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大火,剧中“建丰同志”台词广泛流传。
蒋经国,字建丰,所谓“建丰同志”,就是蒋经国在“储君”阶段为台湾军政高层最为流行的称呼。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建丰同志”称呼却是最早见于抗战末期。
本文则讲述这段往事。
一、回国。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联合抗日成为中国国策。
国策确定,中日关系每况愈下,中苏关系快速升温。
1937年3月,春寒料峭。
在海参崴火车站的电报房,准备带队由苏联归国的华裔几位联共(布)负责人下了火车,在登上海参崴往上海的轮船之前,向斯大林发了归国前最后一份电报。
电报内容不详,大意表示回到中国的工作决心等等。
在电文上签名的带队的两位同志,后来名噪一时,都是对中国和世界影响极大的人物。
一位是康生。
另外一位名叫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
他就是蒋经国。
蒋经国回归正值七七事变前夜,当时中国,军阀政客勾心斗角,军令政令尤其混乱,民心士气一盘散沙。
于是,在中日战争即将爆发的最后关头,中国高层为预备抗战,更是抓紧统一国家之军令政令。
蒋介石和宋美龄尤其如此。
1937年4月,南京,中国航空委员会暨中国空军部总部。
当时,中国航空委员会和总统府近在迟尺,然而,筹划建设中国空军的宋美龄却很少与蒋介石见面。
然而,某天,她非常惊讶收到一封来自奉化的电报:
“儿与大人之媳及孙已安抵奉化,日夜想见父母之面甚切。此请福安。”
蒋经国在苏联数次发表声明谴责父亲,心有愧疚,回国之后首封私人电报发至中国航空委员会而非总统府,宋美龄心中明白,蒋经国既是委婉认错,也是曲线询知蒋介石态度。
4月18日,杭州,笕桥航校。
宋美龄邀请蒋介石参加空军工作会议,会后,蒋介石夫妇视察笕桥航校及被寄托厚望的空军新力量,等到次日下午,蒋经国才得以人子之礼,带着蒋方良拜见了蒋介石夫妇。
此时,蒋介石父子离散已近十二年。
面晤随谈良久,蒋介石带着对儿子的担忧匆匆而去。
俄人长期洗脑,蒋经国问答失据,确实让蒋介石失望。
不过,父子天性使然,蒋介石抵达南京,为莫斯科潜移默化十余年的蒋经国指定了一位特殊的政学系精英,要求他与蒋经国砥砺切磋苏联、孙中山、曾国藩的治国理念。
这位政学系精英,便是前爱国将领徐树铮之子徐道邻。
徐道邻在1935年曾经以外交、国势剖析世界局势,撰写了名噪一时的警告日本鹰派的雄文《敌乎?友乎?》。
徐道邻不信仰主义,淡泊政治诡计,就是纯粹的钻研、思考、智囊型人物。这也是蒋介石之所以选他为“太子师”而不是其他人的原因。
事实上,蒋经国和徐道邻在这段时间共同研修国学、政治和宪政,不仅影响了蒋经国在抗战时期的施政风格,更是确定了蒋经国后来治台的理念基础。
无疑,徐道邻确实成为影响蒋经国走出意识形态桎梏的重要人物。
后来,几乎所有相关蒋经国的回忆录,都记载和承认了徐道邻对蒋经国的影响。
抗战期间,蒋经国在对新兵训话。赣南曾经是第九战区主要后勤基地,兵员尤是战时最重要工作。
二、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
就此,全面抗战拉开帷幕。
这时,蒋介石禅精竭力领导中国抗战,蒋经国作为蒋介石长子,正值血气方刚之年,眼见外敌入侵,自然跃跃欲试一试身手。
为此,他多次找到另外一位“太傅式”的人物,新政学系领袖熊式辉,要求转呈他参加抗战决心。
1938年元旦,经过熊式辉提请,蒋经国临危受命,担任江西省保安副处长,少将军衔。
就此,在苏联曾经有多年基层军、工单位工作经验,颠沛流离异国他乡长达12年的蒋经国,终于有了报效自己国家的机会。
蒋经国这次就职是否实为蒋介石为太子的镀金之举?
不得而知。
但是,江西省当时为中国抗战主要战场,江西保安处更是关系全省治安、新兵、备战等重要单位,可见蒋经国资格尚浅,却可以一步就任少将副处长,必然乃父提拔无疑。
不过,抗战期间,蒋经国没有在重庆陪都受职,没有在炙手可热的国民政府、军事机关等核心岗位就职;没有进入黄埔系嫡系军队里就职;更没有与其他抗战外交、外捐、后勤、金融等等肥缺出现丝毫关联,可见蒋介石对他的栽培,确实意境深远。
历史徐徐展开,蒋经国在江西作为,确实不负乃父期望。
三、江西。
1939年,蒋经国在江西保安处副处长职务上再进一步,奉调来到国军第九战区辖区之江西省赣南地区,出任了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
终于升官了。
这时候,蒋介石与他书信往来,抬头总是称呼“蒋县长”。
赣南位于中日长江大决战主战场侧翼,是抗战国军最为重要的第九战区的重要的兵员、粮秣基地,职责重大,不容稍微闪失。
于是,蒋经国到任伊始,全力整治吏治、发展经济、宣传抗战,承责为第九战区直接输送军资、军粮、兵员……
履职赣南期间,蒋经国恪尽职守,没有去过江西省老大熊式辉的办公室指手画脚,也没有跑去薛岳的第九战区司令部颐指气使,反而按照重庆大本营、第九战区、江西省政府要求,签订了就职失责即甘当军法的军令状。
就此,他在熊式辉、薛岳等人的“战战兢兢”指令下,也是“战战兢兢”当着他的蒋县长。
蒋经国在赣南激进推广苏联经验,颇受重庆争议。
赣南地区,山陡路险,贫瘠荒芜,经济落后。
然而,赣南在抗战时期战略价值极为重要。
赣南既是第九战区应对正面日军主力的战略回旋纵深,又是支撑第九战区持久抗战的前方基地。
是以,蒋经国实施新政,惩治腐败,变革民风,限压豪强,禁毒禁娼,奖耕奖勤,每日带领随从现场办公,曾经走遍辖区,由此得到赣南军民赞誉。
他们民间称谓“蒋青天”。
一个蒋县长,一个蒋青天。
这两个称呼,白描了当年蒋经国,看去确实神清气爽。
四、赣南“萧何”。
楚汉战争,萧何保障后方,向前线源源不断输送士兵、粮饷,帮助刘邦决胜项羽,被评为头功。
蒋经国在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任上,工作性质类似萧何,可谓第九战区的小号“萧何”。
1939年12月12日,日军企图打击蒋介石的抗日决心,遂以战机轰炸了奉化溪口地区及蒋家老宅。
蒋介石前夫人,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遇难。
消息传到重庆,正在部署1939年冬季大反攻的蒋介石悲愤交加,只能亲笔致信“蒋县长”,“顷接张恺电称,家中被炸,希即请假回家,照料理一切为要。”,要求蒋经国务必回家安葬母亲,以尽子孝。
拿着父亲的电文,蒋经国念想慈母,郁闷愤慨,泪如雨下。
“孤臣孽子,愁闷孤独,操心也危,虑患也深”
対生母的孝心,对继母的理解,对父亲的敬重,对自己走过弯路的懊恼,以及诸多情绪纠缠,使得蒋经国千种思绪,千言万语,最终汇成国恨家仇前的誓言。
“吾人立志革命,早以为国忘家,只求对民族子孙能永久获得自由独立,则一家之生死尚且不顾,何惜死后之尸身。”
当时,蒋经国回到奉化溪口安葬母亲,在坟前咬牙誓言,“以血还血!”
再到赣南,“蒋县长”日夜操劳,六亲不认,只认工作,不讲人情,只讲抗战,完全进入抗战县长的角色。
诸多记载,称“蒋县长”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豪强。
却以菩萨心肠走访民生、民情。
就此,简政、廉政,成为励精图治下的赣南官场的常态。
蒋经国得到赣南人民的拥戴,人人皆称“蒋县长”为“蒋青天”。
就此,作为抗战第九战区的后勤主要地区,赣南在战争中生息、成长,若干学校、医院、培训班、廉政署、征兵办和新兵训练中心纷纷兴办,如雨后春笋……
1940年,苏联关闭中国内陆海关,彻底关闭了中国往欧陆的后勤线。
自此以后,直至远征军打通滇缅路之前,中国几乎再无进出口通道。
中国抗战陷入物资极度匮缺的窘境。
不过,在这个阶段,蒋经国在赣南经过数年励精图治,面貌一新,开展生产发展经济之外,更是源源不绝向九战区输送军粮、军资、兵员。使得曾经全省经济落后的赣南地区,已然成为第九战区重要的战略后勤基地。
蒋经国回国数年,成为“蒋县长”到“蒋青天”,多多少少有着人们认定了的“太子”因素。
然而,相比中国诸多无能和无聊的“太子”,蒋经国能够在偏僻、荒凉、贫瘠的赣南一干多年,做出极大响动,成为第九战区的“小萧何”,这些耀眼政绩本身,也就备注了蒋经国确实具有超人行政和政治能力。
其中,“抗战建国,首重兵役”。
赣南是实施征兵制改革的主要试点基地。
抗战期间,无数江西热血青年由此征兵、训练,而成为战士,走向抗日战场。
尤其在抗战后期,蒋经国在赣南练兵及组建青年军,成为中日最后决战阶段的抗战生力军。
蒋经国在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任上,保障后勤得力,数次得到重庆和战区嘉奖,可谓“赣南萧何”。
无疑,这番政绩为他跻身政坛、漫步峰顶,奠定了丰厚的政治基础。
五、妄称“太阳”。
然而,蒋经国却又被撤职了。
很难想象,蒋经国在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任上,从干的风生水起至遭到第一次仕途挫折,居然因为一个关于“太阳”的口号。
毕竟,蒋经国在苏联的12年,正值苏联走向权威巅峰及全面“肃反”的12年。如此潜移默化,有样学样,年轻气盛的“蒋青天”一旦做出政绩,难免耳濡目染,年少轻狂,有样学样。
但是,为拍“蒋青天”马屁,手下人写了一首“太阳”之歌助兴。
很快,这首赣南民歌被人传到了重庆。
当时,正和诸多幕僚午后茶聊的蒋介石听完“讴歌”,怒摔茶杯,扬声大骂蒋经国。
娘希匹。你当太阳?
如今,在公布的蒋介石日记里,在抗战时期的相关蒋经国的记载,不乏可见他对蒋经国满脑子稀里糊涂的苏式思想的莫大担忧。
摔杯骂完,次日,蒋介石一纸令下,蒋经国被调离赣南。
这位宵衣旰食,惨淡经营赣南抗战根据地的“蒋县长”,看着辛苦首创的朝气勃勃的赣南新秩序,新经济,以及恋恋不舍的部属、百姓,于讪讪离职之时,却又似乎醒悟,“人在走路时,转弯最重要”。
父爱,使得蒋经国仕途遭到第一次挫败,却也为未来崛起夯实基础。
回到重庆,蒋经国立足未稳,便遇到蒋介石严厉的训斥。
回到重庆,蒋介石一反“慈父”态度,对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的激进举措、极端行政等等,以及对他在新政小有成就,便轻浮宣唱“太阳之歌”自嗨,予以了重责。
无疑,蒋经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蒋经国,他的努力之外,很大程度,确实因为他的父亲为蒋介石,并非其他人。
痛骂之后,蒋经国被蒋介石闲置一旁,得以反思自己,“我们做事,初意虽在于为民众谋利,而有时结果,反而使民众受苦。”
如此敢于反思,敢于认错,闲置在重庆的蒋经国终于再度被蒋介石启用。
为打开蒋经国眼界和更深层认知中国,蒋介石要求蒋经国带着蒋纬国,专门考察了大西北军事、经济、文化、风情。
这次考察,蒋经国专门研究发展敦煌旅游,开发玉门油田。
在远离政界,远离重庆的大西北,洁净的天空,广袤的原野,丰饶的资源、勤奋的人民,都使得蒋经国心胸更为辽阔。
这次旅行,尤其让蒋经国对抗战后重建中国,充满着近乎乌托邦的希望。
在这次考察大西北之后,蒋经国似乎明白了从政的真谛,也就渐渐从“蒋县长”“蒋青天”变成了后来的那位蒋经国。
可见,蒋经国的人生,确实富含哲学余味,就是有一位优秀父亲,确实对男人的成长非常重要。
1944年,考察归来,蒋经国再次出山,被任命为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及三青团政治部主任。
就此,蒋经国俨然与军界大佬罗卓英、黄维等比肩,又是民国政治主要力量数十万人的三青团党魁,可谓当时政界、军界独当一面的政治新星了。
期间,蒋经国主持编练了中国抗战主力军青年军。
抗战后期,青年军为对日作战最凶猛、最精锐的生力军。
然而,抗战结束了,蒋经国主持组建的青年军整编为第31军,号称国军最精锐部队,却又大部战损于国共内战,剩余部分去到台湾,成为蒋经国后来走向政坛巅峰的军队基础……
六、尾声。
赣南实践、西北历练,等到1945年抗战胜利,蒋经国为蒋介石精心打磨的重剑,再度出鞘,直指东北。
早在1945年6月抗战胜利前夜,蒋经国以蒋介石个人代表身份,随同宋子文率团赴莫斯科商讨中苏条约。
期间,蒋经国按照蒋介石电示,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就蒙古独立问题进行密谈。同时,蒋经国至少参与宋子文与斯大林五轮会谈的二轮会谈,目睹了中国取得抗战胜利却又痛失蒙古的全部过程。
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愤然辞职,改由王世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字中苏条约,约定苏联“尊重”中国在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中国则同意日本战败后在蒙古举行公投。
同时,也在这个条约上,唐努乌梁海地区被默认割让了苏联。
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举国欢庆。当晚,蒋介石留下日记:“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此耻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
蒙古独立和失去唐努乌梁海地区,对国人刺痛之深。
作为当事人之一,蒋经国至死都没有公开承认蒙古主权和苏联占有唐努乌梁海地区。
9月4日,日本投降,蒋经国被任命为东北行营外交特派员。
10月12日,蒋经国随同东北最高行政长官熊式辉前往长春,负责接受东北及与苏方交涉双边经济事务。
1945年12月,蒋经国再次作为蒋介石个人代表前往莫斯科,就东北问题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进行了两轮面谈。
二战结束,对苏联关系和收复东北问题为国民政府重中之重,蒋介石以有留苏背景的蒋经国为个人代表,协助宋子文、熊式辉,于公于私,都是足见寄予厚望及栽培深意。
然而,鉴于美苏关系摇摆不定、莫斯科对华政策及影响深远、东北局势动荡及适逢国共角逐东北,烽烟渐起等等复杂情况,蒋经国无论出巡东北和出使苏联,都必然会遭到各种挑战和重大挫折。
然而,对蒋经国政治成长而言,这却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历练。
铩羽而归,蒋经国如此亲历各种复杂政治斗争,对中美苏三者关系、国共关系有了更深刻理解,如此痛定思痛,蒋经国以更为成熟和稳重的政治姿态重回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潜心培养党政军臂翼和积累政治资本……
1946年,蒋经国凭编练青年军功劳,晋升中将,主要负责战后遣散10万青年军等善后工作,大量提拔新锐军人和退伍精英进入军队地方要害部门,更得中低层青年现退役军人们的广泛拥戴。
1948年,他还以上海经济督导员、省党部主委等职务,运作上海“打虎”和谋划撤退台湾事宜,将影响延伸至经济、行政、党务等多方面。
从赣南到台湾,蒋经国走过抗战八年,完成了政治飞跃。
也就是这个阶段,蒋经国深感形势严峻,目睹国党内部山头林立勾心斗角论资排辈官僚主义等等乱象,也就在三青团及青年军体系,主张以同志相称,以区别传统官位称呼,为新旧政治势力的分水标志。
“建丰同志”称呼随之出现。
当时,能够进入蒋经国的政治圈子和称呼“建丰同志”的军政官员,后来大多为蒋经国主导的“政治体系”的主流。
随着国党溃败节奏加快,“建丰同志”旋即从三青团及青年军体系的小圈子,向国党政军的大圈子流行开来。
至此,走过抗战八年,在国民政府败走台湾前夜,蒋经国已经从蒋介石长子成为了冉冉升起的“建丰同志”……
作者:流浪的橡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