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沙石峪网络博客
欧洲，真是一个很值得琢磨的地方。这里是现代工业经济的发源地，而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充满生机；这里的人们经常被指为白左，不乏天真善良，但也给自己酿造了很多麻烦；按美元计价的名义 GDP计算，欧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应对俄罗斯的威胁，尤其是在对乌克兰的援助上，却软弱无力。
我们如何评论欧洲？自处型社会在《雅典与斯巴达：我说的自处型社会与竞争型社会的雏型》那篇文章中，我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只要一群人以群体的方式生活在一起，有一个基本的、原初性的问题就会不时地缠绕他们：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是更抱团一点，还是更松散一点？抱团意味着更多的约束，更多的个人放弃。但无疑会更有力量，尤其是对外的时候。而松散则恰恰相反，人们会生活得更舒服，更自在，说不定还更有创造力。选择哪一个？整部人类文明史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为此，我曾提出一对概念，自处型社会与竞争型社会，来描述由此形成的两种不同类型的选择。这里的竞争型社会可以更准确地称之为对抗型社会。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形态和体制模式。历史上的雅典和斯巴达，就是这两种生活形态和体制模式的雏形。 如果说雅典和斯巴达是横轴上的对照，历史上的丹麦和今天的丹麦，就是纵轴上的演进。据说，在丹麦一官方网站的首页上，就坦荡地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曾经是凶残的维京海盗，但现在我们是世界上最和平的社会之一。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更进一步可以演伸为社会的治理体制和权力结构。如果我们用最直白但有点不太确切的方式来理解，就是两句话所体现的理念。一句是，个体的自由符合人性并造就活力；另一句就是，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铁，团结是钢。这是如何组织社会生活，如何构建人与人关系问题的基础性问题。
如果按照这个脉络来理解，现在的欧洲可能就是这样一种自处型社会的模式：自己生活得很舒适，但要和别人对抗，真有点不行。因为他现在的制度模式就不是为这个设计的。有事商量办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决策的程序上。
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民主体制。这种体制与前面所说的自处型社会是相一致的。在一种以人们如何生活得自由幸福为目标的自处型社会，一些重大的问题当然要靠民意以及相应的机制来进行决策。一般地说，在没有面临重大挑战的情况下，这样的决策过程，哪怕是效率低一点，仍然是为人们所乐见的。但在遇到重大外部威胁的时候，这种体制的弊端就开始暴露出来了。人们都在指责，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优柔寡断，整天在开会，议而不决。其背后的，就是民主体制固有的协商妥协、权力分散、多元利益博弈等特点在复杂国际局势下的体现。
首先，欧洲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是脆弱多数，有的甚至需要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这时民意中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不顺应民意就会失掉选票甚至执政地位。而作为一般民众而言，不可能人人都是世界主义者，或者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人们首要关心的是柴米油盐，是物价福利，而不是世界上的正义与是非。表现在体制上，就是碎片化的多党议会政治。多党议会政治的好处是，每一种诉求都有政治上的代表，弊端则是施政能力受到限制。
前一段时间，德国通过了创纪录的超过800亿欧元的国防预算，但国内也是批评声音不断，如何落地还是一个问题。与此同时，这种脆弱多变的决策机制，也往往导致战略的模糊与短视多变。而在欧盟的层面，决策效率的低下更是显而易见。漫长的协商与博弈、民主体制强调的程序正义和广泛参与，这在国内事务中有时还可能是优点，但在需要快速反应的危机中，则可能成为负担。 欧盟由27个成员国组成，每个成员国都有自己关心的利益和国内政治考量，这必然使得谈判过程变得漫长拖沓。
和平主义人格在历史上，欧洲是战争最频仍的一个大洲。有人统计过，在二战之前的1000年间里，只有15年的和平时光。给人的感觉是，谁和谁都打。从粗线条的线索来说，就有北部的蛮族与南部的罗马之间的战争，西部的英格兰岛国与欧洲大陆各国的战争，有东部的斯拉夫民族与中部日耳曼民族的战争。而在同一民族内部，往往也是战争与冲突不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有长达几十年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尽管欧洲是处在冷战的最前沿，但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南斯拉夫内战爆发之前，欧洲这块土地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像样的战争。在整整80年的时间里，整个欧洲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之下。和平带来的是繁荣的经济，是岁月静好的生活在岁月静好中，生成的是和平人格。这种和平人格在欧洲领导人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马克龙就是个典型的70后，他出生于1977年。其时距离二战结束已经32年，按照时间推断，甚至他老爸可能都没有太强的战争记忆。不但马克龙，就是欧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是在和平的蜜罐里长大的。他们是温室里的花朵，在复杂面前天真，在暴力面前懦弱，他们爱讲道理，不善于争斗，甚至经常是非不分地挥洒道德。于是，在人们的内心中，战争的形象在改变。
美国政治学家英格尔哈特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以自己量化研究的数据证明：现代富足的生活与人们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使得人们对战争伤亡的接受程度在降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每天死亡高达2500人，但美国在越战中总共死亡了58000人后，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了3000人后，战争就失去了公众支持。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美军的总人数相当于二战四个小时死亡的人数，但美国人不能容忍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比如，日本青年人表示愿为国而战的比例最低，只有10%，德国是30%，也非常低。要知道，这两个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这种变化表明，现在，他们的生活、生命与战争之间的天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是好是坏，如何评说？骂欧洲，现在是一件很流行的事情。俄乌战事，久拖不决，人们想想就窝火，于是迁怒欧洲，骂欧洲；有人指责特朗普偏袒俄罗斯，其拥趸也以骂欧洲来回应，似乎骂了欧洲就可以为特朗普卸责开脱。确实，在一个丛林主义的时代，按照丛林主义的法则，对欧洲的责骂和奚落，可以找到各种合乎逻辑的理由。
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更开阔一点呢？难道你真的觉得好斗的、时刻准备对抗的、大家拧成一股绳的、杀伐决断出于一人的模式是一个应该努力争取的生存模式吗？因此，我对欧洲会有种种责备之意，但却很难骂得出口。就像面对一个在流氓面前软弱无力的文弱书生一样。也许，这也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种尴尬吧。
作者：孙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