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子往事（五） -- 风土人情

（五）风土人情

高山子隶属北镇县，再往上靠就是锦州市。有句笑话，“锦州人会质疑全世界”。这不是说锦州人有刨根问底的精神，而是口音特殊，在句尾经常以升调结束，会让不熟悉本地话的人觉得是问句。

辽宁各地的方言很乱，虽然都是普通话语系的，但口音和用词也差别不小，不像黑龙江和吉林，他们的一致性比较强，也更像普通话。特别是哈尔滨附近的口音，比北京话还标准。闯关东来到辽宁的河北人、山东人、河南人，和原来说满语的本地人把他们自己的各种口音带来一勺烩，烩得各有特色。

辽南大连一代的口音基本来自于山东烟台，属于渤海海蛎子味儿；丹东话和大连类似但又不同，是黄海海蛎子味儿；辽北铁岭一带大家听小品和脱口秀都听熟了，那属于铁渣子味儿；沈阳为中心的那一片是满清的发祥地，包括抚顺辽阳等，差别不大，都是苣荬菜（曲麻菜）味儿；朝阳、阜新、本溪、营口、盘锦等也都是各有特色。不过只要刨除了大连和丹东，整个辽宁地区都可以统称为苞米碴子味。

锦州当然也算是苞米碴子味那一锅的，只是靠近河北，估计当年闯关东时河北附近老乡来的多，就把唐山味儿给混进来了，听赵丽蓉小品就能体会那种味道。

我是在苣荬菜味儿里泡大的，从小就分不清四和十的读音，更不用说绕口令“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了。在家里还常被笑话，好像哥哥姐姐都能正确分出平舌卷舌似的。我妈妈有时说话会把我按口音划分出去：“你们东北人”。她是近三十岁才来东北的，没有多少东北口音。所以我是地道的东北银，那时一口苣荬菜味儿。

东北话的普遍特点是除了平卷舌分不清，还有就是很多人自己意识不到自己说的是东北话，还以为和普通话差不多，不过是没有新闻播音员的字正腔圆罢了。就连我出来几十年了，现在在计算机上打字，有时也会发现拼音联想输入里没有我需要的词组，才注意到我要用的词是东北特有的。

当时我们刚刚搬来，大姐是过些时候才回来的，晚一些天。这时我二姐已经在这里中学上了一段时间的学了。大姐刚回来时，二姐就问大姐，看看她自己有没有什么变化。估计十六、七的姑娘对相貌都很看重。我大姐就回了一句：“哪方面的”？二姐答：“脸色（shǎi）儿嘞、胖瘦儿嘞”，那个“嘞”是尾音上翘的。这是她刚刚从同学那里学来的本地话，让一家人忍俊不禁。口音传染是很快的，也是潜移默化的。

我们这里的“商业中心”三不管儿附近经常有一个高山子第一名人逛来逛去，她叫“瞎四儿”。瞎四儿大概三、四十岁，个子不高，常年一身褪了色的黑色单衣，旁开式的，但也经常是衣冠不整。对，她是疯子。当时有许多关于她的传闻，我不记得具体的情况了，基本就是家里出了事儿，孩子没了等等。那时在高山子没有不知道瞎四儿的。她经常在这一带活动，成了活跃气氛的名人，给劳改农场平淡而压抑的死水带来一点微澜。好像在这样精神和物质同样匮乏的日子里，每一个小地方都有这样一个”名人”，他（她）们的存在比他（她）背后的故事更重要。

她也有家，但好像挺远的。她经常在小市场里耍活宝，有时还抢点吃的东西。她不忌口，地上的东西也捡了吃，整天脏兮兮的，看着既可怜又可怕。放学回家的路有两条，我比较喜欢走经过这个“三不管儿”商业街的路，虽然稍微远一点，但是比较热闹，瞎四儿对这份热闹也是有贡献的。我的同桌柴权可不管这些，经常撇石头打她，她只要一看过去，柴权就跑，她也追不上他。这个地方路上到处都是采石场运石头落下的小石子，打起架来很危险，随手捡起来就是凶器。
那个采石场是纯手工的，只生产碎石。但碎石也按大小编号分类，成品拉到不远的火车站，一堆一堆的，经常有黑黢黢的火车皮等在车站，准备装那些碎石头。

我也没有注意他们是怎么取大石的，好像没有听到过爆破声。采石场主要工作就是把大石头砸开变成小石头，别小看这个工作，还是一个手艺活。大家先看看这个东西是否认识：

这东西叫刨锛儿，有点像斧头，不过刃是横过来的，也比斧头小一点。敲石头时需要看纹理，用巧劲，不然就都砸碎了，不能产出按要求的编号的石头来。那里家家都有这个东西，众多二劳改就是用这个作为基本的生产工具，吃饭的家伙。那时也没有足够的劳动保护，飞石迸手迸脸是常事儿，迸到眼睛的也不少见。

插个话：二十年前北方出了很多刨锛案，让大家一直心有余悸。这东西犯罪比用锤子还方便。

装石头都是用大箩筐，装满了一个人是拿不动的，需要两个壮劳力来抬。敲石头是什么人都行，还有半大孩子去的，按件计分。干这个辛苦活的大多数都是（二）劳改犯，夏天烈日炎炎当头照，冬天白雪皑皑手冻僵，我看好玩想去试一试父母都不让，说太危险。

这里是老爷们儿的天下，因为抬石头是重体力活，敲石头也是危险的技术活，还风吹日晒的，所以女人略少，但也不是没有。有一个出名的女汉子，记得好像姓孙，我就叫她孙二娘吧，也算是高山子名人了。

孙二娘是一个二劳改，不知是怎么来的，在这里有丈夫有孩子，当然丈夫也是二劳改， 孩子就在我们小学。这个孙二娘的特点是力大无穷，人也很彪悍，但外形看着还算普通，不是虎背熊腰那种，很奇怪。她在家里就是女霸王，所有事情都要听她的。据说一次丈夫切白菜，是把白菜帮子扣在菜板上切的，她说不行，逼着丈夫改正，丈夫不干就给摁在炕上不让起来，直到丈夫告饶，白菜帮子仰着切才行。

一次，在山上采石场，一帮老爷们儿和她打赌起哄，指着两人才能抬起的一大筐石头，说：“你不是力气大吗？如果能自己把那筐石头搬过去，就输你一包大生产”。那时大生产香烟三毛三一包，是好东西，相比常见的农丰烟才8分一包。她二话不说，拧腰一使劲，抱起那一筐石头，就走过去放到指定的地方。这一下可把那帮老爷们儿给震住了，递烟认输，以后再没有人敢和她扯淡了。

劳改农场归公安系统管理，半军事化。等我们曲辰大学来了，也是半军事化的，营连排班结构都是现成的，就和劳改农场拧到了一处。

前文说刚来时看到的那个胖丫头的父亲就是营长，而教导员就是从劳改农场拧过来的管教，姓刘，大家都叫他刘教，也不知道是取的“教”导员的教，还是管“教”的教。反正对这些老九，他老人家明确表示是需要改造的，和劳改也差不多，理解成管教的“教”也对。所以刘教这个称呼很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

刘教的权力很大，党指挥一切嘛。比如，你想出差，就需要经过他审批。哪怕是你自己有私事，需要出省，起全国粮票，也要经过他的大笔，给你几斤是几斤，掌握着老九们的生杀大权。这家伙长的有点像刘江饰演的《闪闪的红星》里的胡汉三，还总带着一脸的酒气。

还有一个副教授，名字忘了，我就借一个名字，叫他“文典”吧。那时的副教授是个稀有物种，可不像现在的教授泛滥成灾。两年前文典的老婆为了家里不下乡，在我们集体被强迫下乡时挺身而出，辞去公职，保住了家宅和孩子的城市户口身份，所以文典可以自己“独身下乡”，就住在我们院里的南排单身宿舍，也就是我家刚来高山子暂居的那排房子里。

文典不知因为什么，需要回家，就去向刘教请假。刘教看他不顺眼，就不批他，还训了他几句，无非就是你们臭老九，要好好改造，别总想着回城里去享受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话。看官们请注意，这个刘教原来是一个管教，管犯人的，估计刚刚喝了点酒，就把训斥犯人那套拿出来给文典用上了。

这个文典面子有点挂不住了，心想我好歹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让你这二货给我训得像孙子似的，很是不爽，就也顶嘴，向刘教开怼。教书的口才应该还是不错的，怼起来刘教就不是他的对手了。那刘教一看你个臭老九还敢顶嘴，而且还整不过他，就借着酒劲，过去给了文典一巴掌扇在脸上，顿时把他给打蒙了，捂着脸说不出话来。那时知识分子的身份是被耄给压矮了半截的，同时那种清高心态还在。当时可能还想着君子动口不动手，压住一股邪气，就回了单身宿舍。

这是在傍晚时分，他还没有吃饭。那时这帮可怜的无家老九们早晚都必须自己烧饭。他看着冷锅冷灶，现在点火做饭也不知何时才能吃上，就索性不吃了，拽出一瓶酒（老九都比较有钱，独身在这里酒是必需品），灌了一大口。这时他捂着饥肠辘辘的肚子，摸着火辣辣的左脸，刚下肚的烈酒往上顶起了一股热流，直上天灵。也许他此时想起来四十多年前踢老蒋裤裆的晥大教授刘文典了吧，把心一横，又去找刘教去了。

刘教看他又来了，有点奇怪，还想被打？受虐狂？还是来认错的？不料文典借着酒劲问刘教，你批还是不批？刘教拿三角眼角瞥了他一下，歪歪嘴：不批，咋地？文典戾气上涌，酒壮怂人胆，跨过去就是左右开弓，扇了刘教两个耳光。那个刘教早被酒掏空了，打起来还真不是文典的对手，特别是他根本没有想到文典这个臭老九居然敢动手，顿时也被打蒙圈了。

文典打完了人，出了气，也冷静了下来，知道闯祸了。刘教打他那叫“教育”，他打刘教那叫“造反”，抗拒无产阶级专政，这还了得？可是为时已晚，做都做了，爱咋咋滴吧。

下面的细节我就不啰嗦了，敢以下犯上，在这片土地上两千年来都是十恶不赦里的首恶，轻饶不了文典。这场闹剧成为当年最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在的小学里每个人都被要求写批判稿批文典，顺带批一下臭老九。文典也真的像劳改犯那样被关了一阵子，后来不知所踪。

此文典可比不上当年晥大刘文典的运气。即便他的对手只是三级小火车站旁边一个劳改农场的党棍，他也承受不起那种无产阶级专政下泰山压顶般的铁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