真正带有维护国家利益和强烈民族情感诉求的民族主义。
那么，在习近平时代，中共官方在涉及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具体的表现和反映的实质是什么呢？与此前（尤其胡温时代）相比，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实质上是强化了还是弱化了？
习近平政权对内民族主义宣传的内容、方向/目的、功效
如上所述，中国在对内宣传和对外战略上，似乎都展现了其民族主义的一面。但如果细究起来，会发现与表面现象、海外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情形。
首先看对内的宣传。第一，习近平政权所鼓吹的“爱国主义”、“民族伟大复兴”，更多是在于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和相对于普世价值（尤其相对于西方）的“独特性”，其侧重点是为利用传统文化愚化人民、用中共解释版的“中华文化”来对抗发端于西方的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而这些并非是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目的，而是对内加强思想控制的手段，且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更多是一种类似于民初儒家、玄学派、保皇派等势力推动的“尊孔复古”式逆流，而非“天朝上国”的民族独尊，更非纳粹的“纯血主义”和扩张主义。而且，由于满清入侵破坏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切断了华夏民族意识的传承，中共又在数十年间摧残了中国和汉族的民族精神，导致“中华文化”极度缺乏根底和积累，也让汉民族的文化独立性不复存在，致使如今中国真正的民族主义内质严重缺失和空朽。
第二，中共官方对内的民族主义宣传，虽然投入甚巨、声势雷人，但并没有太多实际的、持久的、深入人心的效果。如前所述，由于习近平政权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中国国内人权在严重的恶化，社会不公日益加剧、不同阶层之间呈现一种“冷战”式的对抗状态，人与人之间充满着不信任、有竞争关系的人和群体间仇恨在不断滋长。在这样一个大丛林中，大多数人脑子里都是怨气、仇恨、自利、争斗、麻木、柴米油盐和上学看病养老买房……这些都极大的冲淡了官方的民族主义宣传。
民族主义的兴盛，是需要以民族内部的相对团结、对外的相对一致性为前提的。一个民族内部互怀仇恨，生活中“自扫门前雪”，高度利己的民族，有多少心境、又如何能团结起来，共同追求遥远而需旷日持久才能达成的民族主义目标呢？即便官方再卖力的宣扬，民众阳奉阴违，甚至部分人根本不买账，这样的鼓动有多大现实影响呢（尤其和两次世界大战时德、日、奥、法、俄、英的民族主义比起来。一战前和战争中期及之前，各国民众争相参军作战，现在中国真打起仗，除了个别狂热分子，谁肯去冒生命危险）？
此外，中共在宣扬“爱国主义”时，虽然投入巨大，但是由于官员和公务员普遍腐败无能、素质低下，导致“‘爱国’宣传”效率低下、事十功一，宣传手段死板、内容僵化陈旧，教条式和极不自然的“接地气”宣传，都难以让爱国感情深入人心。而且，一个不能正视如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等国内灾难的政权，如何能够真正唤起人民对这样政权统治下国家的热爱呢？
除了部分网民在网上发表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言论且仅停留在口头，还有更多网民对民族主义话语进行了激烈的反讽与解构。诸如对倪萍、董卿等嘴里喊着爱国，却移民/生孩子在美国的上流名人，网上讥讽远多于祝福。“爱国是工作，赴美是生活”已经是许多中国网民讥讽假爱国权贵和上流阶层的口头禅。而在华为孟晚舟被捕事件中，的确多数人同情和支持孟晚舟，但除了官方的舆论引导外，这更多是中国弱肉强食价值观下对富人和权贵的谄媚、奴才为奴隶主主动辩护的劣根性使然，民族主义感情同样是次要的。例如许多国人对特朗普的崇拜，显然不是从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角度，而是对这种强人和他流氓式言行的推崇。（嫌贫爱富、恃强凌弱，以“我弱我有理”讥讽弱势者包括正常维权在内的言行，已经是近几年互联网上相当普遍的现象）
而许多老百姓也都清楚权贵和各色贪官污吏及其子女都会选择去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留学、生活，他们的确没有因此反抗（也无力反抗），但是无论是选择崇拜强者试图“变成恶龙”的，还是“不敢言而敢怒”积郁不满的，对于中共虚伪的爱国主义宣传，均是不屑一顾、也根本顾不上的。
有人认为，他们没有能力反抗权贵的剥削压迫，就会转向民族主义以发泄生活中的愤懑。这的确是一部分平民包括底层民众的选择。但还有一部分民众则选择了“这不是我的国家，我不爱”的态度，以抵制民族主义乃至走向逆向民族主义（例如许多“精日”、否定南京大屠杀者），或者对包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在内所有官方价值观的否定与解构。如果从人数上看，激进民族主义者占比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和对国家政治上几乎毫无影响力。
当然，占比例最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人，还是那种最多在各种行礼如仪的活动中“爱国”一下，最多偶尔在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发个国旗表情和“热爱祖国”的几个字，平常根本不关心、不了解，更不参与民族主义的一切。这些“沉默的绝大多数”，足以代表当今中国人整体上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很明显，这样的民族主义比胡温甚至邓江时期都弱，那时毕竟还有许多上街游行的民族主义者）
当然，有人认为，当年德日两国的民众，不也是类似的“平庸之恶”吗？这显然是比喻不当的。如果了解那段历史的都会知道，当时的德日不仅是发动了对外战争，民众也大都支持对外战争、更普遍参与了与侵略扩张有关的经济社会活动，全面投入了战争机器的运转，许多人也分享了民族主义目的带来的利益和对外侵略与掠夺的果实。而如今的中国大陆，并未对外发动侵略，人民也没有普遍参与实质的民族主义行动及从中获利（当然，新疆集中营的人权灾难、民族悲剧是一个较特殊例子，但它是局部的、参与者有限的，不应该由十多亿国人共同均摊）。
此外，二战中德日法西斯政权下的国民，一战时乃至一战前和战间期的同盟国与协约国部分民众，是以一种民族狂热态度、带有杀戮“敌人”和自我“牺牲”的想法参与民族主义活动的，而如今中国大陆的民众普遍只是将“爱国”当成如同“追星”和“打卡”一样对待的，并没有身体力行参与民族主义活动的意愿。
当然，在中国理工/工业党青年精英阶层中，的确有为数不少的民族主义者，且不乏狂热的主张与美国进行争霸甚至热战。但这种观点的只是在高知社达理工精英中流行，并不是社会主流意见，只是这些人在知乎等社交舆论平台把持着话语权罢了。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以及人文社科领域的青年学生，普遍是不认可这种缺乏理性和严重脱离现实的狂热民族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除了口头上甚是狂妄，并不能真正影响到国家政策，得不到深知中美国力差距的中共当权派支持。即便他们真的闹出一些风波，也只是像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那样，基本只能坑害国人，被政权利用迫害异见人士尤其知识分子，而够不到“美帝苏修”等外国及外国人。此外，真正到了美中冲突、中国与他国冲突时，他们中大多数人恐怕并不愿意付出多少实际的代价。到了需要实际行动、需要真金白银的付出时，他们大多数乃至几乎全部都会“蔫了”。而除了这些作为既得利益者的高知理工精英，其余的占国民大多数的民众，如前所述，连思想上对民族主义尤其扩张主义都是缺乏热情的。
因此，大多数中国人民不应是“平庸之恶”的背负者。或者准确的说，即便国人的确有着“平庸之恶”，也并非体现在民族主义方面，而且其他领域（例如对公共事务与漠不关心、对不平等与剥削压迫听之任之，对邪恶与不公袖手旁观……许许多多方面。这个展开来讲就更长了，在此不叙述）。
综上所述，中国官方在对内的“爱国主义”宣传方面，成效甚微，成果如纸糊的堡垒，木棍一捅就破；如土坯建的高墙，大风一吹就倒。
习近平时代的港台政策及其动机
那么，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在关于港台问题及对外领域的政策、言行，是否表现出强烈的、超过以往的民族主义诉求和霸权主义倾向呢？
首先谈香港。随着习近平在中国大陆专制的日益强化，他对于几乎是“半飞地”的香港的政治反对运动越发不能容忍。香港作为一个极为特殊的地区--既名义和部分实际上处于中共政权的统治与控制下，又保有很高的自治权包括较多政治自由（尤其和完全没有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大陆形成了鲜明对比），是极端独裁者所不能容忍的。
相对温和的独裁者，对香港这样的地域会有更多放权，也会对当地的民主诉求有更多宽容。而且，像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相对于习近平较开明些的独裁者，在大陆内部允许有限的公民运动和政治参与，以及走走停停的政治改革，也会让香港看到大陆可能走向民主与开放、人权改善的希望，对陆港两地制度与环境正向接近较有信心，港人对大陆的敌意和对融入大陆的恐惧也就不那么强烈。
相反，习近平将专制高度强化，使中国大陆民主法治全面倒退、人权急剧恶化，个人崇拜的流行、愚民教育的“深化”、咄咄逼人的政治声调……都导致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外各地民众尤其知识分子的普遍恐慌。无论是对新闻自由的打压、对人权律师的抓捕，还是“习核心”的形成、废除任期限制及个人崇拜的盛行，都基本证明中国大陆不仅在未来数年乃至十数年内民主无望，人权状况甚至还会进一步倒退。而这样的情况下，香港越与大陆融合，也就越可能丧失现有的一定的自由与民主（更不用说民主和政治自由的进一步拓展了），这自然导致港人的离心倾向越发严重。
而习近平治下管理对港政策的中央机构港澳办及在港犹如“总督府”的中联办，更是加深了对香港政治的干预。例如强烈主张在特首普选中加入“筛子”，以确保中央的控制权。这就引发了2014年轰轰烈烈的“占中”运动。而中共及中共半操控下的香港政府采用了较为强硬的方式，完全拒绝了“真普选”的要求。最终，“占中”运动实际上以失败告终。而2015年的“铜锣湾书店跨境绑架案”，则引发了港人对中共向香港更深渗透和直接暴力干预的严重恐惧。2016年的“宣誓风波”及对6位民主派/本土派议员的“DQ（取消资格）”，同样被视为中共对香港民主的进一步打压，以及香港亲北京势力的进一步得势。而2019年《逃犯条例》的修订，彻底引爆了港人压抑已久的怒火。
但这些是否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呢？首先，中国大陆专制强化和人权恶化，与民族主义几乎毫无关系。专制强化的动机并非是达成诸如“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主义诉求，而是为了巩固专制统治，维护统治集团利益。同样，大陆人权恶化的后果，同样是危害了大陆民众，当然对世界也起到恶劣示范作用，甚至中共专制的手段乃至模式还“传染”到了其他一些国家。但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侵略扩张的意图及其他带有民族主义目的的诉求。
而涉及香港的一系列行动，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压制反对中共政权的力量，而非希望将香港变成与大陆相同的体制，这对于中共及中国的经济也并无好处。一个安宁的香港远比一个动荡和反共浪潮接连不断的香港更利于中共。而关于主权问题，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中国，除了反对涉及港独的问题外，中共对香港的各种干预均没有民族主义色彩，而是为了中共统治的功利目的。而至于涉及港独或实质港独的，无论中共还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人民，反对独立是无可非议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反对自己的国家分裂。如果说这是一种民族主义，它也是在合理范围内合情的民族主义。
值得一提的一个案例是，十一国庆节期间，有几位港中大的陆生在自己宿舍窗户上挂起五星红旗，然而却被港生骚扰和攻击，包括在门外谩骂、在门口倾倒垃圾、将污水渗入宿舍、破坏门锁、暴力攻击宿舍门并进行恐吓等。而港中大则采取姑息放纵的态度，让陆生不要“惹众怒”。当宿舍一位女生将事情发到大陆微信平台上，却被删除，该事件被压制下去，中共政府也没有要求惩办涉嫌刑事犯罪的港中大香港籍暴徒学生，反而在舆论上表现出息事宁人的态度。事实上，香港攻击大陆人的视频、图片，在微博等平台普遍被限制，只有官方媒体和个别影响微小的自媒体有涉及，大多数大V都对港人对大陆人频繁的暴力攻击噤声。这一方面反映的是国民的精致利己，也有官方刻意压制大陆民族主义舆论的原因在内。因此，中共究竟是支持民族主义，还是压制民族主义，一目了然。
而在涉及台湾问题上，如前所述，由于互联网的发达，民间的交锋日益强烈。那么官方的层面呢？我并未看出相对于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当今的中共对台有更强硬的政策态度。如对台军演、争夺邦交国之战、反对美国对台军售、两岸军机在海峡发生摩擦，以及建国起至今每个领导人都强调的“统一祖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是一以贯之的行为和口号。而蔡英文上台后陆台关系比马英九时期恶化，其实更多是民进党倾向于台独，大陆做出对应反应而已。陈水扁执政时期，大陆与台湾还发生了“烽火外交”，更遑论李登辉时代的1996年海峡导弹危机了。因此，习近平时代在对台问题上并未比以前表现出更强硬的姿态，更未表现更实质的行动（其实在行动上反而更谨慎乃至退缩了）。
对习近平而言，台湾问题的确是一个民族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凝聚人心、争取其政权合法性的口号。但他大概率（我认为90%以上）不会对台用兵。因为无论是习近平还是其他中共高层，均是把统治集团及个人与家族利益作为首位。
即便万一爆发战争，如纪思道先生所言，美国有多种方式反制中共高层。即便直接比武力，腐败和高度不透明的中国大陆军队（而且在人心败坏、社会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军队中下级军官的忠诚度也值得怀疑。而上层同样只想“保家”而不会“卫国”，如战争天平向美台倾斜，部分军队拒战、叛变的可能性不低）难道可能打赢有美军参与的大规模战争吗？对台战争爆发后，哪怕互有50%胜率（其实我并不认为在美军的大规模干预下，中共胜率有这么高，姑且如此高估），中共也有近乎50%的可能性倒台（我认为只要是大规模战争战败，中共倒台是非常可能的）。一个战败的中共政权，就会如满清王朝一样被民众乃至精英唾弃，甚至下场远比清王朝遗老遗少悲惨。马岛战争导致加尔铁里军政府倒台，也是前车之鉴。我认为习近平不会冒这种风险，做弊远大于利的战争行为。
还有，海峡两岸之所以不能统一、台湾民众之所以离心倾向严重，最大的原因恰恰在于中共的独裁统治，而习近平上台后的倒行逆施更加剧了台湾民众人心的背离。在1980年代，支持两岸统一的台湾民众还是主流，台独分子是很边缘化的。但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大陆自由化戛然而止，台湾却正是在1989年前后大步迈向民主化。民主政权下的国民自然不愿意被专制统治。即便如此，1990年代反对台独、认可自己为中国人的台湾民众仍然超过半数，只是更多倾向于维持现状，在大陆民主化之前拒绝实现统一。这时的两岸统一大业，起码还是“有救”的。
但中共政权在六四后的三十年间，始终拒绝民主改革，在意识形态上与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台湾渐行渐远。一个没有基本政治自由、没有法治与宪政、到处是黑暗的大陆，当然不能吸引台湾民众的加入，只会导致后者的厌恶和离心。而且，中共政权经常通过贬低民国、国民党时期来抬高自己，如略去国民政府时期“黄金十年”的成就、贬低国民党的抗战成绩等，使得两岸民众缺乏共同的历史认同，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而虚假的政治宣传、军事上的虚声恫吓，更让台湾民众反感。习近平上台后，则彻底打碎了大陆政治改革的希望。而其对香港自治的日益收紧，让台湾政府和民众直观感到了统一的可怕，从而加快了背离大陆的步伐。
而这正让台独势力有机可乘。台独势力利用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失望、两岸人心的离散，由边缘走入主流、由隐蔽走上前台，多番掌握最高权力。然后，他们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培育出了大量“天然独”的年轻人，让台独力量生生不息并越发壮大。因日本曾统治台湾50年而在台湾有很深根基的亲日派势力，也抓住两岸对立和台湾民众对前途迷惘的机会，利用民主化条件下的表达自由、宣传自由，将台湾民众对中共的厌恶转化为对大陆的排斥、对大中华主义的厌倦，引导台湾民众亲日疏华。在台湾的台独、亲日派、亲美派、反共主义者甚至满人等互有重叠的多股势力的影响下，台湾逐渐实现了解构“中华民族”、将自己与大陆汉人中剥离、建立“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建构了独立于大陆、对立于中华的“台湾历史”和“台湾文化”。政治上分离还在其次，文化、文明的裂解与对立更难以挽回。
与台独崛起同时发生的，是台湾统一派、大中华派、亲陆派的衰落。他们原本是台湾的主流，也是两岸实现统一不可或缺的力量。可是，中共独裁阻碍了统一之路，还败坏了主张统一、心系祖国大陆的统派人士的形象（当然也有少数本身就不是好的形象）。统派在主张统一时，面对着向极权专制投降的指责，背负着将台湾人民带入火坑的骂名，越发不被多数台湾民众所支持。如马英九、洪秀柱等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台湾政治领袖，被中共的倒行逆施拖累而边缘化。而且随着老一代支持统一的人士相继逝去，后继无人的统派将更为式微，最终将化为历史的陈迹。
到今年，民调中认同自己完全是“台湾人”同时否认自己为中国人的台湾民众已达近七成（还有二成五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希望“两岸统一”的仅5.1%。“台湾非中国”、“台湾人非中国人”甚至“非中华”已经成为台湾主流民意。
显然，正是由于中共在中国大陆的专制及各种恶行，使得台独、反华势力有机可乘，利用两岸的相互敌对，在最近30年中以种种手段让台独成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并且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实际台独”，还在思想文化、基本价值观、身份认同上“去中国化”、“去中华化”，从根本上让大陆和台湾变成两个相异的族群，再难聚合。因此，中国大陆的统治集团即中共，才是中华民族分裂的最大罪人，是实现民族主义色彩目标的最大障碍制造者。（香港问题同理，正是中共的倒行逆施，使得大中华主义者锐减，本土主义、“港独”势力兴起并成为主流，香港人对大陆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由中华民族的坚定分子变为九牛拉不回的“脱中者”。香港也由中国大陆经济、文化的最强“外挂”，逐步变成反中（而非仅仅反共）裂华的桥头堡）
习近平时代对日关系的前硬后软、为独裁统治和中共利益抛弃民族尊严
如果习近平真是如同希特勒或者天皇裕仁那样的狂热民族主义者，他当然很可能对台甚至对日对美发动战争；如果解放军高层像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纳粹党卫军中狂热的种族优越主义者，解放军也完全可能发动对台湾及美日的战争。但现实是，无论习近平和其他六常委等核心决策者，还是几乎所有党、军、政高层，其考虑的只是权、钱、地位、政治斗争、自己与家人的富贵荣华，眼里只有利益。他们不仅没有文明、进步的善良理想，也没有侵略扩张的邪恶理想，他们只是一群贪恋权位、追逐利益之徒罢了（当然，中国的老百姓同样如此，也是既乏善良理想，也无为了扩张而“牺牲”的信念）。如果打起战争，他们高高在上的权位、坛坛罐罐的金银，都可能不保。而如前所述，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样不强，而且非常“听话”，被洗脑，哪怕外国骑到中国大陆头上欺凌，哪怕台湾正式而完全的独立，习近平统治集团也会有办法为不开战圆场，乃至“化悲愤为力量”，让人民继续忍气吞声建设国家、继续忍受被中共剥削呢（而人民包括军人同样没有几个肯为国家统一自愿牺牲自己和家人。老百姓喊的“武统”很响亮，可是真的让他们付出现实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代价、冒上生命危险，普遍都会退缩，十四亿人没有几个真好汉）。
而这些，在对日问题上，习近平政权已经有所表现了。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及执政初期，国内外普遍认为习是“反日派”，而前任胡锦涛则是“亲日派”。的确，在习近平刚刚上台的几年，他的确表现出了一些对日强硬态度，还主持了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设立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等积极铭记历史的举动。
但随着习在国际上面临美国的全方位挑战、欧盟的人权问责、印度等新兴国家的经济竞争，他很快倒向了亲日。在大陆的保钓人士被禁止活动，连香港的保钓人士都被阻拦出海。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也很快低调了下去。除了满屏的客观上破坏真正反思、沦为意淫式精神胜利和谈笑对象的“抗日神剧”继续热播外，官方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均倾向降低对日历史罪行批判的调门。而面对日本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逐步解禁“集体自卫权”及配备准航母等攻击性武器，对东北亚乃至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等更实际的问题上，中国更是仅以“高度关注”、“关切”（而非“强烈谴责”、“明确反对”）低调应对。和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相比，2015年后的习近平政权在对日问题上更加低调。习近平执政不到三年，就几乎完全放弃对日本战争罪行持续性和激烈的批判，与以色列对纳粹罪行的长期声讨、韩国对日本殖民与战争罪行的坚持追究形成鲜明对比。
更令人惊讶的是，2018年10月，面对贸易战的困境，习近平拼命讨好安倍晋三政权，在安倍访华期间，在北京市尤其天安门广场前挂满了并排的中日两国国旗。而现今日本的国旗“日章旗”也是二战中军国主义日本的旗帜。1931-1945年，日军就是打着这样的旗帜侵略中国，在刺刀和军车上挂着这样的旗帜在中华大地烧杀奸淫、抢掠扫荡，无恶不作。中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将日本的旗帜如此巨量的到处悬挂在政治中心和主要城市（也有人说，80年代中曾根康弘访华时北京也挂满日本国旗。那只能说明中共的无耻是一以贯之的）。想象一下德国总理访问以色列，以色列政府会否悬挂任何和纳粹有关的旗帜？（当然，有人说纳粹旗和如今德国国旗不一样，日本则是现在的国旗和二战的国旗大致一样。那这就更有问题了，说明无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都未认真追究日本侵华责任、未强烈要求日本“去军国主义化”）
据一位知名媒体人转述，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多位参加淞沪抗战的老人，曾在上海一个日本商品展览馆看见日本国旗之后气的（也可能是惊吓的）昏厥过去。当然，如今的国人是普遍麻木了，连天安门、长安街挂着这些奇耻大辱的膏药旗都无动于衷。不过也不奇怪，六四镇压时长安街上的木樨地、六部口……到处是革命者的血肉，国人几年后就已忘却，如今在那烈士死不瞑目的土地上笑逐颜开的市民和游客更是每日不绝（当然，我并不是说希望每个国人每天走过时都悲愤痛哭，而是说要铭记历史、改变现实。但是显然他/她们根本没有，哪怕心里都没有想）。
更实质的是，在这次会谈及对外通稿中，习近平完全没有在历史和领土争端问题上表明态度，回避了关于日本战争罪行及破坏战后体系等关键话题，代之以极大淡化历史的讨好语气（见新华社通稿）。官媒《环球时报》也鼓吹“不要因钓鱼岛纷争恶化两国关系”，为习近平缓颊。地方政府也压制包括保钓人士在内的反日运动声浪。
更恶劣的是，在习近平政权宣传机构的授意下，大陆的“五毛”和“自干五”在互联网上大肆污蔑香港的保钓人士、反靖国神社人士，声称这些人是“为了破坏中日关系”、“受美国指使离间中日关系”等。如此诽谤殊为无耻，更令香港爱国人士心寒，也是香港既爱国又支持民主的大中华主义者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
而香港社运人士郭绍杰、严敏华在靖国神社门前烧毁自制的甲级战犯“神主牌”而被捕后，中国外交部不置一词。严敏华母亲和郭绍杰女儿到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求助，同样未获营救承诺。而据郭绍杰父亲说，郭绍杰在监狱还遭受精神虐待，例如不准冲凉、不准与他人讲话和看报纸和电视等。就此事，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社运领袖梁国雄在《国歌法》听证会上怒斥：“郭绍杰、严敏华为南京大屠杀三十万死难者而在日本抗议被捕，共产党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孟晚舟这种所谓‘贵族’、‘太子党’（被抓），共产党便出手，这不算是侮辱国家吗？”（严敏华似乎已获释，但郭绍杰迄今未获释）
这件事不仅体现了中共政权的冷血，也显示出中国民众的冷漠（大陆没有多少人知道和关心他们，大多数香港人则更是各种恶毒嘲讽（至少看到互联网上的评论是如此））。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和政权，会这么做吗？相反，不救为国人抗争的郭严二人，却开动宣传机器为一个违反商业法律的“太子党”呼喊，还不惜抓捕两名加拿大人以为要挟，这充分证明了权贵利益大于民族尊严，民族主义从不是中共真正追求的目标。相反，它还尽力遮掩类似敏感事件，压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2019年4月，中国海军建军70周年之际，日本海军驱逐舰“凉月”号赴青岛参与建军庆典。中国海军居然允许了日本海军悬挂二战时代表军国主义的“旭日旗”参与庆典。而一年前，韩国在举行海上联合阅兵式时，就坚决反对日军悬挂“旭日旗”，最终日方放弃参加。而这一次中国为讨好日本、改善中日关系，选择放弃原则对日妥协。这同样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能够想象犹太人允许德国政界、民间任何人士携带纳粹标志的旗帜或徽章访问以色列或国外犹太社区吗（更不用说军事力量了）？这不仅仅是形式，而是对历史、对国家尊严的态度。而习近平选择了背弃历史、背叛反日法西斯战争中死难的以千万计的中华儿女。
这样的举动，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行为吗？是试图达成民族主义诉求、对外扩张称霸的政权的行为吗？显然不是。相反，习近平政权为了统治稳定，为了现实利益，对历史视而不见，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中共政权和许多国人对待日本军国主义和战争罪行的淡化、功利化（以妥协换取日本的经济和外交支持）方式，及对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修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势力的绥靖、低调态度，与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对纳粹德国战犯的清算、正式赔偿的强烈诉求、对反犹和新纳粹的零容忍，形成鲜明而可耻的对比。中共政权和它宣导与统治下的许多民众不止比不了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也不如韩国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波兰人……哪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领袖都不会像习近平及其政权这般，对拒绝反省民族罪行还有现实民族利益冲突的敌对国家/民族笑脸相迎。他不仅不是民族主义者，连一般的国家领袖、对外最高代表都不配。而许多遗忘历史的国人，同样是不知羞耻、缺乏尊严与正义感、充满奴性的可耻之民。
（严格而言，对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声讨，不完全算作民族主义诉求，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起码的、完全正当的行为。我以相关例子举例，是想说明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连维护基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都没有，何谈“民族主义兴起”、“强烈的民族主义”呢？当然，这只是一方面，我不会以偏概全，而是通过习近平时代整体的涉及外务上的表现来评断）
习近平时代对美关系复杂但仍在常轨
而对美关系方面，习近平政权是多变的、复杂的。在奥巴马时期，中共对美国批判中国的人权问题非常不满，也否认如技术剽窃、派遣商业间谍、黑客入侵等行为，经常以强硬措辞回击。而特朗普上台后，中共很明白特朗普的脾气秉性，大多数时候避免直接攻击特朗普本人，更多采用旁敲侧击的方式进行批判。自贸易战打响以来，中国在对内宣传方面鼓吹“发展民族品牌”、“自立自强”，而对美始终保持克制，以防御性手段为主。反倒是美国（准确说是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在不断强调“美国优先”、“爱国主义”，大打种族/国家牌，甚至有美国高官以“文明冲突”及种族差别来论述中美贸易战。
当然，有人会认为，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更坦诚，中国官方是有民族主义倾向但是不公开言说。从某种角度，这的确有道理，因为中共政权是一个没有诚信和道德的政权，包括外交在内的各种信息均不透明；且中国总体处于上升势头，按“修昔底德陷阱”推论，中国也很可能走上民族主义道路。
但细究这次贸易战从开始酝酿、激烈对抗，乃至打打停停至今的整个过程，双方的动作和言行基本都摆在台面上，中国方面没有出格的民族主义动作。至于中美大国竞争中“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在21世纪爆发“热战”的可能性极低，而战争以外的手段，当然包括鼓动民族主义和民族内部团结。而这是正常的。尤其在世界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全面回潮之际，如果中国（包括中共政权）不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才是可耻的。只是这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应超出界限、不能侵占他国合法利益。而目前中国显然没有突破这一底线，而未来也不太可能突破。
无论是习近平上台之前还是之后，中共在经济贸易问题上与美国的交锋都相对理性温和（特朗普上台后，中国方面甚至比美国还要温和理性，比美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声调更低）。但一旦涉及人权问题，就会猛烈反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全面封锁消息不许国内报道（或统一口径谴责）、对国际上的反响也进行积极干扰与压制。这更能看出来中共可以丧失国家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但是不会放弃对统治地位的维护。
“一带一路”及中国其他对外战略构想与行动的内容与目的
除了对日、对美关系，中国官方的其他对外政策，是否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动机呢？
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外战略的最大步骤即为“一带一路”。关于“一带一路”，批评之声纷起，如称中国“新殖民主义”、“赤色渗透”、“争夺世界霸权”等等。那么，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
所谓“一带一路”，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朝贡贸易”，即中原王朝（如汉朝、明朝）和周边及域外国家进行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明朝，尤其郑和下西洋）是，周边国家向中国名义上称臣、朝贡，而中国赠与其大量财货，换取对方名义的尊崇和象征性的土特产，也就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这种以巨额利益换取表面臣服的行为，与西方同时代的殖民扩张完全不同，中国的王朝并无实际控制、吞并这些朝贡国的意愿，更没有希望得到更多物质利益（相反是亏本的），用句俗话就是“赔钱赚吆喝”。这是中原王朝、中国历史上各王朝与朝贡国的经济及“外交”关系。
当然，如今的中共没有这么愚蠢，也不至于对几百年前的朝贡外交抱残守缺。它的“一带一路”及其他零散的投资、贷款、基建等对外经贸活动，经济利益当然是重要考量。不过，由于中国在国内一向通过“低人权优势”发展经济，不顾忌经济发展中的人权侵害和环境破坏，引发了许多不满，从缅甸的大坝，到斯里兰卡的港口，再到非洲各国的采矿，普遍出现了各种丑闻。约瑟夫·奈曾评价过“中国正在使用已经被西方普遍抛弃的方式（在欠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和其他活动）”。所谓“被抛弃的方式”就是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早期那种以贷款换取资源、经济合作中不顾及人权、破坏环境影响当地可持续发展等。但这些只是经济利益上的纠葛。进一步说，中共政权对外经贸上的各种算计、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也是在国际上为中共治下的既得利益阶层尤其特权集团争取利益，与民族主义没什么关系。
另外，中共还有将中国的发展模式--即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第一位”和“稳定压倒一切/不惜侵犯人权维持安定”为两大核心特征的“中国模式”--推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行为，但这种模式的输出，也只是中共试图抵御西方人权和民主、培植盟友而为，以及为中共既得利益阶层在海外获利提供制度依托，并非要将这些效仿“中国模式”的国家变成殖民地或仆从国。这当然包含政治考虑。但这种政治考虑并非是许多人认为的“民族主义”、“扩张主义”，而更多是为了中共自身统治存续的需要。
因为中共恶劣的人权状况，面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社会抨击，急需寻找盟友支持。而经济援助、“拿钱换朋友”，自然成了中共的选择。而为了赢得支持，往往又出现了历史上的“厚往薄来”，亏本换取这些欠发达国家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舞台上为中共专制和各种侵犯人权的行径辩护。而所付出的物质、人力及折算的财富，自然是中国人民承担。换句话说，为了中共统治和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中共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以中华民族劳动成果换取支持，这不仅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卖国谋私。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中国的“亏本买卖”和援助大多并没有惠及接受国的平民大众、弱势群体，而是进了包括独裁者、官员、当地资本家和族群头人等有权有势者的腰包。如果中共以中国人的血汗帮助亚非拉的贫民，也还说得过去（哪怕中国国内贫苦的大众更需要社会保障和救助），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中国通过贸易给予这些国家的收入及无偿援助等利益，大都被这些腐败国家的权贵侵吞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政权“量中华之物力，护中共之统治”，在经济上的让利最多的，并非是发展中国家，而是美日等发达国家。相对于对贫困国家“大撒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低息贷款、免费招收乃至大额补贴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的显性收买，对美日等国在经济、政治、历史问题、地缘战略利益、国际关系等方面出卖的国家利益更多且远高于前者，只是相对更隐形而已。例如最近的香港问题，就成为特朗普政府要挟中共在贸易战上让步的筹码。而中共为了避免涉及人权问题的制裁、声讨，就不惜通过对美日等国让步、屈膝，并奉献出真金白银的利益与民族尊严，来换取美日的绥靖。而这，也正是美日印等许多国家乐于看到并默认中共继续统治的关键原因。因为，只有独裁的中共政权，才会给美日印让利；一个民主中国的政府，没有人权把柄和专制污名，怎么可能也有又什么必要对美日印等国妥协退让呢（当然如果是汉奸主导的政权，那的确可能继续卖国）？
此外，还有孔子学院的普遍建立、中国对外学术方面的干预等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中国留学生组织与中国驻各国使馆的联系。这些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民族主义”。其实，这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一样，也是为了中共的统治，通过这些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渗透，影响各国学界、政府、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共一党专制的看法，而非试图进行文化称霸。
例如孔子学院对涉及中国敏感问题的禁止、对西方大学敏感课题和邀请的阻挠，都是涉及中共独裁专制、侵害人权方面的，而很少涉及民族主义和中国国家利益领域的（即便部分涉及这些，如关于“台独”、“藏独”、“疆独”问题，其阻止的主要目的还是针对对独裁和人权侵犯的批判，而民族主义是次要的、附着性的）。而且，它更多采取守势，即被动阻遏、反驳西方学术与舆论领域对中共独裁与侵犯人权的批判（当然也辅以中国官方的宣传辞令和自制的一套伪学术，进行一些看似进攻但实质目的还是防御的文宣），而非像殖民时期宗主国在殖民地推行的同化教育那种进取性的方式。
大体上说，它重点在于“防”，而不是“攻”；它集中于重点防范和反制西方对中共及中国各敏感问题的揭露与抨击，而非试图改变西方的价值观和更普遍的学术干预。即涉及到中共和中国负面信息，他们会掩饰和歪曲、涂脂抹粉；但无涉中共统治的东西（哪怕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则置之不理。因此，无论从其目的，还是方式，都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
更进一步说，中华民族、汉族，是世界上的失语者，是发出的民族之声最虚浮、浅陋的民族。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被独裁暴政裹挟，民族的声带被挪用，民族的心声被防火长城屏蔽，在国际上不能真正发出捍卫民族利益的声音，整个民族变成中共特权集团挟制谋私的工具。国人没有真正的民族文化、民族气质、民族精神，十多亿人成为家国民族层面上的群魂野鬼、无可真正寄托和依归者。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回潮的当下，华人、汉人将再度成为残酷的国族竞争下的牺牲品、受害者。
习近平时代中国军事动向及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毫无疑问，包括军事实力、军事目标、军事行动在内的各种军事领域的动向，是反映一国/地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强弱及目的的关键因素。国家和区域冲突的最高形式就是武装对抗和冲突，包括“冷战”和“热战”。
那么，习近平时代的军事动向，有无反映民族主义的日益强盛呢？首先看习近平上台后的基本军事动向。
中共建政以来，由于其维护对内独裁统治的本质和军事实力的有限，在近60年内实行陆地和近水防御策略及“不向国外派遣一兵一卒”的政策。直到胡锦涛时代，才开始组建成建制的“蓝水海军”，并在东海、南海及黄海的领海与专属经济区活动。但相对于美英法俄等大国，中国海军依旧是内敛型的。而胡锦涛和习近平时代，中国军队武器质量、军费开支均有显著提升，但这是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提高的必然。此外，以前军费开支占GDP比例很低，如今也是一种“补偿性提高”（哪怕中国军费占GDP比例仍旧低于美俄法印等大国，刚刚超过英国）。而且，由于中国军队尤其中上层的高度腐败，军费开支相当大一部分被贪污和挪用（这个放在后面具体讲）。军队不仅在腐败上甚于政府，形式主义和低效导致的浪费同样更甚。此外，军队“人力成本”的提高也显著影响了军费开支的增速。
相对于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中国同样是海外军事活动最少的。虽然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后勤性质的海军保障基地，但中国军队依旧没有在外有战斗性军事基地。中国虽然在派遣维和部队等方面很积极，但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军事行动上作为有限。在钓鱼岛附近的巡航，中国出动的是海警、海监等非战斗性的非正规武装力量。同样，在南海也是以准军事力量为主参与对争议岛屿的争夺。毫无疑问，这是有正规海空军作为后盾的。但这终归是相对克制的行动。而且，中国武装力量只有在与菲律宾有争议的黄岩岛等地采取攻势，对于钓鱼岛和西沙南沙大部分争议岛屿，中国长期处于守势。
至于空军、陆军，则更少涉及争议问题了。以对印问题为例，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中方与50多年前一样选择了退却，这次还是不战而退。最近发生的印巴在克什米尔的军事冲突，以及印度取消查谟--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包括与中国争议的拉达克地区）并出兵镇压抗议后，利益攸关的中国并未坚定的和巴基斯坦站在一起，而是选择用“希望双方和平谈判解决争端”这种和稀泥的言论，并且拒绝谴责印度。至于军事施压更是一点未见。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毛泽东求援，毛拒绝出兵帮助，结果巴基斯坦被印度肢解，失去了占国土16%、人口54%的东巴基斯坦（即今孟加拉国）。而如今，中共政权再次为一己之私，选择让伊姆兰·汗孤立的在国际舞台上面对实力强大、广受支持的莫迪政权。无论是领土争议，还是大国地缘战略利益，以及国际上关键盟友的安危，中共政权都置之不理。10月底，习近平刚刚结束对印访问，印度就在克什米尔和拉达克问题上再进一步，在克什米尔和拉达克均成立“中央直辖区”，改变其自治地位。而声称拥有拉达克主权的中共却非常低调，更多在宣扬习近平访印成果，对印度这一侵犯主权之举毫不在乎。
相反，在镇压流亡藏人和促使印度、尼泊尔等国遣返或压迫流亡藏人方面，中共则不遗余力，包括制造了2006年的“囊帕拉山口事件”，边防武警枪击已到达尼泊尔一侧的出逃藏人。近日随着习近平访问印度和尼泊尔，中共也以经济等利益利诱两国（对尼泊尔恐怕还有威胁和施压），对流亡藏人进行拘捕和约束。这些充分证明，中共政权对于领土和地缘政治利益等国家核心利益不惜出卖，而对本国反抗者则不惜血腥镇压、“长臂干涉”。这再次暴露了中共政权以维护统治和内部安宁为目的、对外则不惜妥协退让的外交原则。
而习近平上台后，在军事方面还做了两件事。一是发动了对军方高层的反腐运动，二是改革了军队的部分编制结构。虽然时间是反腐在前，但为文章衔接和论述顺畅，我先谈军改，再谈反腐。
那么军队改革（主要是编制结构改革）及改革后的中国军事力量，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如何呢？
这场自习近平上台不久就开始酝酿、执行的正式名称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军改计划，看其内容的详细和涉及层面的广泛，似乎比习对军队的反腐（更准确说是整肃）声势更大、牵涉更多。但仔细看了具体内容就会发现，看起来眼花缭乱的改制措施，形式远大于实质，而实际效用也会因缺乏配套措施而大打折扣，而打了折扣的“成果”里也大多是对内的（改制内容大多其实本来也就是对内的），这样几次打折，最后剩下对民族主义的影响，基本就没有了。
在此大致举几个例子。在这次军改中，“七大军区”被改为“五大战区”，看似调整了战略领域的结构，但对于实际上原各军区的任务没有根本变化，只是分摊的区域变了（至于在名称上“军区”改成“战区”，更是类似朝鲜那种虚张声势一样，毫无必要正经谈论）。而增加的两个兵种，只有“战略支援部队”是改革的一个突破（随信息化时代提高了电子战和信息化支援能力），而“火箭军”无非就是将原本就独立且由中央军委直属的“二炮”强化为和陆海空地位平齐的军种，而军队结构没有质变。而其他改制措施如各单位归属与各机构的分化组合，基本就是在调整军队管理体系，没有任何为对外战争或军事扩张准备的内容和迹象。而将武警由归国务院管理改为由中央军委统辖，反映的更是巩固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及强化国内维稳。武警人员从武器装备、日常训练到主要任务，都是适配于对内维安（说白了就是镇压老百姓和小股武装分子），无法轻易转化为对外战争的力量。
然后再谈反腐方面。军方反腐声势很大，也的确抓捕了许多“大老虎”，包括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辉、田修思、张阳等部分军方最高层人物纷纷落马。但明眼人都能看清，这只不过是习近平为巩固政权进行的肃清异己、“除旧换新”的手段罢了。所谓“壮士断腕”，断的只是作为政治对手的“腕”，而对于同样染上腐败病毒的自己人，反而会加官进爵，成为习近平有力的臂膀，为习提供着强大的“枪杆子”的后盾。
与对党政机构内的反腐一样，习近平在军队的反腐行动同样是一种“运动式反腐”、“选择性反腐”、“人治”，而没有建立真正的独立的司法系统、监督体系，更没有民主法治的大前提。如此类型的“反腐”，毛、邓、江、胡时期全都做过，且力度都不可谓不大（虽然同期规模上都没有习的大），但结果如何呢？习近平这次反腐的确看似力度更大，但其“量”没有导向足以改变“质”的路径，更没有改变以“反腐”为权力斗争手段的性质。
而且，众所周知，相对于党政和司法机构，中国的军队更加不透明化，更缺乏外部包括舆论的监督。一切都可以以“军事秘密”进行或多或少乃至完全的遮掩，外部只能完全通过官方口径了解，即便私下通过其他渠道有所挖掘，也不敢触犯“泄露军事机密”之类罪行。而且，军队相对于党政和司法机构，更自成一体，整体上与社会大众隔离，很少深入打交道（抗洪抢险时候难道可以探听到什么内幕吗？），外界难以通过蛛丝马迹（例如政府机构经常会有官民纠纷，即便信息控制下官员也在地方有官声高低、民意好坏等风评，而军队就极少有这些暴露黑暗的“缺口”）了解军队内情。这都导致军方的腐败、堕落、失职渎职等难以被发现，其腐败与失职等行为也更为有恃无恐。此外，由于以上这些特点，也让军队比政府机构更容易做足表面功夫让外界看起来“高大全”，遮掩其内部的种种肮脏与腐朽。这毫无疑问会让外界从表面看到和估计的解放军战力，与解放军实际战力产生巨大差异。（而且，即便只看习近平查处的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辉等几只“大老虎”，据报道就分别涉及百亿以上的贪腐金额，且其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的方式非常多样，涉及解放军各系统和附属机构。而无数的“小老虎”乃至“苍蝇”又累积贪墨了多少呢？那么没有被清洗的各级军官及习近平新提拔的，难道会比较干净吗？所以，仅仅以公开的军内贪腐金额及涉案领域与人数，已非常惊人，足以窥斑知豹）
而军队在缺乏民主法治与社会监督、高度不透明化的情况下，其腐败堕落程度只会远严重于党政和司法机构。而如此的体制和腐败程度，直接影响到军队的实际战斗力和对国家与人民的忠诚度。如前所述，中国的精英阶层普遍自私利己，都是为了权力、金钱、美色、各种极优越的福利。而军人尤其军方高层明显不仅不会例外，只会在不透明的环境中堕落更甚。如此的军队，如何“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呢？只有“强军口号”的第一句“听党指挥”即听习近平指挥是可以实现的。习近平的“反腐”只是培植了一批新的忠诚于他的军方权贵，自然更会给予这些人更多恩惠（也就是民脂民膏），对他们的腐败和渎职更为放纵。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换取他们对习个人（或者习为首的核心统治集团）的忠诚，以及面对社会动荡时对民众的坚决镇压。
那么，一支腐败堕落的军队、一群想着权色金钱的军官，会有怎样的战斗力呢？会有能力实现民族主义的军事目标（如对台湾动武、对日美开战）吗？甚至，这些贪恋荣华富贵的军官和同样为了利益参军的普通士兵，不仅缺乏打赢战争的能力，连发动战争的动机和热情都没有（当然军方中上层有对内镇压的动机和热情。而普通士兵如果以重利相诱，甚至实行类似朝鲜的一切以军人为优先（即“先军政治”），也会热衷于对内镇压）。他们既然考虑的是个人和家庭而非国家和人民，自然不愿意去“为国捐躯”。如果战胜几率高、战死几率低，他们还有可能一战，但如果面对更强的、更不怕死的军队，他们只会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委曲求全。
前车之鉴很多，在此仅举数例。萨达姆的伊拉克军队（包括其最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中被美军重创，其中第二次更是不到两个月主力已全被击溃、首都被占领。除了武器装备差距巨大之外，“兵无战心”也是重要因素。没有谁肯拼命捍卫萨达姆独裁政权，没有成建制的死战者（反而有整团整营的投降者），树倒猢狲散。后来针对美军的零星袭击和对抗，绝大多数也与保卫萨达姆无关，而是出于散兵游勇一些切身利益，及宗教和民族原因。同样，甲午战争中的北洋水师的战败，也与军队的腐败、疏于训练、骄傲自大密切相关。只是，那时还有邓世昌、刘步蟾那样的殉国者，而如今糜烂的国家和军队是否还有“足壮海军威”者呢？还有，当年中共在国共内战中以弱胜强战胜国民党，也和国军的普遍的贪污腐败、法纪废弛、内部斗争、官兵矛盾有关。而如今的中共军队，在这些问题上何尝“逊色”于国民党军？腐化堕落对战斗力的削弱是致命的。
军队的腐化堕落，会直接影响军队战斗力强弱的两个关键因素，即武器装备质量和军人素养/训练水平。一支腐败的军队，无论在武器装备的研发、采购、生产、维修及后勤保障的任一领域，都必然会“雁过拔毛”、“缺斤短两”、浪费奢靡、事倍功半（乃至事十功一）。即便在特别关键、作为“献礼工程”的个别武器研发生产上（例如歼-10、歼-20，以及我写作本文时才恰刚下水的国产航母“山东舰”）不敢粗制滥造，但也一定靡费甚巨，这种“靡费”不是说本身研发生产开支大，而是贪腐和浪费巨大。而那些常规的、不被公众和媒体注意的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就更会充斥腐败了。前面已经说过，相对于地方政府和法检等部门，军队更加的、高度的不透明化，腐败只会更严重，会腐入骨髓。
而在军人素养及训练水平方面，同样是“黑箱”式的。除了对外进行一些展示和参加军演和比赛（军演绝大多数也是秘密进行的，例如有伤亡也很少披露。即便披露的，也并未讲事故细节及责任问题）。一个充满依附主义、裙带关系、权钱交易的军队，又怎么可能严格训练出“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军队呢？当然，解放军有些方面军纪的确很严，但这与战斗力不能划等号。而且所谓的“严”，是上对下的、是主要针对普通士兵的、是有选择性的，而非是从上到下一样纪律严明的。此外，刻苦的训练和一些对基层军官和普通士兵的严苛纪律，并不等于能训练出战斗力强的部队，而更多是在通过这种残酷训练来维持纪律、保证服从性，以及用“苦练”来遮掩科学合理训练的不足。这就像中学生被题海战术淹没，也并不一定能考出好成绩，越是差学校越是起早贪黑纪律极严，但成绩反而大多并不如大城市重点中学一周只上五天，基本不补课的学生。还有人所共知的，解放军的许多训练都是花拳绣腿，例如用手碎砖、踢正步、叠被子乃至半只脚站在河沿上练“定力”……这些除了看起来好看，打仗有多少用呢？尤其在信息化时代，军人个人素质更多体现在操作现代化和信息化设备、应变乃至创新能力等方面。而这些恰恰是解放军最缺乏的。
武器装备如此多水分、军人战争素养也糟糕的军队，战斗力如何呢？他们自己也知道。因此，他们有什么底气去打仗尤其打大仗、生死之仗呢？而且，即便他们自大自满而选择发动战争，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民族主义”的支撑力量，又有什么可惧怕的呢？美俄乃至印日，其军事力量才是实打实的，尤其日本的战争潜力，更是需要警惕的。
如果习近平和军方高层自大自满，的确有可能增大对外冲突几率。但纵观中共政权几十年对外军事策略，尤其邓小平时代及之后，都会避免战争，或者选择攻击相对弱小的（如越南、菲律宾），但即便对印度这样的次级军事强国都选择妥协退避。而除1996年向台湾附近发射导弹进行威慑外，中共对于台湾、日本及美国，均以克制和防御为主。许多独裁政权都是灭亡于对外扩张和军事争霸乃至边境冲突（例如红色高棉灭亡导火线，就是波尔布特对越南控制的“下高棉”地区的攻击，导致了越军反扑和借机入侵；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在国内无恶不作也长期未被推翻，但其入侵坦桑尼亚，导致坦军反击攻入乌干达，阿明政权也随之垮台。至于苏联参与军备竞赛和入侵阿富汗促成衰落与解体，更是中共反思“苏共亡党”的重点），习近平和中共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前车之鉴的。而如前面所述，中共在经济、意识形态、爱国宣传等方面均呈色厉内荏、虚张声势的状态，且集中于“守”而非“攻”，并以维持政权存续为根本目的，军事上同样不会例外。
当然，如果西方国家执意要摧毁中共政权，对中国发动主动进攻并攻击政治和经济中心区（如京沪），且目的为推翻中共统治，那习近平政权当然会为维持政权存续、军队中上层为维护既得利益而拼死一搏。但这种以彻底推翻中共为目的的入侵可能几乎是零。甚至，即便有全面对华入侵，只要外国军队（如美国或北约联军）承诺不动中共和军方已得到的利益，乃至许诺他们保留官位，部分乃至多数军方高层大抵也会不战而降的。“官二代”包括“军二代”们许多都移民美欧加澳了，他们还在乎中国国家和人民利益吗？不过这种入侵可能性同样几乎为零。而如果美日乃至印俄进行有限的军事威慑和压力，中共见势不妙，更大可能会“量中华之物力”出卖国家利益来安抚，而不会开战。不开战，军队的一切腐朽和肮脏都会被光辉的遮羞布遮盖，哪怕外间猜测众多。开了战，海外就看清了“纸老虎”，国人也窥得了“大酱缸”。中共会开战还是不开战呢？
对中共统治集团而言，军队除了对内镇压和维稳，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以军费名义进行利益分赃。通俗点说，整个解放军就是一盘生意。军队有着巨量资源及资源调配的优先权，对外不透明的“优势”，以及大量官职和其他“肥差”。如果打了仗，这秘密生意（虽然有一部分是“公开的秘密”）就被戳出许多孔洞，也就是“露馅了”。如果大战战败，更是比天津大爆炸都能炸出千倍贪污渎职的权贵、万倍腐化堕落的丑闻。这就是中共在包括领土、地缘政治利益、历史问题上不断退缩或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原因。中共为什么要打仗，让“败絮其中”的脏污暴露呢？相反，它会竭尽全力避免战争，可以让军队在“金玉其外”的荣光掩映下，继续成为汲取民脂民膏供养庞大特权阶层的输血管道和发财机器；以“保家卫国”为名，将全民的军队变成权贵私人的提款机。（就在我写作到此段后不久，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爆出中国军人代表团在野外定向比赛中作弊（包括在赛道上提前放置秘密标记、有人为中国军人运动员指路等。且被国际定向越野联合会定为“明显作弊”）。连一场运动会都要如此公然作假的军队，其内部的腐朽不难想象）
综上所述，中共政权在民族主义的表达与实现的关键领域--军事方面，同样甚至更加呈外强中干的特点。相对于对外还有所交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军事上则采取更加谨慎的全面防御策略。为了维持军队为特权阶层带来的巨大利益（不让军队这盘“大生意”“黄了”），以及避免对外战败对政权合法性的冲击，中共军队大抵不愿战、不敢战，而其严重的腐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尤其用表面功夫遮掩本质的虚弱），也让人怀疑其是否“能战”。当然，在中共政权存亡受到外来军事威胁时，它的确可能拼力一搏。但如前所述，这种程度的外部威胁发生可能性很小。而为转移国内矛盾、注入民族主义强心针，中共发动对台乃至美日的战争的可能性当然也存在，但如前分析，我认为发生的几率极低，甚至低于国外武装干涉中国的几率。对内镇压依旧是中共军队最重要的任务，且未来再次在天安门广场和大陆各地“派上用场”的可能性很大。
习近平时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他国的对比
如果量化“民族主义”，其民族主义的成色、比例有无比世界各大国平均程度高呢？
中韩两国在遭遇日本军国主义荼毒方面，有着很相似的历史，两国对日本侵略历史、如今的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态度的对比，很具代表性。前文已经提及了中共政权对日本侵华放弃追责和索赔，以及为利益淡化历史、拒绝反制日本扩军、解禁战后一系列限制等行为，在此不再赘述。除此之外，中共有时鼓动民众反日，也是一种典型的转移国内矛盾的手段，而非真心诚意、不惜代价的声讨日本右翼政权。相反，前面已提到，中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乃至习近平，都会不同程度压制对日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拘捕声讨日本罪行和保钓人士。这些与韩国近些年激烈谴责日本战争罪行、不断在韩日争议的“独岛（日本称‘竹岛’）”宣示主权、反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和美化侵略宣传、强烈谴责日本的扩军和破坏战后体系行为对比鲜明。
当然，如今中共的对日态度很像1960-1980年代韩国朴正熙--全斗焕独裁政权的亲日行为。当年的朴--全独裁政权为稳固统治、发展经济，一直避免提及对日索赔和“慰安妇”等历史遗留问题，极力压制韩国人的反日民族情绪。倒是1990年代韩国日益民主化之后，无论官方的进步派政权，还是民间舆论，都越发对日强硬。而现在的文在寅政权更是秉承追求历史公正的态度，坚决追究日本侵略责任，进步阵营始终在声讨日本。这恰恰说明，民主政权更能激发真正的爱国情怀，专制政权却往往由于自身需要压制民族情绪、阻挠捍卫国家利益。虽然专制政权有时会利用国民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排外情绪，但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利用，而非真诚的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这也正是日本右翼政权一直支持中共独裁政权的原因。相对于独裁而猥琐的中共，日本更担心民主化后可以自由表达反日民族情感、追求历史公正的、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
除了同受日本军国主义极大戕害的韩国，与中国的人口、国际地位、发展潜力颇多相仿的印度，也是非常值得对比的对象。
被称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也的确是民主制国家）”的印度，其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教派主义都很强烈。印度国父尼赫鲁在建国不久就说过“印度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而尼赫鲁的后继者（无论是其女儿、国大党的英·甘地，还是人民党的瓦杰帕伊）均遵从了他的方略。在南亚，印度自建国就侵吞了海德拉巴、果阿、锡金、及克什米尔大部，严厉镇压如印度东北七邦（原属缅甸）和旁遮普邦的锡克人的反抗、泰米尔纳德邦的泰米尔人独立运动，也对左翼的工农武装进行镇压。在大肆吞并拒绝臣服地区方面，德里明显要比北京强硬和暴力。印度有民主选举，但是并不允许主张分裂的政党参与选举。而对宿敌巴基斯坦，更是发动多次大规模战争，肢解和极大削弱了巴基斯坦（东巴独立为孟加拉国），并干涉尼泊尔与斯里兰卡，控制不丹，称霸南亚。
在南亚以外，印度一直是“不结盟运动”组织的领导者，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与中国长期争霸，还侵占了中国藏南地区。在军事上，印度不仅不顾国际反对进行核试验和储备核武（对如此公然挑战核不扩散体制的行为，当时的中国居然是“五常”中反应最弱的，而很明显印度核武最大威胁对象恰恰是中国而非美俄英法），还不惜血本从美俄欧购买大量武器装备，并研制威胁中国全境、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系列导弹。而在印度对外赤裸裸干涉内政乃至控制外国时，中共政权则是在迁就他国、放弃利益，连对“盟友”朝鲜都丧失控制，而对于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国，前面已经讲过中共为统治而怎样的妥协退让了。
而印度人民党执政又尤其莫迪成为印度总理后，印度民族主义和印度教至上主义更是甚嚣尘上（莫迪本身就是极右翼的印度民族主义团体“国民志愿服务团”出身，莫迪和他的人民党统治集团，均有浓厚的印度教至上主义和印度民族主义色彩）。而在中印关系上，莫迪也采取强硬态度。例如中印洞朗对峙和印度在克什米尔一系列军事和政治动作，以及莫迪在国内对印度教教派主义的鼓吹，都是公开而明显的。而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方从官方到民间到处鼓吹民族主义和反华情绪，与中共政权遏制国民民族情绪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环球时报》被称为“民族主义报纸”，而印度最大的两份全国性报纸《印度时报》和《印度斯坦报》，以及NDTV（新德里电视台）同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领土、宗教等涉民族主义问题上鼓噪。当然，与中国官媒不同，印度媒体受官方影响明显较中国低，不是政权随意操纵的传声筒；但另一方面恰恰反应了其民族主义的自发性和深厚性。而有莫迪政权背景的“印度共和电视台”则更是鲜明的印度教至上与民族狂热主义传声筒。
在印度国内外社交媒体上，印度民族主义声音非常猖獗，远比中国民族主义者有进攻性和影响力，随便搜索就可看到大量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言论，尤其对巴基斯坦及巴国领袖和民众的谩骂、威胁、挑衅。当然，在中印竞争与冲突上，多数印度国民同样持强硬态度。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印度民族主义的调门、行动、影响，都明显超过了中国。
有人说，印度是民主政体，而中国是专制政体，所以不能等量齐观。事实上，无论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的政权，国家利益、国民涉外利益，都是需要坚决维护的，与体制无关。中共政权在许多时候恰恰是在妥协、出卖国家和国民利益，例如对印尼两次（1965年和1998年）大规模屠杀有中国国籍的华侨及同为汉族的华人冷漠以待，对俄罗斯政府欺压敲诈中国侨民尤其商人，选择不闻不问。此外，我前面也列举了中国在众多涉及国家利益、国民利益、民族历史等各涉及民族主义的问题上的软弱妥协。所以，中共作为专制政权，其在民族主义领域“不配其位”的原因并非实行民族主义政策，恰恰相反，其不配执政的原因在于它没有充分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国民利益，甚至许多时候是拼命打压民族主义以换得政权得到外国支持的，也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除了印度，如俄罗斯、以色列、日本、韩国、印尼、土耳其、伊朗、埃及、越南、菲律宾、尼日利亚、阿根廷、巴西、智利……位列世界人口或GDP前30位（或具有特殊影响力）的许多国家中（而且其中多数是民主体制国家），当今的民族主义都很兴盛，民族认同都远超过作为“世界公民”的认同。其中有些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教派主义已经跻身为主流力量。和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比起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相对较弱，还受到中共政权的强烈抑制。（由于篇幅所限，这些国家官方与民间民族主义兴盛的具体表现及其本质，就不在此一一列举和分析了。但有一定国际常识的，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动向，包括民族主义方面的风向和事例，都会有耳闻目睹，相关新闻和专业评述也都可以找到）
此外，在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荷兰、瑞士等欧美发达国家，虽然不像发展中国家那样民族主义兴盛（其实美国的种族主义很强，种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具威胁性），但与中国一样有许多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有些还甚是强烈。例如旅加作者陶短房先生的文章《北美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就讲到美国和加拿大从小就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感情，例如加拿大小学生即参与升旗仪式和国庆活动，爱国主义在美国教育的许多科目均有很多篇幅；加拿大的7岁的小孩子就能够认识重要省区的轮廓和建立年份；美国学校每周都有包含效忠国家内容的“公民宣誓”；美加爱国主义教育都是系统完整、由浅入深；两国关于纪念为国家牺牲者的纪念日、歌曲、诗篇不胜枚举……
当然又会有人说，美国和加拿大是民主国家，中国是专制国家。我的回答和关于中印对比的一样，无论什么体制，都应该爱国，而且爱国和爱党是两码事。难道专制国家的人民没有爱国的权利？爱国就是民族主义？而许多自由派（尤其亲美日派）人士的想法，我化用鲁迅以孔乙己之口的那句讽刺描述一下：“美国/日本不是中国……爱国……民主国家的爱国，能算民族主义吗？”难道这些人不是这样的心态吗？还有，爱国和爱政权也是两码事。而具体如何爱国、爱国的目的、价值、导向的方向，同样可以更多研究探讨（洗脑式爱国我当然反对，而且那也不可能塑造出多少真心爱国的人）。我们应该反对借“爱国主义”之名，行灌输忠君思想、维护专制之实。但爱国本身没有错，宣扬爱国主义、推动爱国教育，不仅重要更是必要。
而且，从培养实质的爱国感情看，欧美国家的培养更细致、更实在，而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非常虚浮，行礼如仪。这样的“爱国主义”，可能培养出民族主义者吗？
（3）包括习近平集团在内的中共政权打压民族主义思想、言论、行动的更深层次原因
中共政权对民族主义的打压，还有一个为许多人普遍忽略的关键原因。那就是，民间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会促进民主运动的迅速发展。
现在许多人尤其亲美日英港台等自由派分子，往往将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和民主运动对立起来，认为民族主义阻碍了民主自由的发展。这种说法显然是视野狭隘、似是而非的。
如前所述，中共在六四之后推动“爱国主义”，的确有对抗西方普世价值的目的，并以“爱国主义”取代自由民主，作为官方向民间灌输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看，民族主义的确是排斥民主主义的。
但如果更加细致的观察，很容易发现，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和操纵的官方及以民间面目出现的半官方行动，基本都是有特定的非民族主义目的，且会控制其波及范围、国内外影响，“见‘好’就收”，并将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共自己手里，而不会放任民众为所欲为（有时看似放纵，其实也是另一种操纵）。例如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008年“抵制家乐福”事件，其主要导向就是对抗西方，煽动民众对欧美的仇视情绪，但在实际追责（例如使馆被炸和军机坠毁）上却低调处理。而在民间反日声浪高涨时，中共也会做一些象征性的动作，如派“海警”、“海监”船等非正规军力量到钓鱼岛巡航。但对于民间有组织的民族主义团体，无论是活跃在互联网上的“红客”，还是线下的保钓组织，一直是控制、利用，以及现在的更强化的打压。总体上来说，中共对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想与行动，都是明显以管控、约束、压制为主。
那么中共为何对似乎有利于其统治的民族主义浪潮百般打压呢？
首先，民族主义是一种公共意识的勃发，如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民族情感的积淀，也会增强人的正义感，让人民不再局限于个人和家庭，而是更加顾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民族主义虽然较国际主义有排他性，但所“排”的“他”主要是外国和其他民族（当然我坚决反对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和无故或过度伤害，但我赞同本民族对外民族进行自卫反击和合情合理且适度的追责），而真正有正义感的民族主义者，恰恰比其他方面品质相同的非民族主义者更加具有对国家和民族内部陌生人、公共社会的责任感，更富于同情心与义愤，有正直勇敢的品格和团结与大局观念，铸就为他人和社会奉献和牺牲的精神。而公共意识又与公民社会密切相关，公民社会自然不仅有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还有维权运动、平权运动，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批判与改革。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是公民社会雏形的一种亚形态。而这些，也会催生公民团体乃至民间带有意识形态的组织的出现。而这一切，正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种独裁政权所惧怕的。
第二，如上所述，民族主义会促使人民公共意识、公民责任感的增强。而有组织化和正义感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很可能也很有条件转向民主主义诉求的。有时，人民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民主主义意识会同时觉醒，并相互促进和强化，引发革命的风暴。例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就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其追求民族独立（对内反满兴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对外反帝反殖）与建立民主共和国（“创立民国”）、实行民主制度和推动社会变革（“平均地权”），可谓不可分割。而为达成“三民主义”成立的同盟会，其成员往往是既有反满反帝思想，又追求民主自由的。甚至作为同盟会前身的一部分的华兴会、光复会，原本对民主和民生不甚关心（具体说华兴会还倾向民主，但更重要目标是推翻满人统治（因此也被称为“二民主义”），光复会则只支持民族主义/排满主义（被称为“一民主义”）），反满兴汉才是第一目标。但后来，由主张“三民主义”的兴中会主导成立了同盟会，加入同盟会的原华兴会和光复会成员，也逐渐接受了民主自由以推动革命、富强国家的目标。
当民间的民族主义成为声势浩大的运动，并且形成固定的组织（或者至少有非正式但是固定的联络和松散的合作），就为民主运动提供了平台，成为孕育民主革命的土壤。当专制政权无法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诉求时，后者就会更加转向推动民主的运动，希望掌握权力和得到权利以实现民族主义诉求。而且，当社会有了关心他人、陌生人（哪怕只是关心本国、本民族的人）以及公共社会和国家利益的人民，这些人民也会日益受到公民社会、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由民族主义诉求转向追求民主自由的斗争。事实上，这早已发生过。一战和二战后，许多新的国家（如东欧、中东、东南亚、非洲等各区域）纷纷独立，在独立前的斗争中，就是将建立民族国家和实现民主政治列为同等重要（或者至少二者缺一不可）的目标。而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与民主政治的双重成功，例如一战后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爱尔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二战后的非洲近半国家、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还有许多国家独立后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甚至走向独裁，但追求民主自由的斗争从未停歇，而参与者大多也是当年追求民族独立的力量。在1980年代的东欧，民族主义更是和民主主义合流，成为推翻苏东各专制政权的中坚力量。
因此，民族主义，尤其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和行动，虽然与追求自由民主有一定的冲突（例如“救亡压倒启蒙”），但二者有时也（有时候则是“更”）具有一致性。当人民为国家利益奔走呼号、奋不顾身，自然也会将给本国人民以尊严与权利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当成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目标。当人们不再“自扫门前雪”，而是将视野拓展到整个国家和民族，关心同胞的民生疾苦、为社会的不公义愤填膺，也自然是情理之中了。而如果民间有了以民族主义为诉求的组织化力量，转化为了推翻独裁专制的目标，那独裁统治必然在这些舍己为人、舍利取义的仁人志士打击下摇摇欲坠，最终走向垮台了。而中共，又怎么可能不惧怕那些大公无私、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民族主义者呢？中共又如何会容忍民间以民族主义为纽带、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的组织建立和壮大呢？
因此，中共虽然会利用民族主义对抗普世价值，但对民族主义的控制、约束是非常强的，只有官方“定制”的“民族主义”可以鼓噪，发自内心的民族主义反而会被压制、排挤。官方需要的是民众“临时性”的、“定向性”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出于正义之心、同胞之情、持之以恒、身体力行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归根结底，中共对民族主义的防范、打压，远多于对民族主义的利用、鼓动。习近平时代，随着对几乎所有公民自组织和民间自发行动的打压，民族主义者及其言行也在压制和约束的范围内，同样为专制政权所不容。也正是如此，日本、美国等国才更愿意让中共继续执政而非推动中国民主化，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民主的中国，爱国主义会理直气壮，民族情感会发自肺腑。那时，日本的战争罪行会被清算（就像以色列对纳粹刽子手那样。至于说日本军国主义者都已经死了，那就让继承者偿还吧），其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也将被中国军民扑灭；而美国的霸权主义也会面临不再为统治而低头让利的中国的挑战，更不能以人权为借口行“美国优先”保护美国特权之实。相应的，俄罗斯的扩张主义与逼使中国为联俄制美出卖利益等行为，到时也变得难以得逞；印度将面临一个理直气壮的民主中国捍卫领土，它也不再能以专制中国为挡箭牌，以“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为招牌在南亚大行吞并、侵略、压迫和霸权却乏人关心。
（三）结语：习近平时代中国官方与民间“民族主义”的实质与未来趋向
根据上一部分对于中国民间与官方在关于民族主义领域表现的叙述与原因的探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是起伏不定的，正如一位看过本文草稿的学者所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防御式的……应急式的，且聚焦于具体的某个事态”，相对于其他许多国家如印度、韩国、日本都更加温和。而我个人更进一步认为，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是一盘散沙状、普遍没有持之以恒的决心与长期的付出、没有清晰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行动纲领、没有坚定的民族主义信仰、更没有大规模的实际组织力量，仅为一种天然的民族自觉意识与中共政权扭曲化的“爱国主义”宣传结合的虚浮化半成品。
而中国官方（略等于中共政权）则将民族主义当成一种工具，其各种带有民族主义特征的言行本质，是中共实用主义原则和政策的一部分。在中共需要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团结民众、对抗外部时，它就会利用。但当民族主义不利于其统治时，哪怕是合理的民族情感，中共也会压制；哪怕是合法的国家利益，中共也会出卖。中共权贵集团从不真正把国家兴衰与民族利益放在心上，而是始终将权贵自身的利益作为第一考量。总之，中共政权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和言行，均以维护中共统治集团利益为根本的、最终的目的。
那些把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当成民族扩张主义的，更是完全的误判。中共越是把“爱国”、“民族主义”当成生意，越不会真的发动各种形式的侵略，更不会发动武装侵略。因为一旦爆发对外战争，尤其军队这个拥有巨量职位金钱资源、藏污纳垢、为权贵获利和分赃的“发财机器”就会毁掉，他们当然不会让这盘巨大的“生意”“黄了”。
中共在宣传民族主义的问题上，更多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富强”和“中国”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强调自身与外国尤其西方的不同、差异、“独特性”，完全不同于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天皇-军部”军国主义时在“扩张生存空间”和“优等种族论”思想下的对外侵略与对异族的屠杀奴役，也迥异于俄国的扩张主义，也非二战结束前英法和一战结束前德国的殖民主义，与美国间接控制拉美的“门罗主义”和二战后至今称霸世界的强权政治模式都有巨大落差。中共的民族主义显然是为了“守”，即便有些经济上的渗透与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扩展，着力点依旧是维持中共统治而非民族主义诉求。
而未来，中共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原则与政策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而且，中共政权越是没有合法性，它越需要通过出让、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他国为自身利益而支持或至少容忍其存在。当然，中共也会继续利用民族主义来鼓动民族情绪，但只限于口头和表面，并且依旧以区隔西方、强调“中国特色”为其主导内容，而不是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出击、侵略、占领。“稳定压倒一切”是中共维持统治的法宝，这不仅表现在对内高压维稳，对外也会选择妥协退让以苟且求安。
在中共治下，“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正在并继续用作镇压内部异议人士的工具，如借助民族主义大旗将政治反对人士污名化为“汉奸”、“叛徒”、“特务”、“卖国贼”、“给外国递刀子的”，加以打压和迫害。但中共只会用其对内对国人施害，而不会将之用在伤害外国人尤其美日俄等列强及国民。当然，中共用“汉奸”等词汇污名化政治反对人士，其实真正出卖国家利益、对外卑躬屈膝的，恰恰是中共统治集团和既得利益阶层。
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普罗大众，绝大多数人都把现实利益放于意识形态之上，利己之心大于爱国情怀，所谓的“爱国”、“民族自豪感”，都只是言谈的装饰品、心灵的安慰剂，而非真正愿意为之献身的价值选择。与中共政权“稳定压倒一切”相映的，国人普遍也是守成偷安的保守心理，为了享受生活或挣扎生活或既挣扎又享受生活，不希望打破和平、影响小日子，哪怕对外卑躬屈膝。而精致利己主义者是只要政权不要主权、只有私欲不爱祖国的。在长期的愚民教育下，绝大多数国人普遍短视、狭隘、麻木不仁（就像鲁迅所说的围观日军枪毙中国人的中国留学生那样，百年后还是如此），没有大局意识，只顾自己和家庭，也缺乏爱国必要性的认识。阶级矛盾、官民矛盾、境内民族矛盾、地域矛盾等国内矛盾，无论是在现实急迫性、关注优先性，还是在国民的实际感知上，都超过中国与外国的矛盾。最重要的是，由于习近平政权的高压政策，国民处于内斗、煎熬和沉沦之中，没有真实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理想被工作、学业和生活中的残酷磨蚀净尽，“做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人们无心无力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牺牲。
总之，习近平时代乃至“后习近平时代（如果中共那时还在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共统治下，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永远都只是远观声势震撼、近看空洞虚伪的表象工程，甚至，即便它的表面，如官方和民间的舆论，也将“民族主义”戳的千疮百孔。因此，在中共治下，从官方到民间，从庙堂到市井，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始终是、未来也将继续是虚浮的、缺乏实核的、表面化的、浅层的、形式主义的、色厉内荏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
有句讹传为拿破仑所说的名言“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它醒来，会让世界为之震颤。”至少在中共统治时代，它是不会真正“醒来”的。相反，如果把中共比作“狐狸”，中国是“狮子”，“狐狸”恰恰不断给这只“睡狮”喂下安眠药、注射镇静剂，让它永远昏昏沉睡。因为中共知道，当人民有了权利和尊严意识、真正觉醒时，尤其有能力自觉组织和团结起来捍卫民族利益时，首先会掀翻骑在身上作威作福的他们。
王庆民
2019年11月中旬（大体完稿）
共和历228年雾月
2020年1月中旬
共和历228年雪月（修订）
注：本文主要讲述和分析中国大陆对外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问题，关于中国大陆境内的汉族与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及衍生的各种问题，在此不叙述，仅在本文个别段落作为辅助分析信息提及。关于后者，复杂程度不亚于前者，我会另写文章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