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过的自杀者

我见闻的自杀者

高世正

关自杀这一问题：本人见闻的自杀者，其总数者无从谈起，只韌各层人士的自杀和知名人士及亲属的自杀，国外都有，许多情况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只知道大右派储安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在人间蒸发了。我只谈我能够知道的一些情况。

在我国“三反”和“五反”，是“自杀”的高潮，当一个阶层人们普遍受到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他们普遍感到对前途绝望，更感到生活毫无尊严时，“自杀”实际是他们的一种绝对的最后抗议。当时“自杀”成了一种普通行为。

有文献报导：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景：自2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病者，即不下万人。医院是最忙碌的单位。内科、外科抢救自杀者的工作量最大、接诊中风、神经病人成了急诊大夫们最大的任务。

自杀方式，以跳楼、投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公园和花园楼丛中，经常吊死者3---5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死亡，跳江（河、湖）死者更多。有人说中国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死亡人数在25万以上，从官方查不到具体的死者数字。当地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发出爆满。

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特点，为了死后不给家庭找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人民政府的“德政”。

总的看来我国毛泽东时代各种政治运动，自杀者众多，一打三反运动是自杀高潮，人所共知，据众口相传，形式上各种各样，自缢、服药、跳楼、触电、投河、投井、抢枪击、刀刺、还有人被迫患了精神病等等、应有尽有，本人所見闻，有以下事件：

 

一，我見到的事件：

反右时我只看到过一个学生跳楼，四个学生一人抓住一肢抬着往校医院送，其他未见过。也未听说过哪个学校有自杀者，清华学生中的右派冯国将说：钓鱼台有自杀者，但是谁，什么情况，他都说不清楚，只能承认是造谣。

反右派运动我的朋友周光璧受苦最大，他写的东西在网上发表了。序言还是我写的，前文写过我一位姓周的朋友，这人很硬，困守时期叫他写过检查，可以摘帽，他说我没有错，就是不写，又当了20年右派，直到右派改正时，补给他一袋白面（50市斤），他从南阳市用自行车推回家，30多里的山路啊！大年三十下着小雪，孩子还在家等着白面包的饺！我说他是新时代的杨白老，他说杨白老是我，我这事是真的。

我有一位姓杜的同学，还坐过同桌，他学习成绩优秀，家庭条件好，父亲是开封市名人，又是河南省民盟负责人，母亲是一个老实本份的中学教员，他被选拔留苏（当时看是一步登天了，现在看来出国留学并不难），现在该同学健在，在中科院工作，还是在开封高中的一张名片。他父亲的问题就出在民盟，反右时被“反”上了，在水桶里自杀身亡。母亲在家中门楣上上吊自杀，不知他这位学者有何感想，走向自杀的道路！

1，我亲眼看到一位职工（不知道是工人还是技术人员）迅猛地爬上冲压分厂东南角的消防梯，然后跳下，当即毙命，因为他动作迅速，真正看到全过程的人不多，在他爬上房顶时，我还认为他修房顶，没有人意识到他自杀。

2，我们单位（基建处）设备科有位科长叫姜培煌，为人十分老实，他从落锤工部钢架顶端（大约18米高）跳下，头摔在钢筋上，惨不忍睹。他并未挨批斗，按当时的标准他也没有该斗的问题，但是他为什么会死呢？是他上去有事，不慎失足摔下去吗？否！落锤工部是用来砸碎铸铁废品件然后重炼用的，与他毫无关系。成了一个谜团，时间长了，将要被人淡忘了。

3，还有一件戏剧性的事件，有位老工程师三次自杀未遂，前不久才去世，活了九十多岁，他也没有第四次自杀，其中有一次自杀未遂的行动很有意思，他拿一把铁锤自己猛击自己的头部，打过劲了，打到头的后面，自己只挨了一锤把子，轻伤，傍观的工人群众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动手能力差，为什么自己头都打不准呢？”，他为什么这么坚决去死呢？原来国民政府时期他上过航校。

4，再讲一个自杀未遂者，动力厂有一个姓周的老工人，山东人，闯关东，抗战胜利那年他参加了光复军，接受东北某地，后被解放军俘虏，参军后参加四平攻坚战，他看打死的人太多，逃跑了，逃到长春一个表哥家，长春围城时几乎饿死，后就当了工人（管道工）。文革时，清理阶级队伍子运动中，他的罪名是大土匪（光复军那段历史），

缴械投敌（他是逃兵，但未缴械，更未投敌），斗的受不了啦，跳到铸铁分厂转炉车间那个冷却水地里自尽，他水性很好，淹不死，很难受，他又爬上来，还是死的不坚决。

1. 母女二人投河自杀。这是我厂同事的亲属，河南滑县抗日战争的烈士家属，丈夫抗日陣亡（死亡）战场，四十多岁的妻子，守着几十畝地出租养活四个孩子，大女儿才十六岁，下面三个男孩，小儿子八岁，生活并不富余。土地改革时划分为地主，这个寡妇女人载上了地主帽子，土地、财产被分光了，还经常开会批斗她，避着她嫁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光棍，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她投河自杀。她死之后农会又避她十六岁的女儿嫁给当地出了名的小流氓，女孩被逼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一个月后也投河自杀，三个男孩无生活出路，要饭逃亡山西省了。

 

二，文化大革命尾声的大讲一清查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自杀问题，多属造反派红卫兵把“牛鬼蛇神”逼不得已，走向自杀的。另有派性斗争，虽然他们利用了地方权利，但与中央有关系、是上层指挥的，这种斗争文革中叫做“翻烧饼”，一个时期造反派得势了，拼命整保守派，又过一段时间 “保守派” 胜利了，就去整整过他的 “造反派”。因为 “造反派” 始终未真正掌握地方权，故没有将“保守派”绑到刑场，执行枪毙的权利，也就是说没有打“保守派”。文化大革命的几件事，规模不小，但还是伤及更多的人，那个凌增麟的例子。

1，一位姓赵的年轻人，（当时恐怕不到30岁）“造反派”，打过人，后来一打三反运动中办他的学习班，（实际是整他），一天夜里，他迅速的跑到电闸开关箱，双手抓住闸刀两相，当即毙命，因为他考虑到通电方便，是光着脚的，至今他的母亲健在，将近100岁了。

2，办“学习班”是对造反派的，秋后算账的好办法，起码洛阳拖拉机厂是这样，洛拖办了一个中牟学习班，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参加的学员有“教练员”也有“运动员”，宋心培师傅就是从那里毕业后被枪毙的。还有一个“南山学习班”，学员大部份是造反派的武斗班子，那里“待遇”更一言难尽。

3，至于文革期间按反右派模式，整群众的过程中，自杀者不计其数。自杀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一是受不了整，二是自认为活下去受罪更大，三是受不起辱，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言。毛泽东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杀这么多人，辱之，譬如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就是一种侮辱行为。国史上我没有读到过这种，敢提这一点的中国人恐怕不多！

一打三反中杀人之后，有幸灾乐祸者说：拖厂的好形势是枪筒子里蹦出来的，一拖公司2018年亏 14.7亿元，又是哪个枪筒子蹦的呢！今天的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又是哪个枪筒子蹦出来的？

据基建处运输科拖拉机司机谭玉煊师傅揭露该学习班，像监狱一样，每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拉屎吃饭用一个盆，该班负责人是运输处的吕某。

从一打三反到文革结束拖拉机厂的主管者是：齐新、王善学、张俊卿、淮先星等。

当时以流氓罪处理过不少人，枪毙过年仅18–19岁的年轻孩子实在可惜，就算真的流氓罪，都应该枪毙吗？让我知道的，最让人不理解的，是那亇小学生，拖拉机厂三小有一个学生，比较淘气，上课时背着另外一个学生在教室里转，也以流氓罪被枪毙了。

最后送一首诗：回忆自杀年月

当您回忆自杀多发的时候，

可能已许多年了，

如同落日微光。

您没忘记、避人于死亡——

时日的惨境！

政治运动射出死亡的光芒。

 

几十年生途的折磨，

几十年痛苦的岁月，

从少年逼在死亡綫，

到今天深思远慮！

牵挂着贫困病痛的生灵，

希望他们会……

 

您一直会认为，

个人的命运的把柄

掌握在誰的手中，

人们的求生心灵，

前方有可歌可泣的陷阱！

人的生命难以預料，

贪去、怕死、

是每一个人之长情，

只因为避人太甚，才走向自杀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