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其可喜
直把他乡作故乡
我有过数不清的老师，但被我称为导师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博士生导师。我是他第四个博士生学生，师姐说导师待我如熊猫。多年后想起他时还是觉得温暖。
九十年代中期，来美前我给学校国际学生招生办的秘书寄了信和我一张全身照，希望她能派人来接机并安排住宿。在上海机场遇上了两个去同一城市但不同学校的人，能搭伴心中稍安。我怀揣二千美金，带了一个行李箱，平生第一次坐上飞机。第二段旅程飞机很小，到达小小的飞机场，我们一行人从二楼冲到一楼，看到十来个中囯学生在那儿等人，但没人等我。正打算蹭他们的车，一个学生说有一个老美举着中国人的名字在二楼等。果然我那高大、头发似爱因斯坦、带浓重纽约口音的导师在那儿等我。我的行李还没到，他去登记让机场人员送行李到他家。上了他的沃尔沃轿车，看着空空的马路、蓝天和绿草坪，我感叹空气质量好。他的一部分研究课题就是环境污染与肿瘤的关系。他说这里汽车尾气造成的污染是个问题，我不以为然，比起来美之前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在十字路口等绿灯时、被电瓶车冒的黑烟滚滚围绕，这点尾气真不算问题。他中途先去一个中餐馆买了份中餐。等到达他家，我吃完那份中餐，天已黑了，行李送到，他付了小费，安排我住他家一楼的带卫生间的客房。经他同意给父母打了个简短的国际电话报平安，那时的电话费一分钟一块钱，导师还说怎么不多说会儿。
我怕下了飞机没吃的，在飞机上吃多了，小飞机非常颠簸，结果半夜起来把吃的东西全部吐了。我上次呕吐还是六七岁时。可见当时孤身来美、没见过世面，还是有些惶然。第二天一早，见到他深夜才回的漂亮夫人。她夫人说你就把麦克当父亲看。问我早饭吃什么，我说吃rice米粥， 她大概没想到会是这答案，问是不是ice冰， 待明白咋回事，她还真翻出了速熟米。唉, 那时我可不知道不是每个美国人家里会存有米。导师从他车库里拿了一张行军床、一张茶几、一盏台灯、放到他车上。看我只带了一双筷子，从他抽屉里拿了二套刀叉让我带上，这刀叉伴了我二十多年，还会继续陪伴下去。他带我去办社会安全号码，又去租房公司办手续，银行办了支票帐户， 完了带我到了科室，跟他的秘书见了面，让实验室的技术员和师姐带我去买生活用品。回过头看他唯一的一次接待中国新来的学生，做得周到又有效率。导师亲自接机在这学校也仅此一例。
我第一年要修蛮多课，因为语言问题，需要花好多工夫。那时上课我都录音，下课后听录音一次再复习一遍，这样才能掌握好知识点。说实在的，过去高考都没如此用心。师姐说：“你就好好上课学习就好了，不需要到实验室来干活。导师喜欢我们拿A。” 导师给我弄了张大实木桌摆在办公室。师姐说：“导师对你多好，这桌子好，抽屉那么多，你是我们实验室的熊猫。” 当时没觉得这桌子比其他的办公桌好，能欣赏到这桌子的好，是在二十多年后在阿米什家具店给自家添办公桌。我偶尔去实验室晃晃，看大家做实验，帮点小忙或参加实验室比萨饼会议，导师看到我打招呼：“你好！陌生人！” 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同年级的其他学生都在实验室干活。
第二年我开始在实验室全职干活，晚上上系主任主讲的肿瘤学。虽说师兄说这门课上一年很多人不及格，我没当回事，第一年的全A给了我盲目自信。期中考试考砸了还成了最后一名。期末考前我向老板请假，复习三天，然后拿到近乎满分终于维持了全A记录。导师夫人是某啤酒协会成员，我们办公室冰箱里长年有啤酒，那天导师自喝了一罐，还说是为我庆祝一下。那年跟医学生一块上病理课。我觉得以前学过病理应该没问题。但期中考试没拿到A，意识到懂与考好之间还有差距。就向一个在教会认识的医学生借了笔记（那时的医学生是付钱参加笔记服务的），找到上一年的考古题，终于期末保住了A，没负导师的期望。我去感谢那医学生，他很幽默地说：“这笔记帮了你，没帮我。”
据师兄说，导师的研究基金很充裕的，最多时一年有一千万美金。他跟国家肿瘤研究所的官员关系很铁。我开始跟着实验室里的博士后学做实验，第一次做结果很好，第二次重复竟然得了不同的结果。他带我去他的办公室去谈话。我惴惴不安，他问我：“你学到什么教训了吗?” 我说我还没找出原因，我方法没改变，是不是配的溶剂有所不同，虽然都是那博士后配的，但批次不同。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教训是永远不要重复实验。” 当然那是玩笑话，实验哪能经不起推敲，这只是个经历过许多挫折的科学家的无法实现的梦想而已。我读医习惯了死记硬背，思维方式比较僵化，很惊艳于他的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他常有灵感突现，马上付诸行动，论文很快就能发表。我在读博士期间每年都有文章。我读博第三年导师突然问：“你是不是该毕业了？” 我说：“你太好了，愿意让我三年就毕业。” 他答：“才三年啊，大概你总是在跟前晃悠的缘故。”
我找工作，申请绿卡，他不仅自己给我写推荐信，还请他在政府部门的朋友给我写。大师兄曾说，他找工作时，他的新老板说，导师写的推荐信极尽美言，从没见过这么好的推荐信。我找工方向是名校的博士后或公司的科学家。当时P&G皮肤科部门在毒理年会上招人，我得到面试机会。我西装革履打着伞从酒店出门，遇到导师，跟他提了一下，这世界太小了，面试官是他以前的同事，他说：“那面试官可能不喜欢我，你提我的名字有可能帮倒忙。” 但是在我面试快结束时导师竟然冒着雨过来了，与面试官寒暄了几分钟。我得到录用通知书，不过工作地点是在日本，因为我绿卡没搞定就没去。后来导师的实验室搬到更有名的大学，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回他的实验室做助理教授，我想他的意思是在事业上帮我扶上马再送一程。那时年青没能体会到他的拳拳之心。
导师对我的英语很抓紧。有一次看见我笔记里夹了中文。他很不高兴地说：“如果下次让我看见你写中文，我会把本子撕掉。” 同时规定在实验室不许说中文。那时我机缘巧合去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里一个护士跟我一对一学圣经。对我来说既了解了美国文化，又提高了口语。有一次我的圣经老师来实验室找我，给他碰上了，对此他倒挺支持，但他跟我强调耶稣只是普通人。有一段时间，他异想天开想出钱让我去邻近大学上英国文学或语言学课程，看我不积极方罢了，读博就够我忙的了，我自己还在琢磨考医生的事。由于导师的严格要求，加上毕业前两年周围也没中国人，自己的英文确实提高不少。刚去做博士后时，我的室友是中国人，她对我订英语报纸、以看英文报为消遣、而对免费中文报纸视而不见，觉得很不可思议。
导师说我需要文化教育熏陶，他说：“同样的价钱在曼哈顿买个两居室的公寓和在小城市买大别墅，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曼哈顿。” 他让我去听/看市交响乐团音乐会。他们夫妻买的是很贵的年票，而我去看演出，学生票才五块钱一次，常有名家来表演，比如马友友。他还打趣我，芭蕾舞剧对我合适，因为我看芭蕾不会打瞌睡。他很舍得花钱送我们去开会。开会就是公费旅游。他并不在乎我们在会议上学没学到东西。他带我们去跟他参加会议的老朋友/教授们一起聚会吃喝玩乐，去顶级餐厅，钢琴酒吧，听爵士乐，逛艺术街。如果学校附近的城市有会议，他亲自开车带我们去。然后花一半时间在会场、一半时间访问当地名胜。他开车很猛，高速上总在80迈上下。有次听说他夜里打瞌睡把车开沟里去了，车全毁了人没事。我说没见他换车啊，原来他新买的车是一模一样的黑沃尔沃。有段时间大师兄二师姐都毕业了，三师兄半道离开去做医生去了，他看中的比我低一年的学生跟着新交的男友去了另一科室，实验室就剩下我一个学生。他让我一年去开两次全国性会议，毒理年会和肿瘤年会。在我需要在会上做汇报时，他总是鼓励我：“这是你的实验。放心，下面坐的人懂的没你多。” 有人如提出刁难的问题，他会跳出来抢答。其他实验室的学生很羡慕：“你导师对你就如同老母鸡护小鸡。” 我记得二年级时国际学生办公室让我跟几个各个国家来的学生拍合照放在学校网站上，那照片上面的一个俄罗斯来的帅小伙三年级时自杀了，照片也马上撤了下来。没对比我还不会觉得自己幸运。
我见到的夫人是导师的第二任妻子，那时他们刚新婚。他们认识很多年了，很多年前这第二任妻子曾是他实验室的技术员，后来去一个公司做行政经理。结婚前她的信仰从基督教转成了犹太教，婚礼是在犹太人的教堂举行。他们没生小孩，养了一只鹦鹉。那只鸟最常说的话是：”麦克，你又在干什么？ ” 有一次他问我能不能收养他朋友搬走留下的几只小鹦鹉，问了几次，我都没同意。他说：“算了，你收留了万一不喜欢，煮了吃了就不好了。”
第一任妻子跟导师有二个小孩，据说因为不愿意跟着他搬家，分开了就离了。他的儿子女儿那时在上大学，他有时去看孩子。有一次说他不喜女儿的男朋友，但管不了。女儿小时候跟他亲，女儿三岁就带她到中国城吃蟹，可惜吃到八岁就开始过敏了。遗传了他的过敏体质。他抱怨孩子长大了唯一的联系变成钱。他要管女儿，能做的只是少给孩子钱，但那样的结果只能是与女儿就更疏远了。他作为犹太人对钱有一套理论，有一次听说我把我帐上所有的钱都转给了一个朋友，这样她可以担保她先生转成学生签证。他说：“钱只有在自己口袋里才是安全的。” 他有天生的经济头脑，曾说他小时候上学，坐车途中经过中国城，买了炮竹烟花到学校里卖，赚了不少钱。后来其他人也学他，学校就开始禁止了。
导师的父母在二战期间在上海避过难，所以他对中国人比较友好。见到他妈妈一回，那时85岁了还全世界到处旅游。有一次总统选举时，他说他妈妈因为他对选举人的选择，跟他几个月不说话了。他对许多食物过敏比如生姜味精，所以如果我们去中国餐馆，往往其他人吃得欢，他每次只能陪坐。他很想去中国看看，但担心吃菜过敏一事。后来退休了，他还真去中国玩了一通。他很享受退休后的日子，上次联系时他正忙于新爱好：吹玻璃。
我何其幸运有这样的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