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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返城后的生活

(2021-01-23 12:48:20) 下一个

知青返城后的生活

高世洁

 

文化大革命(总称“浩劫”)十年动荡,破坏了生产,毁坏了建筑,触及每个人的心灵,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最终造成机体的崩溃,各界人们-切向“钱”看。以至文革时期的思想意识仍在延续多年,知青回城艰难,回城后依然痛苦。

 

一,工厂领导的难言之隐

1985年开始,我任职开封市煤矿仪表厂厂长。行政上隶属于开封市龙亭区政府管辖,生产业务隶属于中央煤炭工业部制造局和河南省煤炭厅,管理层次错综复杂,作为企业领导,与各路上级搞好关系是一种必要的艺术和觉悟。中央煤炭部每年在不同城市举办两次订货会,各企业主展示自己的产品,获得订单。如果和煤炭部有关领导搞好关系,你有可能被安排在与客户最近的住处,得到订单的机会大大增加。反之,领导可能完全不邀请你参加订货会,没有邀请函,什么也做不了。为了讨好这批当权领导,企业主们使出浑身解数。八九十年代时,还不敢直接送钱,都是送礼。每年春节前,我都要开车去北京,送去酒,特产等等,那时候的好东西。其次要“走红门”,这个门里都是主管领导最亲近的人,妻子、儿女和情妇,力所能及的帮他们解决困难,就能与主管领导搞好关系。一次,中央制造局领导的儿子结婚,下面的各个企业主挖空心思献殷勤,最后我帮领导儿子的婚房铺了地毯,他非常高兴。还有一年中秋的下午,省煤炭厅的一位领导夫人的车子在距开封200多公里外的柳河镇出了意外,她让我去救援,我把6岁的女儿放在副厂长老郭的家里,与老郭开车马上出城。在公路上找到他们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了,安排住宿,吃饭,第二天中午把领导夫人安全送回郑州。那年年底省煤炭厅颁发给我个人一个“优秀企业家”奖状。

法制和民主在乱世之秋形同虚设,社会软科学大行其道。作为一个企业主,背后必须有靠山,要么是黑社会,要么是公安。每个企业主每年上缴给公安局3000块钱,就能得到一个公安局工作证,美其名曰“保护企业家”。我深知这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有一次,我扣了一个工人的奖金,有个小地痞便找来我家,摇着明晃晃的匕首示威。在我亮出公安局工作证后,他脸色一变,立刻把刀收回去,语气也大变,灰溜溜的走了。

人大代表选举实际上也是上级任命的,区里指定每个企业主为区人大代表,代表每个企业的工人。每次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时,我们都要参加特殊的学习班,定调调,画框框,告诉我们党确定了谁,意思是我们只能选他,仅此一人。投票当天自然是百分之一百通过。这就是“定额选举”,并非民主社会中的“差额选举”。

中央对地方的高压专政也一直延续到后文革时期。若社会上发生其他事件的期间,全国处在紧张戒备状态,区领导要求每个企业主确保自己的下属工人不上街闹事,否则拿我们试问,具体办法企业主自己想。最后我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设立了一个“安定奖”,只要不上街闹事,每个人发奖金100元。那时候每人每月的工资只有200多元,100元是很大的诱惑。“安定奖”让我和工厂平安度过各种特殊时期。

这种高度的压制和控制,一直存在于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我们所看的新闻经过筛选,我们的所说所做不能违背党的利益。大姐高耀洁的“防艾”之路几经坎坷,我们全家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怕她要出国说真话,政府当局却将她软禁于家中,5 0几个便衣24小时监视,我被当作人质,一同被关在她家长达两周。安全局的特派员更是不定期造访我的工厂,对我施加压力,到目前为止已长达8年之久。

红卫兵们坚持将“专政”执行的彻彻底底,不给人民表达异议的权利。并且在运动后没有对为非作歹、贪腐之徒进行惩治,变相助长了贪官的士气,他们更加变本加厉,肆无忌惮。

 

,私营企业处境更难

我有个包工头朋友曾经向我诉苦,他通过竞标得到了开封市政府的一段修路工程,自己垫资几百万,完工后政府却一分钱没给他,最后倾家荡产,没钱发给手下的农民工,被追债,堵门,焦头烂额。最后不了了之,他投的几百万血本无归,农民工白白做了几个月的苦工,政府拿到修好的路,开始建关卡收费。殊不知,电视新闻上广泛斥责的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还有更深的原因没有挖掘,也没人敢挖掘。

1993年,我退休后开始自己办厂。客户中私企、国企都有,却往往是很多国资大厂一而再、再而三地拖欠货款,甚至不给。每年因此的损失都在3-5万,对于一个私人小企业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一次,湖南的一个大型国资企业,几万块的货款,欠了两年之久都不还。经办人刘某某夹在中间实在为难,告诉我说,领导曾经对他们讲:“要你们这些人去干啥,就是去拖(货款)去骗(货款)的……” 另一家山东的国资企业,欠了1万多货款,收到货后多次打电话催款,对方一直说找不到负责人,后来说原负责人已调离,拖欠的款不属于现在的负责人管。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可谓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这种层层的坑骗,受益最大的是那些少数的顶端领导人。某中央常务委员的儿子早年在澳洲悉尼最顶级的住宅区斥资2亿买下一座城堡,正对悉尼歌剧院,却因为不喜欢房子的样子,要拆掉重建,预算2000万。这已是几年前的新闻,与如今曝光的贪腐数额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

文革提倡斗争,永无休止的斗争,文革鼓励人们黑材料“整人”,大义灭亲,怀疑所有人,检举所有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夫妻子女,亲戚朋友等等。白色恐怖无形中限制了人们的言论自由,一句话,一个字都可能让自己和家人一辈子翻不了身。不安和恐惧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信,人们不再讲仁义道德,互帮互助,变得自私、嫉妒和不信任、虚伪欺骗已成了当代的风俗时尚。

通常,与我打交道的国企的采购员负责订购仪器,货到入库后,如果金额小,采购员会直接从财务将钱领出,付给我们。但有些国企的采购员就丧失了做人的几本道德,私吞是常有的事。安徽淮北一家国资厂的采购员,我打电话向他催款,问他:“钱提出来没有?”他答:“提出来了啊。”我又问:“那钱呢?”他说:“钱我花了。”说的如此理所当然,似乎他的行为合情合理,毫无不妥之处。文革把人的良心道义都“革”掉了。

我的工厂每个月要向龙亭区税局报税,年底的时候,经常会有税局业务员来厂里“拜访”,说是拜访,其实是要钱。理由是:上面下达的税收任务完不成,要我“再交点”。如此直白的张口要钱,没有据可依,没有理可讲。他要,我就得交,否则,厂就办不下去。到底谁是谁的“公仆”?

这些一代代接班人多是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们,他们掌了权,才是文革最大的后遗症。社会上一切不合情理的怪现象都来源于主宰者的主导思想,要想消除文革后遗症必须从他们做起,抛弃毛氏学说,清楚毛氏阴魔和鬼蜮伎俩的影响,恢复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道德五常(仁、义、礼、智、信)社会文化提倡四维(礼、义、廉、耻),放弃毛氏遗留的罪恶思想,中国才会真正的兴盛。

 

三,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帝国主义(美、英、法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从而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这就是毛氏学说,宣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等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每-个人生存的权利!”,其实呢?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文革期间毛氏学说驯造了一代,没文化,没头脑,没诚信。没人格的忠实信徒----红卫兵一代(官二代)。从根本上来说,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党卫军”,“冲锋队”,继承了“毛氏学说”,并在文革期间跟随毛泽东的,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葬送了诚信思想与社会机制;也颠覆了人民对社会的正义感和人文关怀的意识;培养了中国人好斗、诈骗和虚伪的性格;对知识分子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使许多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也不敢关心。最后,中国变成了一个充斥着贪污腐败、拉宗派、搞团伙,互相吹捧,玩弄权术、整人害人、打击异己、口是心非、造假成风、丧失诚信和仁爱、缺乏礼仪和修养、道德败坏、不讲原则、为所欲为的畸形社会。

就是这一代造派、红卫兵,在后文革时期,用“毛氏学说”的理念一直主宰着中国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教育科学,金融,商业,国民经济和层层政府机构。总之,中国的一切都是他们主宰着,他们是政党的化身。在中国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是一支谁也无法与之抗衡的力量。接踵而来,就是在他们思想体系下培养起来的红小兵(官三代),几年后就要接班,这是文革后遗症的症结。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千万种不合情理的怪现象,大家有目共睹,都是来源于主宰者的思想理念。

写于201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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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利 回复 悄悄话 一段历史,一段人生,一个奇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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