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熬过了五年畢了业，跨出了校門踏上了工作岗位。第一年为试用期，按国家规定，二类城市每月薪金为五十二元五角，一年后轉为正式职工，薪金仅增加了一元。（一类城市仅北京、上海多了拾元）。
如果这点薪金供一人开销倒也宽余，可我家子女多，父母规定，他们仅供给年令较大子女上学的费用，毕业后就要负责承担年小的弟妹们全部学习费用。我弟弟就是仰倀我的收入完成了四年的学业。二人分享这五十三元五角也能过得去。
文革发生后我才成婚，红色政权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妻子被发落到一个邊远又极其贫穷落后的基层公社卫生院，每月薪金只有二十九元五。
有了第一个女儿，岳母辞去了微薄收入的工作,帮我照料孩子，因为四口的人家，夫妻又分居两地，节衣缩食能省就省，勉々强々还能支撑过得去。就在计划生育准许二胎化的最后一年，妻子怀了孕並确定为双胎，（当时尚不能确定胎儿的性别）。腹中揣着两个足月的胎儿，又常々因工作的需要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奔波,一路经过火车、汽车、马车的碾轉，饱受颠簸与发生流產危险之苦，历经千辛万苦和百般风险，一天, 两个儿子终于落地来到人间。孩子的出生成了全院的重磅喜讯，只因开创了全院二胎却获三子前所未有的新纪录。接到喜得两子喜讯的同事们个个前来道喜祝贺，我家老人也因添了两个孙子乐得几天都合不拢嘴。我也庆幸，虽然犯了「超生」之大忌，但却不被处罚。
在一片欢喜之餘，一縷潜在的家庭式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的惆怅由然而生。李克强总理冒死总算替百姓说了句实话，「全国还有六亿的人口每月的收入不足一千元哪」！对我家而言，我们全家当时全年的总收入也只有九佰九拾六元，一年的收入还遠々達不到一个月的标准。在没有奖金、红包的年代，全家每月人均的生活费用仅有十三元八角。（13.8元呀！）这日子一定会过得十分艰难哪！
每月除了用掉票证供应的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外，也就所剩无幾了，两个儿子全部需要人工喂养，只得求助于乳品公司那三天打渔二天晒网，断々续々供应兑了水的牛乳，两个儿子的肚皮又大，天无绝人之路，幸好得到医院营养室职工的同情，添补了牛乳的不足，虽是一笔较大的花销，总算对能添饱了孩子们的肚皮这就要谢天谢地很是知足。幸好那时害人的含有三氯氰胺的毒奶粉尚未问世，否则用了这些有毒的奶粉喂养充饥，豈不会釀成大祸！为了保证孩子们的营养，还要从农民手中买些高价鸡蛋等物品，常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变成了地々道々货真价实的“月光族“了！所幸有个好邻居药材科主任，他参加工作时候较久，人口又少，经济稍有節余，每当赤字的红灯亮起，便可受到无息的借贷接济,以渡难关。每逢发放工资时，总是立即奉还，以便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十年过去了，家中的人口由二人变成三人，最后迅速增长到六张嘴等着吃穿的人家，人丁虽然盛旺，却薪金岿然不動,从未见涨。
最令人感到失落和人格受到冷落的是，关于工会每个季度对困难户生活补助金的发放，为了表示公平合理透明，每次发放前总要進行一次全院职工的公开评论，为了拿到区々不过二、三十元，受补助者总要在全院廣大公众的輿论下被数落一遍。連马路旁的乞丐也不会遭施捨者的盘问为何要乞讨？领导者才是应当被问的对象，这些人为什么需要政府的救助？不是经济上拮据，又有谁会去受这种的羞辱和对人格的大不敬。人穷志短呀！又可奈何。我也难以逃脱。
十八年伍十三元伍的苦日子终于熬了过来，也練就了一身战胜苦难的毅力和决心。还是那句话：自家的日子只有自己知道，家々都有一本难唸的經呀！
按人民幣票值1元相当于现在一百元计算，一月是8300元，一年是9，9600元，这样的收入现今也算是个富翁啦！何必为生活犯愁。
深有同感。一切都是命中註定。只能要飯的娶婆娘，苦中有乐罢了！
悔不当初，一是不该结婚，更不应该生子，独身一人，尽享社会主义的清福，首到永远。哈！哈！
多谢鼓励，更需指点和批评，再接再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