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时的家住了不久,后面的房子就被收拾妥当,有人通知我们可以搬到后面去了,就是“目”字的最上面那一横,这个院子里最靠北的那趟房。那天,听说我们要搬到后面去,我就准备自己先去探查看一下。过去之前,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 当看到房子的时候,进入我眼帘的第一幕就是我未来人生的预兆。
那个“目”字中间的两横的房子两端都是不到头的,两边各留出一条路。我从前面过来,看到的第一眼居然是一个小男孩在沙堆上翻跟头,正好头朝下腚朝天。沙子估计是收拾房子后剩下的。小孩和我差不多大,也是邻居,是八级木匠王师傅的儿子。不知这是何谶?
这一趟房子分成十几家,我家是东边第四户。巧的是,在三江口的左右邻居,居然这次还是左右邻居,东边王家,西边张家,相对位置都没有变。
这趟房子的东侧有一个大铁门,是很粗的铁杆做的,也很高,但上面的铁丝网已经除去了。大铁门平时都是锁着的,也不知道是防什么。隔着大铁门,再往东就是男厕所;房子西边是一个女厕所。两个厕所的规模巨大,大约都有二十几个蹲坑,估计当年这里面圈了不少劳改犯。
东边的一趟厢房多半是空着的,堆放着一些杂物,只有靠南端的几间屋子有人住,后来不久也都搬走了。其实这趟房子是面向西北的,冬天基本没有什么太阳,阴冷无比,还不如死囚的牢房。
西侧的一趟厢房有几个小作坊,如豆腐房。还有一个青年点,里面住着若干下乡知青,有男有女。那趟房其实面向东南的,而我们这趟其实是朝西南的。
【注】这是一个怪事,那帮满腔热血的知青,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轰轰烈烈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结果稀里糊涂地被塞到了劳改农场,接受的不是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劳改就业人员的再教育,外加上臭老九们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那时我们五个营里都有不少知青,据说总数有2500之多,我们这里的知青只是其中一小部分。1972年末,省公安厅要扩大劳改农场的的规模(增加劳改犯),恢复以前被占用的管控设施,就要求知青们自找出路,去别处下乡(不是抽调回城)。如果自己找不到地方,就统一另行分配。这也成了全国几乎唯一的大规模“二次下乡”的魔幻奇观。到了1973年初,那些知青都不见了,估计他们有了新家,但他们也留下了许多轶事,我会慢慢穿插着讲。
我们对面的那趟房子,就是“目”字内部的第一横,是一个死牢。里面住着两个管教和一个长期死囚。后来经常会有押送来的犯人,来不及运送到里面的营里,也会在这个死牢里临时小住。死牢这趟房的前后都有窗户,但是很小、很高,还有铁栏杆。
那个长期死囚直到我五年后离开时他还在那里。据说他杀了人,但是没有供出指使人是谁,所以不能执行死刑,就这么挂着。他常年手铐脚镣,带铁链子、很重的那种,走路时必须用手提着脚镣上的链子才能行走,干活时也一样。因为他经常会被逼着干活,所以只能自己用碎布包住脚镣手铐,以免磨伤皮肤。因为有脚镣,所以走起路来总是拉胯的步子,两条腿都向外画半圆,带动铁链子哗哗作响。他从来不会和我们说话,估计是不允许。
这个院子里的唯一水源也是在死牢前,也就是“目”字中间两横之间的空地上,靠西边。这是一个传统的铸铁压水井。就是如图这个样子的,去挑水时,需要带一点水。因为这种压井几个小时不用就会干,这时就需要加点引水,把水引上来。
新家和三江口的那个差不多,进门就是厨房,厨房里面就是一个半间屋;左侧是主屋,兼任卧室、客厅、餐厅、活动室等诸多用途。因为这个房子只有南面一侧有窗户,所以那个半间屋是没有窗户的暗室。整个北墙冬天都是结冰的,冰下面还覆盖着许多黑褐色的霉菌。我家用一个大塑料布在离北墙两三尺的地方给隔离一下,里面就只能做储物用。靠南是一个通铺大炕,一家人都要睡在上面。
厨房里有一个七印大灶,负责做饭和烧主屋的大炕。厨房里还有一个小灶,负责烧半间屋里的小炕,姥姥住在那儿。两个都是烧柴的灶。主屋中间还放一个烧煤的铁炉子,我们叫站炉子,上面有铁皮的炉筒子支出来,只是在冬季用,主要是给屋里取暖,有时也烧点水。
地是夯实的土地,扫地前需要往地上掸水,不然就会灰土暴尘的。
关于东北都是一家人睡一铺大炕,还有一个我当时不理解的笑话。曲辰大学里有很多南方来的人,其中有一家,女的叫伍梅梅。一次两口子一起出差去北京,在旅馆入住时,服务员登记问名字,丈夫说我是XXX,她是伍梅梅。只是他的口音比较重,服务员听到的是 “她是我妹妹”,结果就说不能住一间房。大人在讲这个笑话时,他们都会心地一笑,可我听到后觉得不对劲儿呀,这有什么可笑的?就算是我妹妹,怎么就不能住一间房呢?咱们东北不都是这样的吗?一定是南方人穷讲究 (对于东北人来说,入了山海关都是南方)。
新家也没有什么要布置的,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第一件事,就是夹院子。
不记得是哪里搞来的一些高粱秆,家家在门前夹一个小院子,院门也是高粱秆夹出来的,进深有四五米吧。小院子的外面还有一个小菜院子,两米的进深,准备种菜的。再靠外就是留出来的通道。在通道和对面死牢之间估计有十来米的距离,是各家自己的“农田”,在东北叫“大田”,就是种主粮的地方。在大田和通道之间每家也需要夹院墙,防鸡。各家的大田之间是通着的,但两端必须也堵上防鸡,所以就各家分配任务,一家一段,最后把这个大田院落围严实了。这个大田的院子是后来晚一些才夹上的。本想在网上找一个高粱秆夹的院子的图以示大家,不料竟然没有找到,看来这种方法已经被彻底淘汰了。
第二件事,做一个饭桌。东北农村的生活是以炕为中心的,因为冬天太冷了。比如,招呼家里来的客人,热情点的就是:“快进来,上炕”。再高级一点的,就是:“快快快,来炕头上坐”。炕头是最热的地方,一般家里都是老年人/长辈的地方。到了冬天,一家人在屋里就是偎在炕上。东北的大炕上有两样关键的家具,和其他的地方不同,很有特色。
一个叫炕琴。这不是乐器,而是放在炕梢(炕的末端,最不热的地方)的一个前开门的矮柜子,是存放贵重东西和被褥的地方。每天用的被褥则直接叠好摞在炕琴的上面。这里还有一个关于南方人的笑话:一位南方老哥,到了东北农村怕冷,晚上睡大炕时就一个劲的往身下加褥子,褥子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冷。其实东北的大炕上不用厚褥子,否则隔热反而不暖和。所以炕琴上一般也没有太多的被褥。
没有睡过火炕的人第一次往往不适应:硬得硌人(薄褥子下面就是硬炕,没有厚厚的缓冲);开始热后来凉(后半夜因为没有人烧大灶加热,就会越来越冷了);早上嗓子眼干燥冒火(被烤的),所以东北人从小就习惯烧烤。这种炕琴我们家一直没有置办,因为我家在旁边有一个双层铁床放东西,简化了。估计父母那时的考虑也是经常搬家,没有必要置办累赘,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搬走。
另一个是炕桌,就是一个矮腿桌,往往高不过二三十公分。大家围坐在周围吃饭、唠嗑(聊天),需要盘腿。这是一个功夫,不是长时间适应了的话盘腿是受不了的。到了夏天,人们也会把炕桌搬到院子里来,大家坐小板凳围炕桌着吃饭。家里的孩子做作业也多是用这个小炕桌。所以这个桌子的利用率是很高的。
我家里人都不适应这种矮桌子,可是又不能没有吃饭的地方。经过权衡,做了一个半高的炕桌,大约有五十公分高,在炕上盘腿坐时显得有点高,但在地上坐小板凳用时要舒服一点。反正我们家里人也不能长时间盘腿,这个权衡出来的怪物一直用了好多年。
第三件事,搭鸡窝。
就是找一些砖头,在南窗户下靠房子围半圈,在中间放两根木棍供鸡站在上面,再留一个大开口当门。窝上面用木条/油毡纸盖上挡雨,然后上面压石头防风吹。晚上鸡进窝后,用一块大木板把开口堵上,外面再用木棍支牢,防止黄鼠狼偷鸡。我家有大姐干活,很顺利。不过,有的家就出笑话了。
王家那边的邻居,男主的是一个约四十岁的知识分子,动脑型的,也是南方人。他干事儿认真,在砖头上抹泥时,都先把每一块上面的泥抹得平平整整、溜光水滑的,就像现在往面包片上抹花生酱似的,再往上搭。这倒没有关系,有趣的是当他搭到够高度的时候,稍微一碰就倒了。原来他严丝合缝地把砖头上下对齐了,而不是错位的。也是难为这些知识分子了。
然后家家买鸡,日子就活分起来了。我个人感觉,鸡在农村的家庭里的作用和现在酒吧里的“气氛组”是同一担当,有鸡了就有生机了。个别家庭没有养鸡,那院子里也就冷冷清清的,没有人气。
家里的其他摆设也没有什么新的,都是搬过来的。那张三屉桌一直跟随,还有一张双层铁床。多年后我才发现,这些东西居然不是我们家的,是租来的,当时叫借,但需要每月在父母的工资中扣一点费用。
除了买鸡和打炕桌,建立新家其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搞”来的,东北话叫“整的”,不用花钱,也没处花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