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枫叶黄
憧憬退休的生活，闻吻夕阳的色彩
（二） 周围的世界
小孩儿心里的地图往往是以家的位置为地理中心的，我就是这样。下图就是我那时的印象，肯定不准确，只能做比成样。另外，铁路并不是正南正北的，而是有45°的倾斜，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其他建筑都是按铁路线方向排列。小时候也没有太注意，我家其实是面向西南，而不是正南，虽然我一直以为是面向正南。
我家所在的大院南边就是一条主路，对过就是一个广场。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个巨型伟人挥手雕塑（碑）面向着我家，他脚下踩着的基座就有两三米高。后来看到有小孩从那个基座上往下跳，以示勇敢，我也曾爬到那上面想试一试我的胆量。结果站在上面看下面的人好像小了很多，而且感觉自己站的非常高、非常爽，连我这个小孩都有了指点江山的气魄（奇葩）感。估计在社会上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对成年人是更是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但要往下跳时，却发现自己的胆量不足了，越想往下跳，腿越不给力，心里越发慌。可是看到别的小孩往下跳得很自然，我也实在不好意思自己再原路爬下去。而事实上爬下去也不容易，因为上来时也是靠手扒着90°的内角边缘，脚蹬着墙角突起的水泥雕画才勉强上去的。最后没办法，只好以闭眼、一狠心跳了下去，我的双脚双腿被震得痛了好久。我也第一次体会了什么是高处不胜寒，以后再也不敢爬高逞强了。
现在想就连那么小的一个地方都要建这种规模的雕塑，全中国一共要建多少？网上有人估计说是两三千座，我看不止，中国的火车站就有3700多个，大一点的城市里都有不少类似的雕像。
其实，如果有人挑毛病，也可以找出政治不正确问题：伟人面向的是东北，而不是祖国的大部分地域，难道是说要关照一小撮吗？还是关照苏联？
扯远了，拉回来。这条路向西不远就有一个大门，就是这个劳改农场的挂牌大门，但旁边已经是杂草丛生，围墙也不严实，不经过大门也可以出入，所以只有石头砌的门柱比较显眼，大铁门好像不存在似的。门外醒目的地方正架起一个五六米高的大画板，前面还有脚手架，有人正在画“他老人家”的头像。我在《童年的记忆》里提到过，这个画像后来总让我和《1984》中的名句“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相关联。
[1984 –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如果感兴趣，可以把下图放大，然后移动观看位置变换角度看这幅画，看看他是不是总是一直看着你，不管你在右边看还是左边看。
这个广场的附近就是劳改农场和曲辰大学（其实现在应该叫分部，因为原校已经被大卸八块了，这里只是五分之一的其中一部分）的办公中心和主要设施，比如机修厂等。
那个大院的北边也是一条主路，向西直通到火车站。铁道是和这条路垂直的，火车站在铁道的那边。沿着铁道的这边，还有一条街，横穿前述的南北两条路。这里我就用北方平原地区常用的命名方式：东西向是“路”，南北向是“街，其实这里的道路都是没有名字的，或即便有名字我也不知道。在这个院北路和这条街交叉的地方，就是这里的”商业“中心CBD，叫“三不管儿”，算是一个小型自由市场，在白天会有当地农民来卖点蔬菜水果之类的东西（我最感兴趣的是买种子的，各种种子摆成一排）。沿着这条街有邮局、饭馆、商店...
这条院北路向东走两里地，翻过那个小头山，就到了高山子公社那边，大集就在那里。
这条院北路的北边是一个巨大的粮库，估计至少是我们院子的两倍大，里面有许多几米高，直径也是几米粗的圆柱形粮囤子。这条路每到秋后就会有大量的马车拉着麻袋装着的粮食排队交公粮。沿路有一些服务设施，比如铁匠铺，主要是钉马掌。
粮库的北面就是我要去的小学校了，小学校的西边就是粮站。我们这些吃供应粮的“非农业户”就在这里买粮油、“起”粮票。
[这个我印象很深，可值不少银子呢 – “全国粮票”还引申出另一层意思：通用， universal]
【注】粮票由粮站负责管理，但权力不在粮站，而是需要特定的“领导”审批。如果某人需要去外地出差，或其他理由，特别是需要出省、要用全国粮票时，要走的程序是：找“领导”批条，然后去管印章的办公室（找掌印大内总管）开“介绍信”（这样在外地才能住宿），最后去粮站“起”粮票，就是要扣除口粮额度和油的额度。成年人口粮一般是每月30斤左右，油是每月150克，三两。
比如，如果某人需要去北京出差10天，就需要“起”10斤全国粮票，那就要扣除10斤口粮，外加按比例的50克（一两）油。没有批条是“起”不到全国粮票的，“起”多少粮票也是由领导的批条指定的。这个“起”字的这种用法，我只在这种情况下见到过，非常贴切，味儿足！这介绍信外加全国粮票的控制方法也就是那个年代的绿码。对了，就业人员也是在这里买粮，他们也是“非农户”。
“起”粮票只扣除粮食的定量，但不扣细粮。所以是一种特殊的福利，因为用粮票可以在商店饭店买到细粮制品，比如饼干、饺子。
【注】三两油的定量是当年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功劳，他领导的革委会在1968年制定的政策，把五两油减到三两油，并号召“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所以我们会亲切地叫他的外号陈三两，会记他一辈子的。听说其它地方都是五两，而北京是两斤油。要知道，那时东北的大豆产量占全国的50%左右，结果支援兄弟省后自己倒需要勒紧裤腰带练内功了。
这里有个笑话。后来我们在小学里学算数乘法，有一道应用题，老师念：小明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勤俭节约，每月节约五斤粮，那么他一年节约了多少粮？这时有一个怪声音从底下冒出来：“他饿死了”。
我们那时的定量是根据年龄配给的。我记得上小学开始时的粮食定量只有十来斤，之后每年增加两斤，到中学毕业前才涨到30斤。在没有足够蛋白质/油脂等副食品补充的年代，人们普遍缺少能量，直接反映就是饿，特别是半大孩子，定量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家里男孩多的尤甚。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还有就是在东北的冬天，人没有足够的能量就会发冷，怕冷，那是没躲没藏的冷，冷到骨子里。
大院的东边是一条偏僻的小道，小道的东边就是大田了（种高粱和黄豆），是高山子公社的领地。我上学可以走这条小道，稍微近一点；也可以走前述的“商业”街，稍微远一点，但是热闹。
我又该去上学了，多少有些惴惴不安，心里还惦记着以前的事儿。学校不远，就只有几分钟的路，不到一里地。
不记得是怎么入学的了，我被分在了二年一班，一起搬过来的同级孩子多在二年二班。我的班主任是丁淑香老师，三十几岁，白白的，微胖，五官周正像年画上的人物，一看就是城里人。她家住在市里，每到周末经常要乘火车回家的，所以有时周一上午回不来，还需要别的老师代课。那时的小学班主任是包班，要负责所有的课程的，除了体育课，不过体育课好像也就是玩儿。这个小学的校长姓戴，男的，中年瘦高个。他虽然戴着眼镜，但是很压茬，就是出现棘手的事情最后出来担事儿的。
我又是插班生，不仅是开学后两个多星期才来，而且一年级不在本校，所以和同学们生分得很。我的同桌叫柴权，好名字，注意东北话平卷舌是不太分的，柴和财可以视为同音。我来之前他没有同桌，自己独占课桌，是有原因的。我第一次进教室，他就用那不怀好意的眼神看着我被老师安排到和他坐一起。这个同桌伴随了我接下来的五年时光：这五年我没有换过老师，连同桌都没有换过。
【注】在五年制的小学，我念了五年半，但不是留级造成的。其他的同学都念了六年，因为我入学就是从小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开始的，所以少了半年。这都要怪省里（省革委会）的奇葩政策：1971年开始改革，实行中小学春季入学制（因为花朵是在春天开放？），所以我的小学二年顺延了半年，念了一年半；1974年又改回秋季入学制（和国内其他省份无法同步？），所以我的四年级再次顺延半年，又念了一年半。结果，后来在大学里发现东北的同学年龄都偏大一些。几百万学生被白折腾了一年，就因为某时某刻某个猪头念头一闪，一拍猪脑袋就定了。
和我以前上的幼儿园差不多，这个班级里经过一年级的排行榜淘汰赛，也混出来了大王、二王、三王。我的同桌柴权就是大王，家就住在我们家南面的对过，伟人雕像的东边。后来看《智取威虎山》，发现他的管教爸爸和座山雕有几分相似。只是当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他时，也让他对我大打出手。二王叫周群，不知道怎么混上排行榜的，其实他很老实的，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那时凡是姓周的小孩，可能都有一个统一的外号：周扒皮，那是高玉宝的杰作，遗祸多年。他爸爸也是一个管教，家住的远了一点，去他家不很方便。三王叫尹全国，是个活泼好斗分子。他善短跑，还有一个理论：跑步前憋一泡尿，跑得快。听他吹牛时我就想，可能憋一泡屎跑得更快。和他的来往不多，不知道他家的背景，只知道他有几个哥哥。他家那边住的多是就业人员。
那时的社会从小孩起就是丛林状态，大了一些会有掩饰，但本质不变。
曲辰大学过来的家庭里，只有一个男同学和两个女同学和我同班。其中一个女孩家就住在我们院子里西厢房的南端。她长得像个洋娃娃似的，一两年后就搬家去了南京。作为外来的，开始我们都没有多少存在感。
根据小学各年级的人数反推（每一个年级平均有接近100人），这个地区（不算高山子公社的社员）应该大概至少有三五千人。在后来看电影等活动中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个数字。
这里的小学和中学是分开的。我的小学不远，可是二姐的中学就远一些，大概有三里多的路，中间还要翻山梁。她上九年级，在九年一贯制里是最后一年。明年就要毕业，面临下乡的情况了。
二姐单名一个丹字，在我们姐弟五人里长得个子最小，但在外面也算是中等吧。在有我之前，她是家里的老疙瘩，而且从小就乖巧，自然是妈妈的心肝宝贝，直到她上了小学三年级，才被我横空出世，抢了风头。据说在我出生的前几年的困难时期，一家人只有她能吃饱饭，因为在幼儿园。
这时，大姐正在办理回家手续，大概算是回乡青年吧，已经办理得差不多了。她在那苦寒之地的北票太不容易了。很快，我大姐就把户口迁了回来。那天晚上，天都黑了，她突然回家了，让我第一次看到了好像电影里那种热烈拥抱的镜头：一开门，妈妈就上去和她抱在了一起，是带着真情流露地落泪。妈妈搂着比她还高的大姐，带着哭腔地呢喃，“我的敏贤终于回来了”。父母对老大的感情往往是很深的。
敏是大姐的名字，据说是姥爷给起的，出于《论语》的“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那时还不知道耄的两个千金叫敏和讷，也出自此典）。果然，她身体矫健，却不善言词。其实我们一家人都不善言辞。贤是家里排辈分的字，那时都时髦起单名，这个“贤”字只能出现在小名上了，当然女孩的名字也不兴用排辈字。而姥爷在大姐半岁时就离世了。
大姐回来后就去了机修厂，当学徒钳工，身份是临时工，月工资十七块，相当不错了。她的身份和下乡知青差不多，相当于改变了下乡的地方，只是在家吃住。
多说一句：这个临时工制度是刘少奇在1964年针对耄的“工人贵族”提法的一种解决措施，就是把工人也分等，导致固定工人减少，临时工人越来越多。不料如今临时工竟然泛滥了，成为招聘主力，扩展到各行各业，甚至事业单位、政府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