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沙石峪网络博客
引言。
历史难免被情绪、立场、价值观等等耽误，如是胡适先生笔下各款风姿摇曳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每次出场，总是擦脂抹粉，俗不可耐。
其实，极左极右叙事都是擅长将历史“打扮”俗气，却又猎奇、狗血，往往更能够刺激读者偏听偏信，从八卦奇闻中去窥探所谓的历史……
前几天，我在《卢沟桥事变88年纪：从冲突、停战、政治博弈、再到全面抗战》讲述七七事变经过，就有很多情绪叙事，他们往往过度强调“通州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历史原因等等对全面战争的影响，完全忽视1937年全球乱局之下的中日战略关系……
这种叙事，使得人们更多偏听偏信，对历史产生怨恨、仇恨。
我写作抗战史超过20年，往往以为：
历史有益开智，能够智慧与理性学习历史，也就可以淡忘怨恨、仇恨，继而心平气和地反思历史，更广视角地眺望未来。
我在体制外写作，思想自由，却为工作原因及朋友信任，可以源源收集多方史料，也就可以较为专业以多维度、多视角看待历史，故而，希望在事实与逻辑轨道叙事，讲述我所了解的从七七事变蔓延中日全面战争的三大战略原因。
为更多朋友阅读方便，我尽量简洁及省略一些敏感叙事。
多谢朋友阅读、转发、支持。
一、国际原因。
1937年国际关系及政治态势极端复杂，为爆发中日全面战争炮制了国际环境的原因。
割裂世界史去看局部事件，势必认知局限。
中日关系在1930年代出现三次重大危机，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长城事变，都是中日大规模军事冲突，每一次都是刺激中日关系到了全面战争的临界点，却又为中日外交谈判化解。
延迟全面战争，争取时间，发展经济，积极备战，无疑符合中国利益。
同样，日本咄咄逼人，却又忌惮爆发全面战争，也就力图将中日危机“封闭”在中日关系框架，杜绝欧美列强干扰，继而企图以政治和武装手段，步步蚕食中国。
无疑，双方均未有成熟的全面战争的战略构想。
然而，当时的中日危机，总是国际关系及政治态势的组成单元之一，不可分割。这样，从国际视角去看七七事变之演绎，必然与1937年突发诸多极端复杂事件相互干扰、共振，直至受到重大影响。
1937年继续受到全球性经济萧条影响，却又出现三大政治现象。
其一、德国和意大利的纳粹势力快速崛起，现成阵营，造成欧美一战之后的政治动荡。
其二、英国经济萧条，对欧美关系的主导地位下降；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复苏经济，同时，美国孤立主义上扬，强调商业利益，忽视全球政治与外交变化，使得一战之后主导全球关系的英美关系，已经空前衰败。
其三、苏联得到大量美国投资、美国与德国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等等，数年间迅速崛起，为全球工业大国。
当时苏联在无形之间，成为德意阵营与英美阵营的“政治缓冲”，两面取巧，得到更多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发展机会。
很多历史书往往刻意强调德意阵营与英美阵营联合“反苏”，却又未曾详述苏联神秘崛起之深层原因，大致于此。
受此三大政治现象刺激，1937年国际关系及政治态势极端复杂，形成苏联、法国、德意、英美共同博弈西班牙内战、德国“军国主义”膨胀威胁波罗的海及东欧局势紧张、英国签约妥协和默认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等诸多极端和复杂场景……
这样，远东突发七七事变，与中日同时保持友好关系的德意阵营、英美阵营在欧洲相互对峙，都是无暇顾及，也就妥协和默认了日本暴行。
此外，苏联态度至关重要。
在日苏关系紧张态势下，苏联更希望中日危机分化战略压力，继而转向国内军备、经济、肃反、以及重点博弈及吞掠东欧及波罗的海地区。
就此，苏联向中日各种斡旋、承诺，使得日本相信了苏联的中立，中国相信了苏联的援助……
于是，那年的日本，称霸亚洲，因此更加狂妄而愚蠢。
那年的中国，过于弱势，无辜受害。
二、日本原因。
受国际形势刺激和九一八事变“鼓励”，日本军政高层之“扩大派”在与“不扩大派”的争论中，占据优势，却又忽略中日战略变化、忽视中国抗战信念。
综合最新资料可见，日本军政高层之“扩大派”与“不扩大派”在国际战略方向上都是“防苏”，没有分歧。
如论二者区别，“不扩大派”为谨慎侵华、“扩大派”为极度狂妄侵华。
（参考《卢沟桥事变88年纪：从冲突、停战、政治博弈、再到全面抗战》）
这种狂妄大致表现为三。
一是“扩大派”从1928年“五三济南事件”、九一八事变、直至七七事变，都是极度轻视中国隐忍和抗战决心，其中，日本“二二六事变”刺激日军“下克上”风气大炽，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急于建功”，最终施压和影响日本战略方向。
二是“扩大派”崇尚武力和丛林法则，偏信无视中国传统文化对“关外”东方三省与华北的区别理解，更是无视中国在1937年国共合作大势、民众觉醒、及蒋介石“庐山讲话”表明的中国抗战底线，最终冒险点燃全面战争。
三是“扩大派”缺乏战略远见，以为可以在欧美列强无暇关切远东之际，套用九一八事变模式去“轻松”处置七七事变，一战“膺惩”中国，继而巩固在东北、华北势力，转向“防苏”战略方向。
最终，日本“扩大派”的狂妄湮灭了石原莞尔等人“战略预警”，以《处理华北时局要领》允许增兵华北、继续以政治和军事手段强势压迫华北，直接突破中国抗战底线，主要推动爆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其中，7月25日夜间至26日，相继爆发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为七七事变形势恶化、转向全面战争的标志性事件。
7月26日，广安门事件爆发，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鉴于增调国内5个师团约20万人正在陆续抵达华北，故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下达正式作战任务。
历史资料和时间证明，日军率先出手，七七事变就此演变为战争。
7月27日，日军向北平发起全面攻势，以野战军、化妆特种兵、火炮、战机等对北平外围之南苑、北苑、西苑等实施无差别攻击，不乏屠杀中国平民。
现实残酷，日军逼迫，宋哲元退无可退，遂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决意守土抗战。
次日，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等在携带守军、家眷、平民等撤退路上，遇伏殉国，现场遗尸，惨不忍睹。
中国军民伤亡惨重，自然加深对日仇恨。
就此，七七事变加速向全面战争演化。
第29军与辖区与东北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
7月28日，受北平沦丧及诸多事件刺激，原东北军将领张庆余、张砚田、沈维干领导伪“冀东自治政府”保安队发生兵变，对通州地区日军及日本人实施无差别反击，发生著名的“通州事件”。
综上时间窗口可见，“通州事件”实为日军全面攻击北平、中国军民伤亡惨重，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的一个应变事件。
在战争骤发，日军进逼，中国军民伤亡惨重及家眷遇袭等情况下，任谁为张庆余、张砚田、沈维干，都可能操戈一击（如此案例，在2014-2022年俄乌战争期间，也是同样有过）……
三、中国原因。
宋哲元与第29军高层存在重大决策失误。
长城抗战及《何梅协定》，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及迫使南京改组华北军政体系，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就此，宋哲元为第29军军长及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高度集权和统领平津、河北、绥察等军政事务，为事实上的地方军阀。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策划冀察政务委员与殷汝耕伪“冀东自治政府”，未遂。
但是，宋哲元却又敷衍国民政府，将第29军及平津、华北地区视作筹码，居中谋利，数度妥协日本“现地要求”，巩固势力范围。
如此到了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合作，国内军政巨头纷纷通电拥护南京抗战，再加上九一八事件淤积6年仇恨，国民政府当然也就有了底气加速“去军阀”政治改革，着手解决“华北特殊化”问题。
宋哲元内心抗拒，却又畏惧社会各界舆论声浪，也就托病“摆烂”，在1937年5月远走山东乐陵。
就此，七七事变突发，第29军及冀察政务委员会群龙无主，平津情况类似九一八事变，危机万端。
然而，宋哲元情况不明地直至7月11日，才不慌不忙赶回天津主持应变。
然而，宋哲元与第29军高层应变七七事变决策却发生重大失误。
失误之一，当时，南京政府希望尽快派出国家化改编的西北军孙连仲等部数万精锐，先于日军主力进驻华北，遏制要点，限制日军战略发展，寻求联络欧美列强斡旋停战，废除中日秘密签署的“何梅协定”。
然而，中日秘密签署的“何梅协定”，却是宋哲元第29军坐大平津华北的基础文件之一。
最终，宋哲元违背南京对日外交原则，秘密主持对日“现地”和谈，妥协应允了日军之要求道歉、撤军、将参与事变部队调离华北等等条件，为日军发现中国政府与地方出现重大战略分歧，继续扩大事变提供了政略和战略的机会。
失误之二，宋哲元为“捍卫”华北势力范围，无视日军秘密增兵情况，拒绝孙连仲等部进入华北布防，推诿南京关于要求第29军司令部撤退保定，在沧州、保定、石家庄沿线抢修联合防线预备抗战等，造成了第29军疏于备战，一战即溃。
大敌当前，宋哲元如此决策，也为日军后来速战推进保定，刘峙仓促迎战失败，华北战线崩溃；以及日军速战击破沧州防线，韩复榘不战而逃和山东沦丧，酿成华北全局被动，预埋了战略祸患。
（抗战初期之宋哲元、韩复榘和刘湘三人往事，确实让人寻味。我后续有空将陆续再写，还望感兴趣朋友支持）
失误之三，宋哲元在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期间，向南京方面隐瞒对日“现地谈判”和封锁军事备战等重要信息，严重影响南京的外交判断和战略走向。
此后，七七事变急速恶化，南京仓促应变，以至于不得不放弃华北、山东防线，唯有依赖山西抗战牵制日军，发起淞沪会战，以牺牲京沪杭地区为代价进行主力决战，造成中日全面战争初期的重大战略被动。
无疑，长城抗战时期的宋哲元，可谓抗战将领。
在七七事变之后的宋哲元，却又一言难尽。
综上所述，从国际、日本、中国等视角去看，大致可以厘清从七七事变到中日全面战争等三大战略原因，即欧美列强极端博弈，导致国际环境空前复杂、不利中国；日苏长期对峙及苏联转移战略矛盾，日本民粹主义高涨及长期蚕食中国、致使中日关系急剧恶化；中国处于历史变革关键阶段，中央与地方存在明显矛盾等等……
如今再看，这是历史遗留之悲剧、之遗憾，却又何尝不是现人登高望远，看清来路、淡忘仇恨，眺望明天的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作者：流浪的橡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