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被关在隔离点的小朋友A还在跟街道交涉,因为居委会要求居民交出每家的钥匙进门去做“消杀”;
为了确认这件事情是个别的土政策还是有普遍性,我专门再去问了别的已知做过消杀的小区B,结果对方的说法是疾控只转运了阳性的,然后对阳性的家里和上下左右的邻居进行消杀,但邻居是阴的呀——所以邻居拒绝的情况下就没有继续做了,而且肯定是在邻居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没有说把阴性邻居也拉走。因为B社区所有阴性邻居抱怨的都是消毒水味道太重家里一塌糊涂等等,还担心因为消毒水浓度太高导致自己中毒,这都说明他们没有因为要做消杀就被拉走。
这是为了确定“消杀”的逻辑是怎么样的,还有如何执行的。
但马上B那边又开始吐槽他们那里的新情况了,居委会倒是坦坦荡荡地发了一条关于他们小区作为防范区提级管理(按照管控级别)的文件,上面有居委会的红图章,里面还提到一旦出现新的感染者,不仅要把感染者转运,还要对同楼层及上下邻居一起转运——于是问题又来了,转运谁是谁说了算?难道不应该是疾控而且只有疾控说了算吗?
于是我跟B那边说了我的看法,就是转运谁只有疾控可以做决定,居委会跟街道都无权决定转运谁或者隔离谁。
于是问题来了,街道跟居委现在到底膨胀到了什么地步?以后会不会还一直这样膨胀下去?
这里不讨论对错和道理,只讨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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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我在这里写东西时间不算长,经常根本就不开评论。这段时间涉及公共事务的多了,考虑后开了一部分评论,但既然是博客那就是我的地盘。如果评论让我觉得不适我就会删除的,让我不适的人我会拉黑——大不了我再关了就是,这个空间对我来说主要就是用于记录,交流是第二步的事情。
......所以不要自找没趣。
居委借口未报备扔掉居民团购食品,刚好是呼应你的标题,事后还大言不惭发声明护犊子,尽显权利傲慢。
都是为了体现制度优势大佬面子,至于韭菜就只能自己多担待了:)
至于说别的城市清零怎么样,我想实际上就是当地人觉得可以承受甚至觉得好,那别人也就没必要多说什么;但反过来如果上海人觉得不满意,那外地人同样没什么立场来要求上海人接受他们的标准和说法。
说起管理,我看中国人普遍都不愿被约束,不光是上海人。据我有限的观察,农村人更加我行我素。文明社会肯定需要秩序,当然管到什么程度还需要智慧。
再往深里说的话就又牵涉到怎么认定生命价值的问题了,大陆现在的逻辑是只要你不是死于新冠肺炎就无所谓,如果你没死?那掉多少体重多抑郁多难受放弃了多少其他生命价值就更没人在乎了......这不是把人当作人,而是把人当作圈养的动物。
所以天朝就这样无限制清零清下去?清个五年十年?恐怕最高层自己都不敢这么说吧?
个体人如果允许自己被他人无限制“管理”,那早晚都会走到这一步。所以我从来就不喜欢那种“管理”他人的视角,也许这就是上海人很多时候跟大陆内地格格不入的原因之一吧。
简单来说吧,一个大系统,如果各个小系统还能维持反馈还能自我纠错,那确实能混一阵子,但也无法抵挡大系统自身的根本性滑坡(比如内地人口大量涌入发达地区这已经被证明无解了);如果小系统的反馈和纠错能力都没了,那就不用往下说了————现在的居委会和街道不就是这样吗?这是换一批大学生就能解决的吗?
我对国内居委会没有特别的了解,不过20年疫情初期的时候我在北京,那时候也有些防控措施,居委会安排了进小区卖菜送快递,我感觉还挺有序的。我离开之前还选过业主委员会,但后来听说不知怎么吵架解散了。小区居民动辄几千人,自治不容易,有居委会总好过没有。
修边补锅式的思路现在在大陆不吃香了,流行的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至于基层管理信息化什么的,恕我直言,我个人根本不认为社区需要什么居委会的管理,恰恰是因为不敢放开让居民们自己管理自己要用居委会这种机构来控制,才会最后导致整个机构受到越来越多来自上方的牵制压力和掺沙子导致主基崩溃————为什么说崩溃?居委会是居民自治性质的组织,结果搞一堆根本不是本地人的来管,无论学历多高能力多强,又有什么用呢?要花多少钱来养这些心不在这里只为钱的人?都是过客心态流寇作风,弄一群蝗虫白眼狼来对当地搞殖民么?外来人员管理基层的死结不在于他们的能力,而在于他们没有要把地方搞好的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放10年前你说的这些没准还有上海人会抱有幻想,现在已经太晚了,这座城市已经永远回不到岁月静好的氛围里了。
封城对不对我不知道,清零我还是赞成的,尤其是国内老年人大多不住养老院,很容易感染,也不可能把他们集中隔离起来。共存的话医疗资源很悬。
还有一点让人迷惑,上海已经这么商业化了,封控为什么不允许电商卖货,而要搞什么政府大礼包?给居民发钱网购,政府监督一下物流,然后集中力量帮不能网购的居民,不是更省事吗?当初武汉封两个月也没见饿肚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