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少年时代，中国是没有情歌的。私生活极不检点的毛将情歌，这个音乐史上最古老最灵动最世界的分支，通通打入了淫类。讽刺的是，被称为世界最强音的《东方红》，事实上的中国国歌，其实山寨了陕北情歌《白马调》的曲调。《白马调》的词有很多版本，色谱横跨从sensual到explicit。以最低艺术标准，情歌《白马调》的轻佻风格也与后来神圣颂歌的创作初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留过法的周公公，亲自下场忙进忙出西式大型“史诗歌舞”《东方红》时，也丝毫没有意识到其主旋律与他拍的超高调政治响屁的违和。
达尔文和他后面的不少学者，如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对音乐的冲动乃至对一切艺术的本能，都有sexual的潜在属性，即the peacock’s tail argument. 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歌曲都是情歌，也不是太牵强。达尔文的假说是引申他对鸟儿歌唱的研究。人类没有孔雀那样花姿招展的翅片，于是进化给了我们歌唱的天赋，其原始功能当然是求偶。不过，达尔文再有科学权威，他对音乐起源的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解释，人们很长时间还是不以为然的。第一，你稍微观察一下，猴子好像只会吼叫，正好与浪漫对立。第二，远古部落的音乐传统在社会形式上都是群体的，不是男女成对的。非洲的drum circle chanting 那种。音乐更多的是为了社会组织而不是romantic love。显然从延安鲁艺到红卫兵唱的“要革命的就站过来，不革命的就滚TMD蛋”，中国音乐是反达尔文的。
到了本世纪初，对达尔文假说的辩论出现了对正方有利的转机。科学家们发现了硬核证据：音乐可以让人体分泌与性兴奋和性行为相关的霍尔蒙。有研究报告说，贝多芬音乐可以让小鸡们放下拘谨，乐于社交。音乐史学者Ted Gioia甚至说,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s, at least to some extent, survival of the most melod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