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枫叶黄
憧憬退休的生活，闻吻夕阳的色彩
（二）学前的记忆
文革高潮的结束，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一次庆祝大会。现在想可能是庆祝军队支左吧，其实就是军管。记得大会的高潮是朝天鸣枪，响声震天，还有人领着高呼“文化大革命胜利了”等口号。现在看有可能是我当时太小不懂，那声音应该是鞭炮声，但我一直以为是有人在朝天放枪，而且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此结束了。但不管怎样，武斗是停止了。这时我大概五岁左右吧。
那时最时髦的饰品就是像章，各种各样的，后来除了普通的金属像章，又有塑料的、海绵的、陶瓷的。客观地说，那些东西也算是艺术品了，在我幼稚的认知里也很是喜爱，只是我太小，没有机会和能力去拥有，只能在哥哥姐姐那里看到金光闪耀的美丽纪念章，羡慕着。
一次母亲带我去别人家里串门。那家男主人姓周，好像是浙江人，一口南方普通话，而且端着腔调，特有范儿。女主人姓车，是母亲的同事，我喊她车阿姨。他们有时也来我家串门。在他家，我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没有外接连线的一个小盒子，自己会说话。我第二次看到类似的这种神奇的东西是二十多年以后了，也是没有外接连线的，能够和远处的人通话，俗称大哥大。那时我当然想不到，我未来的专业就是搞这类东西。那时我们家只有一个传统的老式电子管收音机，放在书架上，每天晚上定时收听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雷打不动。每次开机时需要预热好长时间，开机时吱吱的低音噪声要响半天才能使用。
哥哥姐姐们的世界我是非常向往的，但却是够不着。他们看小说，交流一些我听不懂的东西，记得有什么《海底两万里》、《地心游记》、《基督山伯爵》等。我大姐最执着，我妈不让看，怕影响睡觉，她就躲到厕所里看个通宵，甚至会用手电在被窝里看。他们还有外面的活动，也是我看不到的。不过，有时他们看文艺演出，回来会学着练。有个什么非洲舞蹈，“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祖国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西方来的老爷们，骑在我们的脖上头，这帮走了那帮来，强盗瓜分了黑非洲”。这首歌我只听他们唱过，我也会唱了。那时是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还有《美丽的哈瓦那》，颇有点洋味儿，是红歌大家李劫夫的作品，后来他因为错舔了林彪失足掉坑里去了。
那时的我是玩得无忧无虑的。一次，不知是从哪里搞到一只木制玩具步枪，我发了疯的拿着它四处乱舞，不小心一下砸到了王五的头上，砸得他顿时头破血流的，把他母亲，就是崔阿姨，心疼坏了，但也没有斥责我这个王六。王五那时也不过十二、三岁，但他一点都没有埋怨我，真有大哥哥的样子。只有我吓坏了，只会傻愣愣地看着，不知该怎么收场。
还有一次，小孩子们玩打瓦，那是一种北方地区流行的一种传统游戏。就是用一块大石头片，有时就是半块砖头，来打远处立起的目标石头。因为分级，需要单腿用指定步数跳到瓦落下的地方再捡起瓦来打目标。我很小还不太会玩，只是看热闹。结果，不懂躲避，在别人扔出一个半块砖大小的瓦时，我偏偏迎了上去。那瓦正中我的鼻梁，霎时我就是满脸鲜血，哭都哭不出声音了。我后来鼻梁又高又宽，可能与此有关。
一个夏日的黄昏，我们楼和邻楼的小孩打群架，我二哥自诩是孩子王，出来拉架。他也比那群孩子大，大家就借坡下驴，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散了。可是就当二哥转头回家时，听到那边刚走的一个小孩在骂什么，他一回头，就见那个孩子撇的一个小石块，不偏不倚的正打在他的右眼上。那时光线已经很暗了，估计他根本没有看到石块，就算看到也来不及避开。我目睹了全过程，包括那个孩子撇石块的动作。后来多次治疗，二哥的右眼视力就是在0.1左右，无法恢复。那时他也还不到15岁，这对他以后的生活乃至脾气秉性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生的转折点有时就是在瞬间出现的。
那时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妈妈说我是从她的肚子里出来的，这个好像不是很可信；但妈妈说孩子们都是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我只能将信将疑。我的哥哥姐姐们的答案就热闹了，他们说我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是大姐出去倒垃圾时发现我的，二哥二姐在一旁作证确有此事。并且旁证：你看我们姐弟几个都差不多大，就你特殊，比我们小太多了，根本就不是一锅的馒头。还别说，这个说法对我来说比较可信。只是我神经大条，觉得这也没有什么。
大姐扔垃圾时捡东西是有传统的。那时家里赶时髦，也养了不少小鸡崽儿，从刚孵出来的开始养。可惜刚养到两个月大的时候，碰上了鸡瘟。开始时鸡们打蔫发烧，不吃东西，后来有的就死了，剩几个没死的也是危在旦夕。所以只能都杀了吃肉吧，那时人们也不讲究。杀鸡退毛弄得屋里都是烫鸡毛的腥味儿。鸡主要是大姐养的，她非常心疼，留着眼泪去外面倒鸡毛。结果一会儿就高兴地回来了，手里抓着一只野鸡，是真的野鸡，那种大长尾巴的花野鸡。她说刚倒完鸡毛，就看到这只野鸡在垃圾堆旁边乱窜，她顺手就给抓回来了。
不久，两个哥哥就都下乡了。记得那天家里的气氛很不正常，倒是两个哥哥自己有点兴奋，忙忙活活的。那时他俩一个十七岁，一个十五岁。后来我的大姐也下乡了，只是我不记得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她去了遥远贫困的北票，坐火车要一夜才能到，不像两个哥哥都只是在远郊（现在已经是市内了，高楼大厦的），时不常还能回家一次。那个公社的名字叫老窝堡（pu），但当地的人都不用（可能不会）“窝”字，只用“O”代替，写成“老O卜”（那里卜也被读成仆）。大姐在家里是老大，很是大气直爽，属于不怕苦不怕累的。她身高172cm，英姿飒爽，不惧那些贫困地区的传闻。其实她在文革前就下过一次乡，那是在她考高中落榜之后的1965年，也是去了一个城郊农场（现在那地方已经是城市中心地带了），文革开始就回来了。那次是个小批量的实验性活动，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估计是 “他老人家” 为后来的大批上山下乡运动做的评估试验吧。 三个大孩子都走了，家里很快从八个人变成五个人了，冷清了不少。
我也开始上幼儿园了，从中班开始。幼儿园离家挺远的，我有时回家还会走迷路。我是个路痴，小时候就是。对，那时上幼儿园不需要家长接送的，起码我们那里从中班开始就接送随意，但经常也会送一下的，因为我往往不愿意去幼儿园，有时要被押着去。因为家里有姥姥帮忙看着，我去幼儿园不是必须的。特别是因为我体弱多病，到了冬天就猫在家里不出门了。幼儿园里好像不提供午餐，中午一般要回家吃饭，我也经常是下午就不去了。
我去幼儿园是插班的，去了就需要适应一下。班里有大王、二王、三王，不清楚他们是怎么称王称霸混上排行榜的。
大王叫张强，有三个姐姐。那时家里只有姐姐是没用的，有哥哥才拉风。有的小孩子在与别人发生冲突之前往往先自报家门，“我有仨哥哥”。所以我家楼口里的两家“五虎”和两家“四虎”都是硬茬子。但是，大王的奶奶就是这个幼儿园的园长，我们眼里最严厉的一个老太太，我们叫她姚老师。记得一次她代班（她平时不教任何班级）讲故事，讲的是一本小人书。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红军战士，在野外生存的故事。其中有一段，那园长老太太绘声绘色地边念小人书，边用一只手伸向后背示意，“他饿呀，艰难地把手伸向后背，想去抓一把干粮”。而就在这时，有个阿姨进来问她什么事情，她的身体就僵硬在那种状态，和站在门口的阿姨对话。那个画面相当有视觉冲击力：一个带眼镜的花白头发的老太太，坐在一个高脚凳上侧对着我们，身体前倾，一手伸向前方举着一本小人书，一手在后伸向远处想要抓东西，静止在那个状态下，雕塑一般。
二王叫王少雨（更可能是王少宇，但对我都是一样的，反正不认字，我总会把他和雨联系起来），挺好听的名字，可是有一个在这里不能说出口的外号，是带性器官的脏词，不知是哪个不怀好意的成年人犯坏给起的，只是我们这些小孩没有概念，就是觉得好玩儿，叫起来上口。当时大姐还没有下乡，我回家后介绍幼儿园里的小朋友时，大姐说他那外号太难听了，你们可以起一个好听一点的，比如，他叫“少雨”，你们就用谐音喊他“少女”。可惜我太小不懂事，感觉这个新外号不够上口。他妈就是本幼儿园的张老师。很严厉的一位。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小朋友尿了裤子，她去给换裤子，把那个小孩先扒了个精光。我们一帮孩子在屋外看热闹起哄，“XXX光屁股喽”，结果她从屋里冲出来抓人。我新来时间不长没有经验，不像其他小朋友逃得快，而且跑错了方向，被堵在走廊里，和另两个倒霉蛋一起被抓进屋里训斥。记得她用手扒拉我裤腰上的松紧带，威胁我们说，“你们这么愿意看别人的热闹，要不要我把你们也扒光了让别人看看？” 我当时吓坏了，因为我那时里面是不穿裤衩的，裤腰上的松紧带是唯一的安全门，往下用力一拉就会露馅儿，彻底曝光的。
三王叫黄勇，总是很拽的，有点横着走的感觉。记得一次三王被来自外面的一个一年级小学生给欺负了（那时幼儿园的大门是没有严控的，小孩偷偷地出入是常事），哭得梨花带雨的，周围有几个小朋友在安慰他：别怕，等大王二王回来了咱们再报仇。那是在夏天，三王脏兮兮的脸上被泥土、眼泪和汗水画得像一幅涂鸦一样。他还把几个玩具放在他那已经变成灰花色的白背心里，弄得肚子上鼓鼓囊囊的。他那张着大嘴哭的样子很是滑稽，和他以前拽拽的造型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了，他妈妈也是本幼儿园的阿姨。我那时就感到奇怪，为什么有工作人员的就叫老师，有的就叫阿姨？
对了，三王的拽样和杨家安扮演的陆大安有一比，他们长得也很像，只不过他是小一号的陆大安。但愿他没有杨家安的霉运，也没有那种胆量，不会混到里面去。杨家安还有两年就要出来了。我在十几年后看港版《霍元甲》电视剧时，马上就把陆大安的形象对应到三王的头上。
【霍元甲的徒弟陆大安】
这三个小家伙的共同特点是都很怕他们的奶奶/妈妈。这和现在的小祖宗们的地位截然不同。
我在幼儿园也有好朋友，他叫朱惠江，是个大个子。我曾经和他从幼儿园溜出来去他家里玩，他家离幼儿园很近，住在平房里。听说他后来身高两米，成了专业篮球运动员。遗憾的是离开幼儿园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再见到那二王、三王，只有大王家和我家做过几年的邻居。人生就是这样，许多擦肩而过的人，碰巧能记一辈子，哪怕是幼儿园的伙伴。也许我是个异类，相信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这个没有存在感的小孩，曾经在那里和他们有过擦肩之缘。
后来天冷了就不去幼儿园了，没有必要，也是麻烦，我也不爱去。特别是到了冬天，就在家猫着，找邻居玩，不管是老头老太，还是同龄孩子，有人玩就行。
一次，妈妈出差，几天后回来了，由一大队人送回来的，是车祸导致她大腿骨骨折。本来几天没有见到妈妈就挺想的，可是进屋一看那么多人在屋里，不知如何是好。我连慰问妈妈一句也没有说出来。我的心里很难受，惦记着妈妈，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从小就不会说话，不懂如何表达心意，不会安慰人。
奇怪的是，虽然我记得很多小事，却没有一个具体的记忆是关于我的哮喘发病时的情况。也许是太频繁的，没有值得记忆的特点。唯一的有病记忆是发高烧，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做梦，感觉到枕头就像是一块尖硬的大岩石，硌得头痛。一会又感觉自己像是被挂在了朝外打开的窗户上，一松手就会掉下去，同时大风吹打着窗户，仿佛窗扇都要从窗框上掉下来一般，危在旦夕。
【我六岁】
这是从全家福上截下来的照片。这是这个八口之家最后的高光时刻，不久之后就全家下乡，从此没有了这种全家福式的照片了。看我的大招风耳，现在的我还有一点点招风的痕迹。
我六岁时，珍宝岛事件发生了。我感受最大的就是大人们都紧张了起来。虽然事件发生在那年春天，但真正影响到我们那里的活动是到了夏秋才开始的。那时大喇叭经常会放警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为了预防核武器，每家要挖一个菜窖一样的防空战壕。战壕大约有三、四米长，一米宽，两、三米深。壕的一端有阶梯可以走下来，在底部还要按人数横向掏出几个半米左右深的猫耳洞，当防空警报响起来的时候，人可以蹲着躲到猫耳洞里，据说可以防原子弹。
那一阵子我也感到了秋风瑟瑟，好像找人玩都不容易了。我自己用竹子做了一把弓，又找来细棍当箭，自己射着玩。不留神一下射到了三层楼的楼顶上，再没有滚下来，但在地上能看到露出的箭头。那时觉得三层楼可是太高了，我只能盼着来一阵大风把它吹下来，可是风婆就是不来。我想找大人或大点的孩子帮忙，发现周围没有认识的人。好像人们都在忙着什么，急匆匆的。
常和我一起玩的楼下的小五也不见了，原来他开始上学了。我们那里管得严，不满七周岁的孩子不让上学（文革期间学校停滞，外加三年困难后1962-1963出生的人口爆涨，导致后来小学入学挤兑，必须严格控制年龄，即便这样学校资源也还是不够，所以又办有“抗大小学”以缓解，这个“抗大小学”和延安的“抗大”没有半毛钱关系）。我还差半年满七岁，很无奈。我以前就是喜欢和大一点的孩子玩，跟老人也可以，但很少和比我小的在一起玩，所以现在发现杯具了。隔壁那套里了除了伺候坐月子的那家，还有一家搬来不久的南方人，有个小男孩叫邓斌，大概比我小一岁，开始时总用他那南方口音招呼我，“到我们家里玩去”？我就一直没有太响应。这时他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没多久就到了元旦，那时家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姥姥、二姐和我。父母和下了乡的大哥大姐都去了一个叫三江口的地方，作为先行部队去打前站了。我家也很快就要搬过去了。记得家里那时没有一点生气，元旦当晚只有一盏白炽灯开着，屋里很昏暗。简单地吃了饭，她们先收拾厨房，也没有人理我，都在各自干着自己的什么事儿。我溜到对面的王伯伯家，发现也是没有人搭理我。我就在那种百无聊赖的状态下又熬了十几天，不知干什么好。
那时的天好像没有那么蓝了，常是发黄，灰黄灰黄的。我总是感觉找不到玩伴，觉得无聊寂寞。
辽河在台湾作家齐邦媛的书“巨流河”中叫巨流河。
作家王朔自称是文革时期站在餐桌旁的一代。我比王朔大几岁，自认也是站在餐桌旁的。就是只看到桌子上丰盛的饭菜，没有吃的份。博主太小，站在桌子下面，连桌上的饭菜都没有看到。只知道别人在吃。还是比较幸运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