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周舵长文（对中华朝野的建言）

周舵：普京是中共的一面镜子

 

今天【2022年3月6日】是普京入侵乌克兰的第十一天，全世界群情激愤，空前一致地严厉谴责普京，只有极少数国家站在侵略者一边，其中就包括中共，以及——令人寒心，但并不意外地——包括多数、也许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中华民族曾经一再遭受列强侵略之苦，俄罗斯正是列强当中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最大损害的国家，它——沙俄和苏联——不但先后占据了我国将近160万平方公里领土，还将180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并对其占领领土上的华人实施了种族灭绝式的屠杀。而今天，我们的绝大多数同胞却公然站在俄罗斯一边，为普京鼓掌喝彩，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特重道德与学问”的文明古国怎么会沦落到如此不堪闻问的地步？

我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为这个国家和人民深感羞耻！为划清界限，我在此公开宣布：坚决反对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反对中共的亲俄反美外交路线，坚决支持乌克兰人民英勇反抗俄罗斯侵略的正义立场；我更毫无保留地坚决反对武统台湾，同时也坚决反对台独。我给乌克兰捐了款，并在微信中转发支持乌克兰的文章，为此被污蔑为“涉嫌传播恶性谣言”永久封号。中共肆无忌惮地压制言论自由的相关政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普京悍然入侵主权国家乌克兰，严重破坏国际秩序，还威胁动用核武器，公然声称不惜毁灭人类文明。这种厚颜无耻的反人道反人性侵略言行超越了最起码的道德底线，甚至会令希特勒自叹不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谁造就了这样一个恶魔般的人物？怎样才能让人类免于被这类人物危害甚至毁灭？普京已经把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摆在了全人类面前。

一 是谁造就了普京？

是谁造就了侵略者普京？当下中国人的观点两极对立，大多数人认为，是美国对俄罗斯的敌视，是不断东扩的北约逼迫普京出此下策。我的观点截然相反：任何理由也无法为普京的侵略行径辩护，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大是大非不容混淆。不错，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曾经一再承诺北约不会东扩却一再违反诺言，这是一个严重错误，他们原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北约不东扩，代之以欧盟的渐进式扩大，并且——这点非常重要——把俄罗斯容纳进去。理由是：北约是军事组织，是专门为对付前苏联而创建的军事组织，但欧盟不是。为此可以把欧盟成员国区分为正式成员国和临时成员国两个层次，对不达标的成员国放宽入盟标准，直到它们达标后再转为正式成员国。甚至，华约解散后，北约相应解散或许是更好的选择，这样做，欧洲国家就只能依靠自己而不是美国的保护，欧洲国家的姑息绥靖氛围会少很多。然而——再次重申——西方国家类似的错误再严重，也决不能成为普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这是每一个现代文明人绝对不能超越的道德底线，一旦超越了，如孟子言，人就无异于禽兽——“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君子存之，小人去之”，意思是，人和禽兽的差别是很小的，“唯义耳”，这点宝贵的差别——正义，君子保存着，小人丢弃了。

人世间没有完美可言，人人都会犯错误，就像世上没有绝对健康的人一样，人人都有病，但谁会把感冒发烧长痱子和癌症心肌梗死等量齐观？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西方国家也有常人难免的错误，就为普京无可饶恕的巨大错误辩护。这种没有完美就等于没有是非善恶、没有圣人就等于没有好人坏人之分的虚无主义价值观极为有害，不幸的是，在中国人当中却极为盛行。

为普京辩解的另一条理由是，俄罗斯需要一个安全缓冲区，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应该受到尊重。然而读一点历史就可以知道，这条所谓的“理由”历来是侵略者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如果这条荒谬绝伦的理由成立，当今全球凡是与邻国有领土接壤的国家都应该把边境线外推若干公里以便建立安全缓冲区，照此逻辑，整个世界将乱成何等模样？而且，就算安全缓冲区建立了，它们能保持多久的和平安全？变得不安全之后又该怎么办？更何况，是照顾俄罗斯自我想象的安全关切，还是满足迫切要求加入北约的前苏联势力范围内11国真实的安全关切？其间并不存在两全之策，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

那么，向来在中美之间“坐山观虎斗”，冷血理性、精明狡诈的普京，怎么会出此昏招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独裁者都会被马屁精包围，所有批评声音和不同意见都被屏蔽，他听到的只是自己声音的回声，很快，他就对事实真相丧失了认知能力，陶醉在阿谀逢迎者的虚假赞美声中，自我恶性膨胀，他手中又握有任意专断、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权力，可以为所欲为，草率决策、昏招迭出实属必然。专制独裁制度（“举国体制”！）会为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普京这次入侵乌克兰提供了一个最有教益的鲜活案例。

但这似乎还不足以解释普京的疯狂，我猜想还另有原因。普京上任之初就显露出强烈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雄心，声称“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如今20年早已期满，不但强大的俄罗斯无迹可寻，俄罗斯反而日趋衰败，GDP仅相当于我国广东省，普京的治国无能暴露无遗，于是，他焦躁，他心态失常，他心生妄想，以为用指头轻轻一推，就可以靠优势武力击垮乌克兰，借此向世人展示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但他失算了，彻底失算了；哪怕在付出惨重代价后他打败了乌克兰，普京的下场也一定会非常惨，他必定会和其他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穆加贝，等等——一样身败名裂，被牢牢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是所有独裁者无可逃避的悲剧命运，统统如此，概莫能外。

事实真相不是美国和北约东扩造就出侵略者普京，是失败的民主转型缔造出俄罗斯目前的个人独裁制度，由这个政治制度、“黑手党”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发育不良，多重因素导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文化转型失败，缔造出普京这样一个前共产党人独裁者。没有这个独裁者，悍然入侵乌克兰这件荒谬悖理的事根本不会发生。货真价实，冷血恶棍普京独自一人创造了历史——恰如某位政治学者所言，是人类当中最优秀和最低劣的部分创造了历史。

普京入侵乌克兰事件向全世界揭示出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普遍的道德沦丧和惊人的价值观错乱颠倒，充分表明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严重问题。制度决定论者想得太简单了，没有道德基础，公序良俗无从想象，再好的制度也不可能有效运行，好制度即便侥幸建立起来，也会败坏崩塌。联想到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我们需要深入思考：是什么深层因素导致俄罗斯民主转型的失败？出现普京这个前共产党人独裁者是偶然的吗？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我这里只能限于提出一个鲜少被提及的个人观点：是马克思造就了普京，而这不是偶然的。是的，您没有听错，追根溯源，不是斯大林，也不是列宁，正是马克思造就了普京。

这么说对马克思公平吗？理由何在？全面系统的论证请看本文作者的新书《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这里只能简述理由如下：

马克思思想理论的“科学”基础来自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他从中推导出了一系列令人惊骇的结论，包括：全部人类历史都是阶级剥削压迫、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历史，因此，整个人类文明从根本上说都是非正义、不道德的，只有到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完全实现，才会有真正的人类文明；也因此，“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全都是虚伪的、掩盖阶级专政实质的遮羞布；不存在共同人性，只有敌我二分的阶级性（“对阶级兄弟要像春天般温暖，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是至今仍被中共大力宣传的“道德楷模”雷锋的一句名言），因此，把每一个人都当人看待的人道主义、普适人权和普世价值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虚构；也因此，以人权保障为目标的、分权制衡的法治宪政全都是欺骗劳动人民的谎言；等等。就这样，马克思主义成为20世纪最强劲的一股历史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文明虚无主义思潮，并且继续蔓延泛滥到了21世纪。

还可以把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再简化，用一句话来概括：马克思主义是“主张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仇恨血腥手段，去实现消灭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建造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虚幻目标的，一种伪科学的乌托邦思想体系”；因为它的目标是完全虚幻的、不可能实现的，真正可能实现、并且确实实现了的，就只剩下暴力仇恨血腥的手段了。就这样，斗争、暴力、专政，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权，成为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核心价值观，他们对于仇恨、杀戮、视人命如草芥没有丝毫心理负担，反而认定那是为实现人间天堂宏伟理想必须付之实践的崇高事业。马克思就是这样用“解放全人类”的崇高旗号迷惑了无数天真烂漫的理想主义者，等到他们看见这面大旗下流淌着的血海，已经深陷其中，难以回头了。

我之所以把“资本主义”加上引号，是因为这个概念已经被马克思严重污染了。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从本质属性上说，是私有制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法治宪政政治制度＋基督教新教伦理的“三位一体”，而被马克思污名化的所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残酷剥削和专政”的“资本主义”根本是毫无现实根据的凭空臆想；然而说来令人难以置信，马克思歪曲基本事实、激烈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的极左思潮至今依然深入人心，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烈性病毒，不但毒性剧烈，而且传播力惊人，这么说并不夸张。更被人忽视的是，从苏联解体之后许多前共产党人的个案看，他们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病毒的“无症状感染者”，他们表面上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了，甚至公开批评斯大林列宁马克思，但马克思主义病毒早已深入他们的骨髓和血液，成为他们无意识的第二天性，前苏联克格勃上校普京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例，普京这个冷血杀手就是这样被造就出来的。有点类似马克思“头足颠倒”黑格尔，普京则是玩了一个“左右转换”的把戏，将共产主义理想转换成了民族主义理想。这个不学无术的独裁者，眼看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一路传下来的国际共产主义全球扩张幻梦彻底破产，心有不甘，于是昏头昏脑地一头栽进他的某位“哲学导师”（我耻于提及他的名字）所谓“欧亚主义”的地缘战略伪科学迷魂汤，继续做大俄罗斯“第三罗马”的全球扩张幻梦。汤换了，药却没有换。

人所共知，普京是一个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热切希望恢复沙俄帝国的往日荣光、收复苏联解体后丢失的领土和势力范围，这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学说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怎么能说他是马克思主义病毒的带菌者呢？问得好。我的解释是：就像所有病毒一样，马克思主义病毒在传播过程中一定会不断变异以适应环境，于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环境中演变成了民族共产主义的新型变异株，这有什么奇怪？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病毒在西方国家同样在不断变异，演化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等等新变种，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万变不离其宗，病毒还是那个病毒，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没有变；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仇恨血腥手段暂时被掩藏隐蔽起来了，消灭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建造共产主义人间天堂（或其它品牌乌托邦主义人间天堂）的虚幻目标却没有变，反人性、反人道、反文明，尤其是反人权反法治宪政的伪科学虚无主义性质没有变。

普京公开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宁，但他不否定斯大林缔造的苏维埃红色帝国，而没有马克思就没有列宁，没有列宁就不会有斯大林及其苏维埃帝国，这条马克思主义病毒演化变异的链条是任何人无从否认的。当代政治学的政体分类学说把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归类为同一极权主义政体类型，二战爆发前苏联和纳粹德国是正式结盟的盟国并合谋入侵瓜分波兰，只是由于希特勒无节制的对外侵略迫使英美法不得不联合苏联结成战时同盟，苏联才摇身一变，不但洗去了对内镇压、对外侵略的恶名，还以反法西斯英雄的面目欺世盗名，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大多数西方人几乎忘记了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是一母同胞，马克思主义者乘隙在西方国家攻城略地，占领了一个又一个思想理论和精神文化领域。正因为前苏联和纳粹德国是一母同胞，因此毫不意外地，普京为侵略乌克兰提出的借口简直就是希特勒的翻版，普京令全世界文明人类极为震惊的反人性反文明道白——“如果俄罗斯民族不存在了，人类存在还有什么价值？”“我不介意亲手终结人类文明！”——也和希特勒如出一辙。人类文明得以侥幸生存至今，是因为当年的希特勒没有掌握核武器，而手握巨型核武库的普京会不会兑现他的上述公开宣言，没有人知道！因此，如果说人类文明正处在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或生或死完全取决于一个前共产党人独裁者的一念之差，这么说一点都没有夸大。

普京给全人类结结实实敲响了一记震耳欲聋的警钟，他提醒我们，如果全人类继续姑息普京以及其他普京式领导人，继续把头埋进自己的小日子里无视他们的存在，迟早有一天，全人类将会在核爆炸的蘑菇云下彻底灭绝。因此，全人类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团结一心找到自救之道。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姑息绥靖政策的错误，正在紧急动员，试图阻止普京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打碎他的扩张主义帝国梦；但能否奏效，尤其是，西方国家从选民到政治领导人能否深刻认识到，普京这类后极权时代的前共产党人和各色马克思主义者一旦掌握了独裁权力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从而彻底杀灭马克思主义病毒，让人道主义、人权保障和法治宪政深入人心，成为牢不可破的全民共识，进而，彻底改造事实证明已经千疮百孔的以联合国为基础的现存国际秩序，在自由民主国家主导下，联合全世界每一个不愿在蘑菇云中化为一缕青烟的理性人，动用一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终结现存的专制独裁政权——唯有如此，人类文明才能长治久安，才能免于时刻处于核威胁、核讹诈的恐怖之中。这件事关系到全世界每一个人生死攸关的最大利益、长远根本利益，因此谁都无权置身事外——无论你是什么独具特色的民族，什么自我赞美的文化传统，什么优越的信仰、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制度，概莫能外。

亲俄仇美的大多数中国人该醒醒了！

以上，是本文作者对每一位中国同胞发出的严肃警告。

二 普京是中共的一面镜子

是的，普京是中共的一面镜子——一样的红色基因，一样的共产国际血脉，一样的民族悲情和受迫害妄想，一样的反美反西方执念，一样的对于法治宪政人权保障几乎毫无概念，一样的反人性反人道反现代文明价值观，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病毒深入血液和骨髓，一样的对于现代文明一知半解甚至一窍不通……以及，特别需要高度警惕的一条：一样的为了某种野蛮部落主义的“宏伟理想”不惜发动内战，置同胞于血海之中。普京已经在武统乌克兰，中共未来要武统台湾。“不是盟友胜似盟友”，很讽刺（因为普京不认可，中共的热脸贴上了普京的冷屁股），但很贴切。

不过，客观公正地说，差别也是存在的。首先是，普京在内政中充分显示出他作为前克格勃特务的冷酷、残忍、恶毒和不择手段，最突出的案例是，对敢于公开批评和挑战他的新闻记者、反对派领袖运用高科技手段实施一连串卑鄙下流的暗杀，而中共并没有堕落到如此地步。

其次，在外交领域，普京胆大妄为、果断出手的赌徒本色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共则不太一样，还是比较克制，比较顾及国际舆论和国际道义的。而恰恰是这种差别，让几乎丧尽天良、是非善恶颠倒的多数中国人为普京拍手叫好，认为中共太软弱，太退让，应该向“战斗民族”俄罗斯好好学习。可见，人民的声音并非上帝的声音；因此，在墙和鸡蛋之间，我哪一边都不站，我只站在上帝和真理一边（村上春树：“在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第三，普京正在彻底颠覆现存国际秩序，中共则不然，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对中国人民、中共自身和中国的权贵资产阶级都有利。正是由于搭了现存国际秩序的便车，才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和财富积累，而且，各级中共官员从中获利最多。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国际贸易，而普京破坏国际秩序、搞乱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令中国经济受损，中俄矛盾势将因此而尖锐化。

第四，普京悍然入侵乌克兰，中美俄三角博弈的战略格局顿时翻转，一方面令中共大得其利，有可能从美国的头号敌人降格为潜在的、左右逢源的“开心第三者”；俄罗斯则取而代之，成为美国乃至全体西方国家的头号敌人；另一方面，普京也令“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中共陷入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亲俄反美外交路线眼看是很难继续下去了，但回归邓小平路线谈何容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但愿中共能以普京为镜，深刻反思当前内政外交的弊端。

政治学界的主流观点一贯认为，俄罗斯的民主转型远超前于中共，当前的俄罗斯已经成为半自由半民主国家，中共体制内改革派应该向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取经。普京这次愚不可及的侵略冒险却让我看到了镜像的另一面，令人对中共体制内改革派更有利、更乐观一些的一面。有迹象表明，中共的外交路线正在从亲俄反美立场向中立立场略为调整，这有可能是中共体制内改革开放派和极左倒退派博弈和妥协的结果。事实真相有可能并不像美国反共极端派认定的那么悲观，尽可能清晰区分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和极左派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美国的对华政策应当确有实效地壮大前者、削弱后者。自由民主国家应该继续支持中共的改革开放，但必须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即，中共必须进行彻底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改革，按照既定日程表，可核查、有证据地逐步改善人权、创建分权制衡的法治宪政。西方国家无视中共的恶劣人权纪录，只是私下里不痛不痒、装模做样地提几句人权问题，然后与中共合谋发大财，这种可耻的对华政策必须彻底终结。同时，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从姑息纵容滑向敌对仇视，黑白二分的大简化幼稚思维也是错误的，有害的。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一次只打击一个主要敌人”，等等——非常高明，极其有效，自由民主国家没有理由不加利用。

以上，是本文作者对西方国家的选民、政治家和对华智库专家的恳切建言。

三 中华民族如何自救？

由上述比较乐观的估计出发，我尝试提出一些重启改革的初步建议：

（一）重建趋于破裂的改革共识

“改革共识”包括三项基本认知：1，不改革死路一条；2，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推行不下去，已经获得的改革成果也有可能得而复失；3，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要靠进一步深入改革来解决，决不能靠不改革、甚至向极左倒退来解决。

上述改革共识的破裂，是当前中共一切内政外交失误的总根源，不对这个病根对症下药，中华民族的前途、包括中共的前途将十分暗淡。

（二）紧抓两大要害

这两大要害是，内政紧抓法治宪政，外交紧抓中美友好。这两大要害抓住了，中国的一切问题就都好办了。回归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全面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改革开放路线，做到这两条并非不可能。

（三）抓住普京侵略乌克兰的天赐良机

普京悍然入侵乌克兰令中美俄三角博弈的战略格局顿时翻转，这不啻为中共的一次天赐良机，作为第一步，中共不妨主动充当中间人促成俄乌双方停战和谈。但是，亲俄反美的错误外交路线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天赐良机是抓不住的；如果俄罗斯被普京这次入侵搞垮（这是有可能的），中共还会重新成为美国联合全体西方国家实施围堵的头号敌人。其间的利弊得失不言而喻。

（四）及早启动渐进有序可控的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不必多说了，问题在于怎么改。与民主转型幼稚病患者的天真看法相反，改革失控导致民主转型惨痛失败、甚至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灾难的案例不但存在，而且相当常见。这个课题太大，无法详论，我仅提供若干要点如下：

1 中共意识形态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型

极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专门从事破坏的激进革命理论，用来指导建设和治国显而易见是极端荒谬的，因此，中共的当务之急，是把它们彻底丢进历史垃圾堆，中共的意识形态应该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型。

2 先自由后民主

也就是先由各界精英达成以法治宪政为目标、渐进改革为路径的共识，首先筑牢分权制衡的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的基础，随着各方面条件的逐步成熟，再渐进有序可控地推进民主化。这是从英美现代化主流模式的历史演进经验中提炼出的、唯一成功的政治现代化程序，其它的现代化模式——法俄激进革命模式、德日国家主义模式、拉美左翼民粹模式等等——都是不成功的，它们不成功的根本原因不约而同，都在于忽视、排斥自由宪政，也就不可能遵循“先自由后民主”的政治现代化程序。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令中国人解决了温饱问题，接下来要解决的、最迫切的核心关切是什么？是安全。现在的每一个中国人，从上到下、从富人到穷人，谁都没有安全感，而只有法治、宪政、人权保障才能满足中国人当前最急迫的安全需求；因此，法治宪政是每个中国人的最大利益，即使在只看利益、无视道义的中国人当中，也最容易得到普遍的民意支持——当然，前提是要有法治宪政知识的启蒙，作者发布此文的主旨即在于此。

3 区分好坏民主

民主是个大家族，其成员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其中最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是，一定要区分好民主-自由民主和坏民主-民粹民主，以避免落入民粹民主的陷阱。要诀之一就是上述“先自由后民主”。

4 从县一级“中间突破”

中共1980年代启动的村民自治改革以失败告终，证明此路不通。主要原因是，村与乡镇两级行政层级太低，受到上级政府的干预太严重。而省和全国层级的政治体制改革涉及面太广，容易造成全局性社会动荡。因此，我建议从县一级“中间突破”——以法治宪政为目标，以党内逐级递进的民主选举、县政协和县人大向真正的议会制改革为抓手，渐进有序可控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以上，是本文作者对中共体制内改革派以及全体中共党员的善意建言。接受不接受，能否得救赎、获新生，全在你们自己的一念之间。人生其实可以比故事更精彩，就看你想不想要。

（四）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身处当前中共一党专制的高压威胁之下，就连说几句真话都越来越成为随时可能招来大祸的危险行为，堂堂高等学府竟然在教室里设置监视录像并且公开奖励学生举报老师，对新闻媒体和网络言论的封锁压制超越了改革开放后的邓、江、胡历任领导人当政时期，中国人权状况如此显而易见的全面恶化倒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却还能恬不知耻地宣告“中国是法治国家”，他们实实在在已经无耻到了前所未有的罕见境界，说谎已经成为他们的天性和本能，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话，他们对此已经完全没有了感觉。不难想见，我在这里发表的言论——建设性的批评言论，第一出于善意，希望中共好，而不是垮台；第二不但指出病人哪里有病，而且开出治病的药方——在顽固不化的中共极左倒退派眼里无疑就是和西方“反华势力”里应外合的煽动颠覆性敌对言论，必须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严厉打击。很好，来吧，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新书《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刚好完稿，自传《周舵自述——回忆与反思》已于“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之际由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启动的研究课题《中国民主化的渐进道路》已经初步完成，家人也早已安顿好，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忍辱负重、保持沉默不再必要，公开表明自己始终坚持的一贯立场——“吾道一以贯之”——就成为我当下无可逃避的道义责任——

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不能忘记孔孟原儒传下的祖训：“士志于道”；“士以天下为己任”；“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虽千万人吾往矣！”

我是基督徒。《圣经》上说，“你们要肩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去追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十字架象征着全人类的苦难，它和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耶稣基督却把它一肩担起。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要以耶稣基督为光辉榜样，遵照他的所言所行，脚踏实地践行他的教诲，去分担他肩上的重负。基督徒进基督之门，不是来得好处的，是来忍辱负重、牺牲奉献的。如此认知并践行，就是基督徒；唯有如此认知并践行，才是真基督徒。

我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天职，是追求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为此付出受迫害乃至牺牲生命的代价，乃是知识分子的宿命。

归根结底，我是文明人类的一分子。捍卫人类文明的道德标准，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有些鸟是注定不能关在笼子里的，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芒。”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一支蜡烛。蜡烛只有微光，但也足以驱除黑暗。”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这首诗，大气磅礴。巾帼尚能如此，何况须眉。

以上，是我对少数、或许是极少数的优秀中国人、中华民族脊梁的赠言。我坚信，你们一定会站在我这边，和我一起为一个光明的、受到全世界文明民族尊敬的自由民主新中国努力奋斗。

1989年“六·四”惨案至今已将近33年，无论我多么温和、理性、善意和低调，依然始终位居中共密不示人的持不同政见“危险分子”黑名单上的前几名；尽管如此，许多朋友冒着受我连累、上中共黑名单的危险，义无反顾、或明或暗地慷慨帮助我，并且，这样的朋友越来越多。借此机会，我要向这些朋友表达诚挚的谢意和敬意，我由此知道自己不是孤军奋战；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

2022年3月6日

（作者为前中央团校讲师，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北京四通集团高管，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89年6月4日凌晨组织大学生与市民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四名知识分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