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半球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
1970年下半年，只有15周岁的我被分配进无锡市动力机厂。那时恰逢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如火如荼，这种运动说到底就是给人鸡蛋里面挑骨头，树立一批政治贱民加以羞辱，借以转移人民对社会贫困的不满。记得我们第一天上班，刚跨进厂门就大吃一惊，在道路两旁密密麻麻地站立著两排人墙，每个人面向前方，90度低垂著自己的脑袋，脖子上无一例外地挂著一个长方形的大白纸牌，牌子上用毛笔写著”反革命份子XXX“、“资本家XXX”、“右派份子XXX”、”贪污份子XXX“、”国民党员XXX“等罪名，林林总总的罪名有几十种之多。在这近两百人中，资本家这个罪名最多，约一半的人都挂着这条罪名的牌子。每天早上，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必须提前半小时站在工厂入口大道两旁，向上班的广大职工请罪。
当时无锡动力机厂是个约千余人的机械厂，其中一大半的职工，还是刚被撤销的原农业机械技校的师生，哪里来的这么多“阶级敌人”？原来1956年政府将无锡市内64家私营机器作坊合併在一起，成立了公私合营动力机厂。后来不知哪一年，公私合营这四个字被拿掉了，只剩下动力机厂，原来的那些小工厂主不但丢失了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产业，还成为所谓的阶级异己份子，变成了专政的对象。1965年，政府天天担心会打仗，将动力机厂百分之八十的人员和设备内迁重庆北陪，组建了红岩机器厂。职工中的所谓阶级敌人则留在原厂继续监督劳动，有什么运动来总是先拿他们开刀。
进厂的我们被分配到哪个车间，大致就是看你的阶级出身。在哪个年代，只要父母不是工人贫农革命干部的，都属于只能使用，不可重用的劳动力。这些人基本被分配到机械厂最苦最累的两个车间 - 铸造车间和锻造车间，我被派到铸造车间。一起被派到铸造车间的小伙伴里，还有无锡原副市长的儿子。他父亲在文革中被打倒，儿子只得和我们一起挥汗翻砂。不过林彪事件之后，老干部被重新启用，翻砂的儿子立刻作为工农兵学员安排进了大学。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旦失宠全家遭殃。
在铸造车间，我被分配在有色金属小组，专门从事铜和铝的铸造。十多个人的工作小组中有着两个阶级敌人，一个是人高马大的炉工老董，因为在民国时期做过警察，于是被冠上“伪警察”的罪名；另一个是瘦弱矮小的老萧，担任车间杂工的他，曾在民国时期经营一家铁器作坊。他在50年代还是政府的合作对象，到60年代渐渐变成的专政对象，不但私人财产被剥夺一空，自己也从受人尊敬的企业主成为人人可以打骂的政治贱民。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双重打击，让老萧完全丧失了精气神，50岁出头的人佝偻著腰，远看就像70多岁的老人。他逢人陪著笑脸点头哈腰，希望以自己的顺从，来换取生存的空间。老萧的举止言行成为“苟延残喘”这句成语的最佳现实写照，让人看着心酸。
苏北难民出身的老董和老肖不同，他不仅长的身高马大，内心有着一份死猪不怕滚水烫的强悍。每天早上在厂门口挂牌示众完毕，回到车间他将写着“伪警察董某某”的牌子扔到一旁，立刻神情自若地和旁人聊天，仿佛刚才弯腰挂牌人并不是他。平时老董自顾自管着那台热气蒸腾粉尘飞扬的焦炭炉，对任何想指使他干额外活的同事从不假以颜色。他拉开嗓子一吼：“你来管我的炉子啊？！”总能立刻把人怼了回去。大部分人都是欺软怕硬的，老萧低头弯腰，老是有人用言语和行动去欺负他：老董破罐子破摔，反而没有人去招惹了。但是套用一句文革期间常用的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在那荒唐的年代，莫名的横祸，还是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落到了老董的头上。
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是第一位的事情。每个星期总要开几次全厂大会，批斗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世界革命形势教育、推动运动深入发展 …… 现在回看那些会议，无一不是神经错乱之人的闹剧。但在当时政治高压的态势下，没有人敢对此掉以轻心。每次开会，全厂员工将大会堂坐的满满当当，主席台上的人拿起话筒敲一敲，全场立刻鸦雀无声，主持人滔滔不绝的演讲常常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
记得那天开会是关于深挖五一六反革命运动的动员会，事件的起因始于1967年，北京外语学院成立了名为“五一六”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全力抹黑周恩来，将其作为主要打倒对象。这个红卫兵组织随即被中央打成反革命阴谋集团，更于文革后期在全国开展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藉以彻底清算造反派。无锡所在的江苏省全省共有25万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超过2000人死亡，文革期间每一场运动都会人为制造出无数的悲剧和冤魂。当时厂革委会主任周某某正在主席台上慷慨陈词深挖五一六分子的重要性，突然在会堂的右后角落里爆发出“阿嚏、阿嚏、阿嚏！“的打喷嚏声，这三声喷嚏可真是喷薄而出，一声比一声响亮。我扭头一看，那不正是同事老董吗，这家伙不知是鼻窦过敏，还是什么神经缺陷，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连打喷嚏。这突如其来的喷嚏声，不但吸引了全场的眼光，而且打断了周某某的讲话。主席台上趾高气扬讲的正欢的周某某被惊得忘了讲到那里，他满脸涨的通红，老羞成怒地吼道：“是谁这样嚣张？立刻给我拖出去，坚决把这种反革命气焰打下去！”，立刻有几个基干民兵冲过来，将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老董架了出去。
当时各级领导看谁不顺眼，可以立刻将其隔离审查。老董当天就被关进小黑屋，彻底丧失人生自由，同时被要求交代他破坏大会气氛的动机、目的、以及同党和后台，可怜的老董哪里交代得出这些天方夜谭般的内容。于是老董作为死不悔改的老反革命，一次次被押回铸造车间开批斗大会。车间里的同事人人知道老董打喷嚏的毛病，但是上级领导已经定性的事情，又有谁敢出头去捋虎鬚？大家只能顺着上面订下的调调，一个个出面揭发老董所谓的反动本质，于是老董平时桀骜不驯的言行被夸张成不满现实抗拒政府图谋不轨。老董平时看起来硬气，但他到底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粗人，哪里经历过这般以言语杀人和墙倒众人推的阵仗。在隔离审查第三周的一个深夜，老董上吊自杀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壮男，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一命呜呼。我们的后代，和任何一个生活在正常社会里的人，都难以想像一个社会可以沦落到如此的荒诞、绝望和阴暗、充满了残忍的色彩。面对老董的死，我不知道那些落井下石的同事们会不会有一丝内疚和负罪感。事实上，让所有的人手上都沾上血，这不就是文革发动者的初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