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生是星期一（10月23日）早上开始发病的。
前一天晚上，他早早就睡了，说是半夜有球赛。凌晨两点，果然听到他起身，戴上耳机，还开了一罐啤酒。我被吵醒时，略有不爽。不过想想，这差不多是他人生中最大的爱好了，我们又不赶时间，他想怎样就怎样吧，只要不影响我们睡觉就行。
我取过眼罩，挡住屏幕上投射过来的忽明忽暗的光，继续睡。
早上八点，蒋先生突然起身，跑去卫生间冲澡。我还纳闷，看完球赛怎么还能早起？直到听见卫生间传来呕吐声，我这才意识到，他是病了。
不过，他时常会生小毛小病，不是头痛就是脚痛。有时肠胃感冒，也会吐几下。所以我并没太在意，以为他只是熬夜看球，伤着身体了。又或者对韩国的啤酒水土不服，吃进去又想吐出来。
我走过去扶他，还开了个玩笑：不就是Lions输了比赛，看把你伤心成这样！
他破天荒没有接茬，只是又躺倒在床上。没过几分钟，又跑去卫生间呕吐，直接瘫倒在了地板上。
看来这个病毒比较激烈，得上药。我翻了翻他的药品袋子，找不到止吐药，就起身去机场的药房。
去药房前，我得空拜访了越捷的柜台。
我是打算跟之前吵架的“保镖”道歉的。人家只是奉薪办事，我的特殊情况在他们眼里也不特殊，一年不知要碰上多少回，我为这个跟人吵架，实在没有多大的情理依据。我想跟他说，很抱歉，那天熬了一夜，心里焦虑，所以吵起来了，我应该多站在你们的立场替你们想想的。
草稿打了一路，到了柜台，“保镖”根本不在。轮值经理是普版英爱，我跟她更新了一下五个工作日才可能拿到签证的信息，她很奈斯地同意帮我们延到星期四（10月26日）上午，还说那天上午还是她值班，我们找她就行。
普版英爱补充说：这是特例，以后还只能是三个工作日哦。
我笑着谢她，跟她保证下不为例。
机票的事情搞定，心里踏实不少。我想着，这个消息会让蒋先生也宽慰一点，说不定病体能加速康复。
回公寓给蒋先生服了药，他的呕吐还是控制不住，差不多每半小时跑一趟卫生间的节奏。他的体感也忽冷忽热，一会儿让我开窗，好通风降温；一会儿又打开电吹风，抱在胸前呼呼取暖。我摸了摸他的身体，通体滚烫，吓一大跳，立刻又起身去买退烧药。
上午房东来收房款时，我跟她打听过附近的医疗设施。她说，旁边的大楼里就有药房和诊所。所以我去买退烧药时，特意去诊所门前转了一圈。看到训练有素的医生离我们这么近，安心不少。
蒋先生拒绝去诊所。他说，他大概率只是肠胃感冒（gastro），为了这个原因去看医生，会让人笑话。吃点药就好了。
我理解他的感受。别看蒋先生人高马大，体重一个顶我们娘仨，他生起病来，其时长和激烈程度也是一个顶仨。同样的感冒病毒，我们三两天就好，他能病上一个星期。对此，他是介怀的，认为有损男子气概，并把它列入了家丑的行列。
蒋先生吃过退烧药，烧也确实退了，体温平稳，看起来安静不少。整个下午，他都昏昏沉沉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但也不睡。至少没有再吐。我按时喂他吃药，按他的吩咐给他准备冷热毛巾，并没有往太坏的方向去想。
晚上十点多，他突然说身体疼痛，不停在床上变化姿势。一会儿侧卧，一会儿仰躺，一会儿像只大虾拱起后背，一会儿又站到地面，只把脑袋搁在床上。他说，他横竖感觉不舒服，根本没法入睡。我试着给他按摩，那点帮助也只是杯水车薪，三分钟后他又得重新换个姿势。
我猜他可能是COVID了。当初新冠时，我也感觉浑身肌肉酸痛，无法找到舒服的睡姿，不过，这种症状一晚上就翻篇了。事到如今，新冠在我眼里已经不是病了，每个人都会得，每个人都会好。我一边催促孩子们睡觉，一边安慰他说：“过完今晚就好了。现在诊所关门了，你也只能忍一忍了。”
折腾到午夜，孩子们终于睡着了，蒋先生却又冲去洗手间呕吐。扶墙出来后，他说他不行了，要去看医生。
看着他那苍白浮肿的脸，我也无比担心。我飞速在网上搜了一圈，附近并没有医院。我跑下楼去，打算问问当地人。大半夜，只有CU便利店还开着门，里面顾客盈门，多是黄头发白皮肤的老外。店老板忙着做生意，并没有太多时间招呼我，只说，附近没有医院，但你可以试着打119找救护车。
我没有本地电话卡，就用加拿大号码试着拨打。电话喂了一声，就转入一种类似自动语音的状态，说什么“in process of currency transfer“。这句话重复了有一两分钟，我也不知道是通了还是没通。一时间，不知该挂还是要继续等。
蒋先生对招救护车还是有心理障碍，怕小题大作，让人笑话，让我切断电话。他说，记得机场的药房对面就有一家诊所，也许可以去那里。我上网一查，还24小时营业，立刻下楼找了辆出租车，让司机在门口等。我跑上楼，给蒋先生收拾好背包（电脑手机充电器等），然后扶他下楼。
蒋先生真是虚脱了，完全没有办法站立，我的体能又不足以支撑人高马大的他。他是爬着出了房间的。我使出洪荒之力，才勉强把他扶起。
出门前才套上的衣服，没走几步已经汗湿，一到电梯，他又趴下了。
本来我是准备让司机单独带他去机场的。孩子们在房里睡觉，我没法离开。可他这番模样，我怎么放心让他自己走进机场找诊所？两害相权取其轻，一咬牙，我跟着他坐进了出租车。
得亏跟去了。。。一到机场，蒋先生找到最近的一把椅子，立刻就又躺倒了。他的衣服，已经肉眼可见全部湿透了。
我飞快跑去诊所，打算借个轮椅来推他。可说好24小时营业的诊所，关门了。后来得知，COVID让诊所改变了营业时间。
无奈，我只能去找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问她如何能用最快的速度access到医疗资源。前台立刻帮我联系了机场的First Aid，说他们十分钟内就能赶到。
First Aid给蒋先生量完体温测过血压，满面凝重地问我们，要不要联系救护车？
我抢答：”要！要！当然要！“蒋先生已经虚脱到快浮肿了，神志也有点迷糊，竟然还觉得自己小题大作，强撑着跟医护道歉，说给他们添麻烦了。有时候，礼仪学多了，会出人命。
救护车驶到后，我跟车回到公寓，上楼取了护照交给随行护理，然后跟蒋先生挥手作别。
孩子们在房间，我没法跟去医院。
那时候，已是凌晨两点。
一晚上辗转反侧，半梦半醒。凌晨四点，蒋先生的邮件也来了。里面满是错字别字，但我还能读懂。大意是，医护把他拉到医院，越过急诊室，直接进了Emergency ICU。他的血压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医生说，但凡他那会儿昏迷过去，可能就已经死了。这会儿他正躺在重症病房，一手输液，一手输蛋白，身上插着导尿管，还有一根中央管子从头部直通心脏。
吓得我，立刻从床上坐起，完全清醒了。
不就肠胃感个冒，怎么还进了ICU？
在我看来，ICU是地球人建在生死边界最前沿的堡垒。进到ICU的人，都是要与死神殊死搏斗的排头兵。前一天还在喝啤酒看球赛的蒋先生，只不过是呕个吐发个烧，怎么就被抓了壮丁？
心里一下乱了套。我觉得我需要立刻出发，去医院探望他。可孩子们还在睡觉。昨夜睡得晚，现在正睡得香，我不忍心摇醒他们。况且，我也不知道ICU允不允许带上小孩探访。
用微信问房东，附近有没有托管小孩的地方？得不到回复。我决定带着孩子们去医院。
过马路时，斑马线前方是绿灯。蒋小诗举着苹果，边吃边蹦蹦跳跳往前走，我站在后面等候慢吞吞的蒋大核。眼见一辆旅游大巴直直就朝蒋小诗开了过去，吓得我连声尖叫，让蒋小诗停下。这时候，大巴也紧急朝马路中间转向。就这样两方都有所觉察的情况下，蒋小诗还是贴着大巴站定了，但凡她往前多走一步，或者大巴没有及时拐弯，后果不堪设想！
大巴司机大概开小差了，看见红灯没有及时停下。他打开车窗玻璃，一个劲儿跟我点头道歉。
我心里又惊又怒，很想用道明寺的话回击：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嘛？可是，我竟只是皱着眉回点了一下头。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做到的。大概心里装着已经发生的紧急事件，就没空多想可能会发生的灾难事件了。
可是，就算这会儿写下来，心里也满是后怕。世上有那么多防不胜防。。。
蒋先生所在的医院，是一所大学的附属医院，在首尔近郊。从机场坐大巴，再转taxi，需要一个多小时。
医院的建筑干净雅致，内部布置整齐有序，各种配套设施也很齐全。这让我嘈杂的内心稍微平静了些。韩国的医疗水平如何，我没作研究，但之前看过一部韩剧，叫《天空城堡》（Sky Castle），里面中上阶层的父母们，削尖脑袋要把孩子往医学院里送。大笔墨勾勒出的激烈竞争，让我对韩国医生这个行业肃然起敬。看起来，如果不是顶级的学生，是进不了医学院当不了医生的。蒋先生能落在如此优秀的专业人群之手，也算不幸中的运气了。
ICU的护士长说，目前还不清楚蒋先生的问题由什么导致，所能查到的，是他严重脱水，血压低，外加尿道感染，所以用了血管加压药，还有抗生素。具体治疗方案，需要等候进一步的检测结果才能决定。
放我进重症病房之前，护士长问了很多问题，算是为病人建档。想来，蒋先生太过虚弱，没有力气走这个程序。只是护士长的问题好奇怪，问身高体重，问宗教信仰，问父母是否健在，家有几个兄弟姐妹。她甚至还问了蒋先生的职业和学历，难道教授或商贩生起病来，症状会有所不同？
孩子们不许进病房，被ICU的两个实习生带到另一个房间去了，我得以单独探视病人。
蒋先生的虚弱超越了我的想象。他浑身上下插满仪器导管，说话声音好像是硬挤出来的，用气若游丝来形容也不为过。只是几句简短的问候，他的脑门上已经布满了豆大的汗珠。
他说他感觉好了些。我觉得他在骗我，因为他的眼睛毫无神采，满面的疲惫根本掩饰不住。他看起来，就像手机屏幕上电量即将耗尽时底部泛红的那颗电池。
我直想哭。我感觉他离死亡那么近。我很想抓住他，又怕自己力气不够。
我强颜欢笑，拉住他的手，告诉他，我和孩子们都需要他，他一定要很努力地战胜疾病，不能把我们娘仨就这样抛弃在异国他乡。
讲了不到十分钟，护士长催我离开。她给了我两个大袋子，里面装着蒋先生的衣帽鞋袜，和我昨天给他准备的背包。我强硬要求给蒋先生留下电脑，我好与他保持联络。
护士长说，医院需要随时与我保持联络，但是我的加拿大手机号接不到电话。我承诺，回到机场就买当地的SIM卡，保证医院随时都能找到我。
护士长再三要求，我当天就要买卡。这让我更加难受，她是觉得蒋先生今晚就会死掉吗？
护士长领我去行政处结账。负责收款的小伙子一脸歉意，说因为你们不是本地居民，所以费用比较高。
我木然看了一眼账单，8.4M韩元。这应该是大半天的ICU费用。
我递过信用卡。行政处的小伙子诧异问道：“你要支付全款吗？你可以申请分期付款的。“
我说：”是吗？谢谢，先付了吧，额度是够的。”
那时候，想着蒋先生的生命正在流失，金钱的重要性已经退居十八线。只要还能付得出来，我没空理会分期付款还是支付全款这种细节。总是要付的，付完他们可以安心治疗蒋先生。
小伙子说，重症费用需要日结，让我提前准备好大笔资金。
我机械地回答：“好。”
需要多大笔？如果不够怎么办？我根本没空去想。我知道蒋先生是续了单位保险的，但是怎么联系保险公司，需要准备什么文件，这些都还不在我的思绪雷达之上。我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孩子们一如既往吵着要吃麦当劳，要买冰激凌。他们知道爸爸病了，但还搞不清楚这背后的含义。看着他们嬉笑打闹的模样，我突然想起那首诗：商女不知忘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可是，难道我希望他们跟着我一起忧愁吗？
深重的无力感牢牢包裹了我。我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想到有可能会永远失去蒋先生，我忍不住在回程的公车上涕泪交零。
我们2002年夏天去九寨沟旅行时，女儿得了急性肠炎，高烧腹痛，立即在川主寺看急诊。 回美国后我们工作的公司医疗保险给报销了一部分。
我儿子多年前暑假跟学校去中国时也发生了这种情况。当时他在我的公司（也在安省）保险里，记得是由中国医院（或带队的老师？）给保险公司打collect电话报告通知，保险公司让老师垫付所有费用。他回来后我马上还钱给老师，然后再用（老师给的）收据向保险公司报销（不是100%）。
唉，我们从不去developing国家旅游，就是因为怕这种得不偿失的情况。特别是贫富差别大的地方，除了适应不了的卫生和腐败，还会有安全问题，哪怕你很小心谨慎。
祝蒋先生康复，你们以后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