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任职中央某部局长
这段时间里也不尽是悲观的事，其中也有一件令人称奇的事。一天张书记打来电话，让我找个干净僻静的小饭店炒上几个精细菜，他要带个朋友过来，让我也陪着。中午刚过张书记陪着进来了二个人，也没做介绍只握了握手，为首的一人看起来50岁左右，细高个，背挺的笔直，穿一件深色夹克，拉链一直拉到了领口，只露出白衬衫的一条领边，像个严谨的教书先生，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人的手很软很温暖，但握上去却有一股隐隐的力量。不喝酒吃饭也很快，饭后要了杯茶，边聊天边笑眯眯望着你，给人一种气场，我不知怎么想到了一个词：循循善诱如沐春风，我想此人一定是个老师，茶也很快结束，张书记陪着客人走了。
到了晚上张书记兴冲冲进了槐厅，问我：“你知道中午来的是谁吗？”，我说：“我怎么知道，看样子像个老师”，张书记哈哈大笑起来，隆隆的又发出了那种共鸣声：“告诉你，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部部长×××同志”，我一听这个名字，着实吃了一惊，这可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而且这个部也是一等一的强力部。我说：“啊，真是他吗？怎一点也不像啊，走在马路上绝对没人信他是这么个厉害部的部长，绝对以为是个老师工程师什么的”，“你以为做官的都像老翟那样挺着肚子，装腔作势到处牛逼哄哄吗？”，张书记得意洋洋的炫耀着，像是出了口恶气。我想想也是。
转间到了深秋时分，张书记终于走了，回北京任中央某部的后勤管理局局长，用四年的时间从正科升成了正厅。虽然在小城形同于被驱逐，但离去时的高升也算给自己留了一点颜面，不至于走的过分狼狈。小城官场原先的卑夷声现在变成了一片羡慕声，“啧啧，到底是中组部的干部啊，升个正地级像喝杯小酒子这么容易，哪像我们这么费事，熬白了头顶到天也就是个正科副县的，啧啧啧，唉…”
临走的那一天，张书记特意来到槐厅道别，出了院门又若有所思的转过身，抬头看着老槐树说：“老槐树掉树叶了，开春又要长新叶开新花了，可惜啊，以后吃不到这么新鲜的槐花了”，我化解的说：“那我代你多吃点吧”，他看着我说：“你也抓紧走吧，别在这里待了，没多少意思”。我怔了下，别样的嗞味一下涌了上来，我赶紧打叉，调侃到：“槐花乃佳物，可烧汤，可蒸窝头，可清炒鸡蛋，以清香胜，可惜张大局长以后无福享用了”，张书记默然不语，我也调侃不下去了。
张书记回了北京，翟市长如愿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了市委专职副书记、三把手。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李书记接了翟市长的职务，成了常务副市长。而邻县的一个叶县长接了李书记的职务，另外一个市某委的某副主任接了叶县长的班……至此，我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如梦初醒，并且大彻大悟。“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我喃喃了好多天，背脊也凉了好多天，即使到了澳大利亚好多年后，只要想起这件事，背脊仍是一阵发凉。
试想一下张走瞿接，翟走李接，李走叶接，接李之人腾出的位置呢？接李之后之人再腾出位置再接之人再腾出位置再……我数不过来了，这是一场共同利益的围猎，大家都心照不宣，一致动员，各就各位，各举各枪，一旦有人开枪，所有人都会开枪，一个活的也不会剩下。五六十票还是给了面子的。不把事情做绝是小城人的一种生存哲学。
我看清了一切，心也彻底的凉了，我感到了一种清醒的悲哀。
但放在今天来看，当时的我是多么的稚嫩，自以为弄清楚了这件事的全部原委，甚至还对自己的分析能力感到得意，但事过十五年以后，当我再一次去北京时，我才刚刚弄明白了这件事的真相，其复杂程度、深层次的原因，以及一些隐秘的交易，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甚至至今仍不十分了然。当然，这是后话了。
张书记走后，官场上再也没人提及他，无声无息的，连“看电影”的笑话也没人再说起，就像从没有过这个人似的。
一天张书记的秘书和司机约我坐坐，这是小城人的惯例，在一起工作过的某个人走了，不但要给此人送行，因此人关系而有过交集的人事后也要一起坐坐，因为关系不能断了。在一个昏暗的小酒馆里我们三人大喝起来，喝着喝着秘书哭了起来，边哭边说：“这4年白干了，半级都没提，还中组部的呢，有这种中组部的吗？”，他这一哭把司机哭恼了，一拍桌子骂道：“你哭个鸟啊，还摘下眼镜子哭，没出息的熊样，我不是一样白给他开了四年的车吗，什么都没弄上，连酒都喝不上，我还当了八年兵哩，也是一样没弄上，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就这样骂骂咧咧议着张书记。
喝到大半夜终于散了去，我看着他俩扶着墙高一脚低一脚的醉醺醺的回家去了，我也一路扶着墙回了槐厅，又扶着大槐树站了很长时间，那晚正好有月亮，大槐树的枯枝倒剪着月，落下满地的萧瑟，有一种“风吹叶落枯枝冷，月落庭空影许长”的味道。
终于有一天有人问起了张书记，那是槐厅的邻居，一个拄着手杖的老太太，看见我问：“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听见那个大嗓门哇哇了？”，我说：“他回北京了”，老太太问：“还回来吗？”，我说：“不回来了”，老太太：“哦，那倒好，倒也肃静了”，边说边拄着杖走了。这时正好一阵风吹来，大槐树的树枝颤动着，像是在点头。
我心里为张书记鸣不平，有一次在赵主任家里说完事后，又说到了张书记，我问赵主任为什么小城没有一个人记住他，赵主任反问我：“为什么要记住他？凭什么让人记住他？”
我怔了一下：“不管怎样他也在这里干了四年”。
“他是在这里干了四年不假，但干过一件事吗？干成过一件事吗？”，我想了想无言以对。
赵主任有点激动起来：“为官一方怎么也要为这一方的老百姓干上几件事，那怕干一件事也行，要扑下身，要下实法子，老百姓才会记住他，占着茅坑不拉屎，老百姓凭什么记住他？”
我想了想反问道：“翟市长干事吗？”，
“老翟是一个老滑头，越老越滑头，但早些年也算是干过一些事的，至少写写画画有能力”。
“那李书记呢？”
“他算是个干家，也干了不少事，能趴下身下实法子”，停了一停又说：“当然也有不少毛病，这年头谁没点毛病呢？”。
说话时正好一阵风吹了进来，把窗外槐花的花香带了过来，赵主任像想起了什么，站了起来走到窗前，用手指了指他院子里的那颗槐树：“我给你举个槐树的例子吧，你知道槐树有什么名堂吗？”，我一听高兴了，又摇头晃脑说了一遍“槐为三公”的典故，赵主任哈哈的笑了：“这是文人的胡诌！你听听我说的槐树”。
赵主任边踱着步，边扳着手指：“我们个地方槐树最多，因为接地气好养活，老百姓愿养。你看槐有花，花有白有黄有紫，花可观，种在院里能成一景。花有香味，香气四溢，沁人肺腑，很远就能闻到，香可闻。花还可食，能炒鸡蛋做饼下面条，是老百姓不花钱的解馋之物。花结的果还能入药，治不少病。还知四季懂冷暖，夏能成荫挡烈日，冬落树叶透太阳。老百姓最后不想养了，砍了还能当柴烧，你看槐树浑身都有用，都是宝啊！做官也得像槐树，不但要好看好闻，还得好吃好用，能帮老百姓挡风遮雨，一年四季都能派上用处，否则老百姓养这种官有何用？还不如去种颗槐树呢”。
赵主任这一席关于槐树的议论让我心服口服，原来槐还有此论，比我的“槐厅”论“三公”论，更接地气更高出一头。
我走出了赵主任家的小院，心里变得释然也豁亮起来，的确张书记是没干过什么事，“没什么好怨的了”，我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和他阐述一下赵主任的这个槐树新论。
但一年后再见到他时却没了这种心情。
这一年的春节，张书记打来电话力邀我去北京，我盛情难却就答应了。
（待续，下见：九，北京官场不易居）
北京当官更要拼能力，运气，靠山，这张书记是不会害人的，好人也难做。当官也是赌一场，在大海中行船，能不能到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