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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的感受，对人生的思考，对世界的看法，对历史的感悟，对未来的期待。
这完全是几个朋友的理论、观点和说法，我整理出这些文字，以《
近几年来世界很不太平，全球经济衰退、贸易战、世界性传染病、频发的地区性危机、小国沦为棋子、列强纷纷入局，整个危机在螺旋性上升，各国内部的极端思潮泛滥。如果按照二十世纪的“剧本”，接下来就很有可能要步入世界大战的不归路了。但今天也和历史有一些不同，比如核武器大大提高了大国之间开战的门槛，而全球化的深度整合也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个人感觉，今天和一战、二战前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因素，就是中国不同了。首先，中国成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使全球避免陷入到全面的衰退和危机。其次，中国有战略定力来继续推动合作，不拉帮结派、不搞小集团。最后，从技术因素来看，西方过去这些年一直在搞去工业化、去实向虚，其工业制造能力已经不能够支撑它们的战争野心。1941年，罗斯福总统自诩说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当时美国的工业能力确实是影响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到了今天，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讲，中国的综合能力就是对世界战争的关键制约因素。今天的中国将不再是前两次世界大战时代的棋子，而是有实力影响世界格局的一个负责任大国，有能力不让世界再次陷入大战的悲剧。
中国能够做到和平发展而不是通过战争，根源是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传统。有两条根本原因，一条是古代中国是最大的定居型农业文明。第二条是现代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古一今这两条国家特性出发，我们就可以找到中国和平传统的很多根源。人类历史上发生战争有六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争夺生存资源，第二是王室和贵族发动的战争，第三是宗教战争，第四是军人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发动的战争。到了现代又产生了两种新的类型，即第五资本所驱动的战争，第六是源自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等极端思想所驱动的战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些战争的根源问题。理由如下。第一，中国很早就在自然地理和经济空间之内实现了大一统，自成一体。这就避免了中国内部的大量生存竞争，消除掉了绝大多数资源性战争和王室贵族战争的根源。同时，统一稳定也有利于文明的发展和积累，因而中国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水平在多数时候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对于华夏祖先来讲，在大多数时间里对，外面的瓶瓶罐罐通常也没有什么值得去打的动力。这很让一些西方人惊奇，会觉得为什么你那么强大却没有搞扩张，为什么郑和船队那么强大却没有去搞殖民。同样的思路，今天的中国照样让一部分西方人难以理解。会觉得中国已经成为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技术和投资伙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者，竟然不搞扩张。从这一点看，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围剿，其实是不取决于中国人的意图，而是取决于中国人的实力的。第二，中国从西周以降，形成了一个很深厚的人本主义传统。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何柄棣先生有一个理论说，中国人是因为从周人开始，在黄土高原过上了定居生活，一代代人在同样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就产生了代际之间很强的心理联系。人和神也建立了一种亲近的关系，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以人为本，而非以神为本的文化，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很独特的。到秦代之后，中国又逐渐消除了贵族政治，进入到平民社会，讲究平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以说这两个词，“人本和平等”，是中国文化里最核心的两个要素。这两大传统也决定了中华文明的战争观。近代大学者辜鸿铭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那就是温良。这个温良，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温顺和懦弱，而是一种同情心，就是孟子讲的恻隐之心。相反，在一个贵族传统、种姓传统、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社会里，是很难产生这种普遍的温良精神的。第三点，中国从西周以后就是以世俗政治为主流，所以才能避免地中海地区两千多年的宗教战争。中华文明对宗教十分宽容，但是任何宗教要在中国发展，首要的就是要让自己成为宽容、平等的宗教。这种宗教宽容，代表着一种人类文明的一个普遍性的未来。只要国家大到一定程度、文明久到一定程度，都会面临这种宗教宽容的需求。因为大量的人口，千百年在一起生活，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永久地、长期地忍受被歧视、被压迫、被贬低的命运，所以就一定要反抗的。因此但凡统一到一定程度的大国，但凡有一点政治头脑的统治者，都会以某种方式来推行宗教宽容。比如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以及现在的美国，都曾经推行过某种宗教宽容，或者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这些国家做得不彻底，它在上升期所产生的宗教宽容根基不牢，到了衰落期往往又要靠强化宗教来维持统治，维持秩序。第四点，中国有一个重要的传统叫文治传统。自古崇尚国家控制军队，避免军人来干政、或者军队用战争来绑架国家，这一点世界历史上多数国家也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即使到现代世界，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曾经被军人集团带入战争，美国的军队和军工集团，今天仍然在绑架国家机器，一步步把国家给拖进衰落的陷阱。在今天大量的亚非拉国家中，我们看到军队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做了很多探索，今天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就是人类政军关系的最高水平，它使军队忠于人民，不可能成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从而来绑架人民和国家的命运。第五点，从资本的角度来讲，华夏文明有个特点，自古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好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商人和财富很少能够支配政治、操纵战争。现代资本主义释放出了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它一方面带来了物质生产的极大扩张，同时也带来了战争的泛滥。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重视利用资本，同时又强调对资本的节制，是不允许资本来控制国家和社会的，更不允许为了资本的利益而进行对外的侵略剥削和帝国主义争霸战争。第六点，古代中国建立了人类最早、最发达的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在人类历史上不管怎样比，都是一套更加理性化、科学化的一套制度，不容易受某种狂热的、或者非理性情绪的主导，对待战争非常的谨慎。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现代中国建立了党领导下的国家制度，更具有一种长期性的整体思维，有一种强大的责任感和理性精神，即对中国人民负责，也以理性负责的态度面对世界。从以上可以看到中国人比较好地克服了人类历史上战争的几大原因，相应地就成为历史上最勇敢但是又最温良，即尚武但是又爱好和平的一个民族。毛泽东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中说过，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就必须拿起枪杆子。我们的目标不但要求一国的和平，而且要求世界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中国的战争哲学为人类实现和平提供宝贵经验和智慧，值得认真研究和学习。全球战争危机频发，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在不断地火上浇油，甚至直接下场参战，它们要么调停乏力、要么公信力流失。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主导和参与的国际制度正在努力地推动和平与合作。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中国的和平事业中，也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是人类和平与繁荣的希望。
中华文明爱好和平的传统以及文明没有中断是与中国的幅员辽阔有关的，其他国家很难照搬。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它们的河流都是纵向的，南北走向的，而中国的大河（长江、黄河）流向基本上都是横向的。这意味着沿河而居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纬度上，有更大的农业区域。大体上黄河从东到西都是小麦产区，长江从东到西都是水稻产区，从而可以养活更多的人。人口多，农业发达，就不容易被外族消灭。相反，外族也易于被中华文明同化，从而被农业文明吸收进来，这也是文明型国家的一个标志。我们常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只有大国才具有这种能力。人口不超过两千万的多数国家只有一方。美国虽有八方，却没有互相支援的传统、文化和制度安排。中华文明是一种现代文明，意思就是它有制度安排来互相帮助，这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普遍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有些可能在过去是中国极特殊的一些方面，随着时代发展它可能会具有越来越大的普遍性。这种农耕定居文明爱好和平是有原因的，辛辛苦苦积攒下的一点粮食，是决不希望别人来抢的，这与游猎、游盗、游牧等文化大不相同。农耕文明面对外来攻击跑不了，最后采取的办法就只能是，我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最后能生存下来。这就容易形成一种和平的传统，包括物质文化生产的长期积累。进入现代社会，基本上国家、人口、城市都进入了定居状态。中国古代的定居性，在今天已成为人类普遍的文明特征。
和平与宗教宽容很有关。世界上的一些热点地区，往往在这方面一直都是处于矛盾和摩擦状态之中，很长的历史积怨解决不了。一个文明大到一定规模，一定是已经完成了内部某种程度的宗教整合。要么政教分离，要么更加容忍。我们客观地看历史，中国与欧洲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差别就是宗教文化。在中国，儒释道互补，包容性远大于西方的一神教文化（只有一个上帝，若你不信我这个上帝，你就是异教徒）。欧洲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宗教战争的历史。中华“文明型国家”今天的崛起也与此有关。我们的宗教文化更加容忍和包容，我们强调宗教不能干预政治，宗教就是一个信仰，一种生活方式。中华文明让很多宗教变成我们文化的营养，而不是变成冲突的根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避免了宗教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宗教化。中国古代也有非常重神的时期，如孔子就说过，商人重神。商朝是非常强调神的，但自西周开始就有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次宗教试图控制政治，包括道教、佛教都曾做过，但最后都没有能够绑架政治、控制政治。最终维持了一个能够多元共存、互相尊重，然后由一个世俗的政军权力来维持的共同的政治秩序的发展模式。今天回头看，很多其他文明没有做到这一点。要解决这种问题，一个方法就是基于现实主义（我是这个教，你是那个教，我消灭不了你，你也消灭不了我。），大家只能坐下来，被迫接受共存，包括现代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体系的建立就是如此。较早前的天主教和欧洲新教徒打的也是非常惨烈，最后大量的教徒死亡让人们感到不能再打下去了，最终坐下来签署了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而产生了现代国家主权、产生了政治的非宗教化、产生了国际法、战争不杀平民等一系列的原则，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宗教问题。这个基本方法就是通过现实主义，迫不得已接受一个公约。另一个方法就是通过现代化，通过发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比如欧洲人为什么能够走上比较世俗的科学理性的一个现代时代，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文艺复兴。它通过一种世俗的商业、经济、科技，一直到工业化这样一个发展路径，最后把它的宗教成功地温和化、文明化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的基督教也是非常极端的，一直到美国建国，其早期各个殖民地的宗教也是非常极端残暴的。后来走向了宗教宽容和共存的方向就是因为发展了。我们今天看到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宗教极端化现象，也是因为发展出现的问题。没有发展好，所以也就没有那种从容的心态和自信的姿态。最终解决还是要靠充分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才能最后让宗教变成一个温和的力量。要实现这样的一种愿景，就要崇尚一种真正的宗教自由。今天西方人特别爱讲宗教自由，但他讲的是各个宗教之间的自由。中国的宪法里面讲的宗教自由，讲的是公民有信教的自由和不信教的自由，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关于均势平衡与俄乌冲突。我们从已去世的基辛格的整个政治学说中可以看到他非常注重均势。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就以他年轻时的偶像，奥地利前首相梅特涅为范本做过专题研究。1815年拿破仑被打败后，奥地利没有完全地落井下石，而是让法国保存一定的体面，形成一种均势，这对后来维持三十多年的和平做出了贡献。与基辛格相反，布热津斯基对乌克兰的分析完全不同。基辛格认为乌克兰是处在两种文明的边缘地带（俄罗斯文明和西方文明），乌克兰要成为这两种文明之间的桥梁。布热津斯基虽然也承认这是两种文明，但他却认为只要乌克兰还在俄罗斯人手里，俄罗斯就会成为一个能够足以挑战美国的世界大国，还会死灰复燃。所以一定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甚至让整个北约尽量东扩、无止境地东扩，把俄罗斯完全改变性质并分成多个国家。这解释了为什么乌克兰战争就是美国在拱火，最终以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占了上风。若保持均势，就如同中国人凡事讲究一个度那样，就有可能形成一个长时间的和平。中国文化和文明中有温良的基因在，它不是懦弱，而是我尊重你，我理解你，这是我们重要的人本主义的坚实基础。
和平需要强大的国防实力，而强大的国防实力也是建立在其军事理念、传统文明等软实力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军队的理念是为人民服务，这在当代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西方经常讲一个概念，叫做“军队国家化”，并以此来攻击中国（你的军队是为共产党服务的）。解构这个话语就是，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其领导下的军队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而西方政党则是部分利益党，在部分利益党的情况下，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可能被资本力量控制。在美国最典型的就是军工利益集团，它已经超越了美国本身的利益，甚至给民众带来了伤害。巨量的资源浪费在战争上。此外，文明是离不开军事力量的，但是文明和军事力量之间有一个很复杂的关系。纵观古今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三个现象。第一个可以称为“秦始皇悖论”，就是一个文明你的军队要能打。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创造了一套军事的逻辑，变成了一个军国。但在天下统一后，如何让这个力量停下来，能够让它被人民、被国家所控制，而不是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这就是“秦始皇悖论”。到了北宋，赵匡胤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带来了第二个悖论，就是“赵匡胤悖论”，军队控制的很好，但不能打仗了。今天所谓的权力分立、三权分立、权力制衡都是宋朝发明的。宋朝军权在中央层面就已经三权分立，中央和地方又在互相制衡，军队的指挥权和作战权也一直在制衡，将和兵之间也有制衡，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打不了胜仗，这也延续了好几百年。第三个悖论就是人民离不开军队，但是军队一旦变成一个政治力量，会反过来祸害人民，背后就是军民关系的这个悖论。中国花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最后由中共在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等的实践基础上，突破了军队与文明之间的这三个悖论。延续到今天，就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它背后包含了深远的政治智慧，听党指挥就是解决“秦始皇悖论”，能打胜仗就是解决“赵匡胤悖论”，作风优良就是解决“军民关系悖论”。这是人类政军关系史上最高的一种制度水平。
面对当今外部环境的挑战，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影响深远。中国崛起带来的重要变化就是我们有强大的止战能力，带来了巨大的和平希望。这种全产业链的崛起，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崛起是和平的基石。相比于欧洲、中东，东亚地区四十多年没有发生战争，这是一个奇迹，中国是这种和平的中流砥柱。中国要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第一就是要以身作则，通过和平方式发展起来，给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个希望，可以不用西方那种惨烈的方式来实现发展。在马凯硕先生的《亚洲世纪》中有一个观点讲，大国的崛起有一个规律，都是要通过战争的。美国符合这个规律，但是中国打破了这个规律。中国四十年没有通过任何战争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是通过和平来实现的。这提供了一个榜样，沿着这条路来走避免战争。第二就是中国是在主动地塑造通过和平来解决一系列问题，从而给大家提供一个和平的机会。第三就是突破民族国家的局限。今天世界上很多战争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战争，因为现在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以“文明型国家”为基础，中国是可以突破民族国家这个局限的，是可以给世界人民一个启发的。我们既要认可现在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也要思考怎么超越这个民族国家的时代。在未来我们要让这个世界向好发展，就要在很多方面超越出十七世纪所产生的民族国家的模式，对国家主权、对国际法、对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方式，包括外交运作的方式，都要朝着一个新时代来发展。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当战争真正来临时，人民又如何在战争中更有效地保护自己呢？今天美国凭着一个原因就可以来打仗，就可以来欺负、占领，然后要赔偿、抵押资产等。可以说美国到哪里，就会把战乱带到哪里。相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时代，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从历次大战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止战力量，是维护和平、保护平民的基石。平民，特别是妇女儿童在战争里是最悲惨的，但是我们人类总是一个文明的物种，总是想制定一些规则，尽量地把战争局限在军队之间，而不要波及平民，但是实际上很难做得到。从欧洲来讲，产生这种战争不应波及平民的思想，源自于1648年结束的三十年战争。之前一直是宗教战争，我一旦打败你，你的人民就是异教徒，我要杀你的。在这个过程中，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做生意，对于他的商道、他的商队、他的城市被摧毁是十分不满的。所以他们就通过自己的力量促使各国王室要确实保障民事权力，战争里边不能波及民事。这本质上是为了保护新兴资产阶级的商业利益，客观上带来了对平民权力的保障。但是，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理念上大家讲的都很好，国际法上也有一整套的规则，各种学术研究也有平民怎么在战争中生存的各种指南。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是几乎很难做到的。今天的巴勒斯坦，平民是很难自外于战争的。既使你在战争里没有遇到伤亡，比如在中国近代帝国主义带来的殖民战争，最后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平民也是要去承受这种财产损失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要让自己的民族、让自己的文明强大起来，让我们这个民族不陷入到战争的泥潭，这可能是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尽管西方经过启蒙运动、经过文艺复兴、经过宗教改革，应该会讲理性、讲科学，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西方打起来的，这本身就是对它们所谓崇尚理性的一个嘲笑。极端的民族主义终会给世界带来灾难。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中国有一个伟大的文明，这个文明是热爱和平的。并预言终有一天中国会获得足够的自卫能力。一旦获得这个能力后，中国这个崇尚和平的文化对世界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人类文明最根本的问题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冲突与合作的问题。人类文明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化战争为和平，化冲突为合作，这个合作与和平问题应该成为各个社会科学学科领域的最根本的原命题。但今天却是很多学科都不教，也不讨论这个问题，最终就会导致年轻一代，以及社会各领域的人们从这个教育领域出来后，会觉得秩序、国家、法律、和平是天然应该存在的。这从来都不是天然应该存在的，是非常难实现的，是需要很艰苦的制度建设、国际斗争等才能实现的。如果真的是为了人们的利益，第一条就是要从制度上、国防上，从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上，让我们立于和平之地，立于合作之地。
中国发展进入到了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是中国对现在安全环境的一个基本判断。这与以往的判断有了细微变化，以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如今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那就必须增强国防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何为风高浪急、何为惊涛骇浪？中国能否经受这种重大考验？底线思维就意为着从最坏处着眼，安全的底线就是战争。一旦发生战争无非是以下三种形态：“大打”、“中打”和“小打”。中国的胜算到底有多大？“大打” ，就是全面摊牌、全面开战。不是它（比如美国）不想为之，而是它不能为之。毛教员早就说过，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但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840年的中国，也不是1894年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已经强盛起来了。某一次打败了，我们有勇气下一仗接着再打，一代没有胜利，一代一代可以跟你死磕下去。不要忘记中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感谢老一代革命家勒紧裤腰带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战略财富）。虽然综合国力与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尚有差距，但我们的作战效能是一样的。如果“战争狂人”不想与中国玉石俱焚，那你就断掉与中国打大战的疯狂念头。所以，大战它是不敢打的。“中打”，就是解放台湾的战争。这类战争，中国与外敌各有优劣，但中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近来域外的霸权国家频繁挑衅中国的底线，美国总统拜登在去年访日时公然提出要“军事保卫台湾”，这是历届美国政府不敢喊的一个口号，它已将之前的模糊政策清晰化。佩洛西的窜台，蓬佩奥的多次窜访等，这一切都严重践踏了中美建交三原则。中国在此时也必须要高高举起法律的旗帜。宪法中有三句话：第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第三，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试问美国敢不惜一切代价来协防台湾吗？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俄罗斯有陆地接壤之便利条件，它都没有敢动武。一旦中国行使自己的权利，用必要的手段来收复台湾，美国能劳师伐远、跨洋作战与中国打一场毫无胜算的“代理人战争”吗？美国没有这种胆量。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既是正告，也是警告。从几次阅兵公开展示的武器装备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东风-17导弹，就是一个高超音速飞行器。它有两大独门绝技，第一就是飞行速度非常快，达到10马赫，美国根本就没法发现和进行有拦截。第二就是采取了钱学森弹道（钱先生生前已设计了这种弹道，但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达不到，没有实现，但现在实现了）。西方国家界定的钱学森弹道，就叫“水漂弹道”。打水漂的人也不知道水漂在水面上运行的轨迹。这种高低不平、起伏不定的姿态就没法拦截，也没法捕捉。这种被西方国家称之为“中国的战略杀手”导弹，它的射程达到2500公里，可以涵盖第一岛链（日本列岛、琉球列岛、台湾地区、菲律宾）。第二个“战略杀手”就是东风-26导弹。西方国家原来认为东风-26是专门打美国在太平洋的关岛军事基地的，所以把它称之为“关岛快递”。但没想到东风-26导弹的射程是4500公里，可以打到关岛、打到印度洋的迭戈加西亚，还可以打击海上大型机动作战平台，航空母舰。这也被称为“航母杀手”。4500公里的射程涵盖了关岛和马里亚纳大海沟（第二岛链）。美国来协防台湾地区，如何才能做到？还有国之重器东风-41（具体的技术特点保密），根据外界的报道，东风-41一枚造价20亿元人民币，以25马赫的速度飞行。25马赫意味着每小时飞3万公里。中国到美国也就1万多公里，一个小时飞来回，射程1.5万公里，带十枚弹头，核打击160个城市，29分钟达到纽约，也就是可在半个小时内把纽约炸平（当然信不信由你），这就叫战略威慑。总之，一旦世界强国发生不可避免的战争的时候，无非就是“大、中、小打”。而“小打”，就是指保卫南海、东海领土、领海主权和边境安全的局部战争。对此，中国绝对不会主动惹事，也绝对不怕事。民众最关注的就是南海问题和中印边境问题。在南海，美国不断地闹事，它提出的理由就是，中国在南海正在进行军事化建设。夏威夷、关岛距离美国本土十万八千里，美国都把其变成了军事基地。中国在主权范围内的一些岛礁上进行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对南海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岛礁建设和防御性设施已达一定水平，设置了反舰导弹和防空反导导弹，也部署了军用飞机等，这些就是“不沉的航空母舰”。至于中印边境问题，军方的口号就是：界线就是底线。背后就是祖国，绝对不守丢一寸土地。 最后的结论是，一旦中国与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交战，大仗，敌人不敢打；中仗，中国不怕打；小仗，我打必胜。这就是我们的国防自信。
我们对台湾战争会不会真的发生的态度就是：从最坏处着眼，争取最好的结果。何为最坏处？当台湾有可能宣布独立、或台湾问题要长期拖下去、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一些域外国家不断在挑战中国的底线）。这些是绝不能容忍的，中国军队也绝不会手软，必定会实施祖国赋予的使命，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今天，加速统一的进程正在加快，背后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也有很多非军事手段可以采取。所谓的第一、第二岛链是一个自然岛链、物理岛链，是一个有形的岛链。中国国防实力的提升，已使其效能逐渐减弱。现在美国又在营造一个无形的岛链，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链，来围堵中国。实际上这种围堵貌合神离，因为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可能完全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不可能抗拒了中国的大市场。不可能忽视中国的产品给世界带来的物美价廉的红利。不可能无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给全世界释放出和平共赢的希望。因此，那种所谓的“意识形态共同体”是无法抗拒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为这是一个综合的安全观，一个共同的安全观，是以合作为手段的安全观。实际上，美国拼命地去组建“意识形态共同体”，这也是它实力不足的表现之一。从地缘的角度来看，这种“破碎的板块”要能够形成合力是非常困难的，成本会非常高，貌合神离的情况会不断地出现。从效能上讲，美国自己的软实力、硬实力都在俱竭。去年8月初英国杂志《新政治家》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西方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动战争》，其中引用了乌克兰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的言论，他说俄罗斯在上一个星期共向乌克兰几个地区发射了50万发155毫米的炮弹。文章指出美国现在的产业能力一个月开足马力能生产2万发，一年24万发，也就是美国两年才能够生产这么多的弹药。当你玩金融化的不断迭代、钱生钱的游戏玩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丧失了真正的制造业的能力，这也将最终影响你的国防实力。得力于中国的造船工业强大快速的发展（世界第一），中国的海军发展的非常快。去年的订单已经达到了1000万吨数量级，每年可以给中国海军提供20万吨先进的武器装备。而美国一年要为海军提供这个数量级质量级的先进舰船是完全做不到的。与美国现在舰船总吨位相比，美国是350万吨，中国是260万吨。但中国的增量是以每年20万吨的速度，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超过美国。这就是能力和效能的问题。在效能上，美国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懂的何为愈挫愈坚，不明白为什么越是有阻力就越是有任性和坚毅力这样一个中华文明的传统。毛教员曾经有一句名言，你封锁吧，封锁100年我们啥都有了。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南海设立三沙市并建岛，这都是被逼出来的。也是封锁激发出来的全民族的意志的结果，美国是没有看到的。 现在又到了一个时间节点上（两场大选），这也对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国防需求发挥了一个牵引作用。中国以往对台湾问题的战略方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以后改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是基于“两个寄希望”。一个是寄希望于台湾当局，一个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现在这两个着眼点都发生了变化。首先台湾当局民进党长期执政，LQD也自称是“台独”工作者，这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坚持“台独”理念的政党，就不能再寄希望于它。而台湾民意也在发生变化，原来赞成统一的人士逐渐老化、淡化、边缘化，而台湾青少年又长期受“去中国化”教育，甚至有一些台湾青少年把自己叫做“天然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要加大工作力度，另一方面也必须要让台湾民众认识到，如果分裂，他们将会遭受到不可承受的代价。在这方面中国别无选择，也绝不会手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那是对台胞释放的善意。但如果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又霸占着中国的领土台湾，那就不可能阻挡中国收复台湾。如果你要抵抗，你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中国军队是中国崛起的定海神针。面对着“环中国冲突带”，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就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第一，在军事思想、军事理念和战略战术上，中国军队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根基，并以新时代的不断发展。第二，在装备建设方面，要不断快速高质量发展，有些已经接近或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第三，在人员、制度建设（人的因素）方面，提出了“四有”军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以及强力在军队中反腐，彻底改变军队面貌。要知道，腐败不除，未战先败。第四，在编制体制改革方面，一个一流军队就是要把人和武器有效地结合起来。新一轮军改，正在促使和要求军队的战斗力与新型的战争形势、战争模式相匹配。以上四条是中国军队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军队、能够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根本保障。此外，美国多年来就没有停止过打仗，在不同的热点地区都以不同的形式介入过战争，也因此就有很多作战经验。从这一点上讲，中国军队的止战能力也将受到考验。中国军队有近四十年没有打仗了，到哪里去学习战争？毛教员说过一句话，“我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模板，可以在别人流血的战争中来学习战争。在这次俄乌冲突中，俄军有好的作战经验可以吸取借鉴，也有一些教训也可以总结。包括美国打的一些战争，它的新战法、新武器、新的作战理念，都是可以从中学习借鉴的，这是一个向外界学习的过程。同时我们自己要加强实战化的演练，真正的“练为战”，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真的要把对抗的理念引入到训练中，设置假象敌作为真正的对手，真刀实枪地对抗。还有就是利用先进的智能模拟装置进行模拟训练，从而达到常规训练不能达到的一些标准和水平，使训练质量不断提升。这一切都将为国防实力的提升，提高止战能力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就是中国的国防格局和自信的基础，也是中华文明理解的战争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