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沙石峪网络博客
为什么观念变迁对于制度变迁很重要？观念变迁如何推动制度变迁？观念的变迁又是如何发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从一个国家讲起：韩国。确切地说，我想从几个韩国电影说起。
如果听众朋友喜欢看电影，可能知道，过去十几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本国民主转型的电影。我看过的就有四部：《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以及《1987》。
其中，《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是讲1980年的光州事件的；《辩护人》讲一个本来及时行乐的律师，如何转变为民权辩护人的故事；《1987》则是讲一个大学生朴钟哲的死，如何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决心。
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新兴民主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的转型故事。而且，虽然是沉重的政治片，并非什么娱乐片，但是据说，这些片子在韩国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每出一部，就往往是万人空巷。可见，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重返、朝拜，以此来理解自身、来寻找未来的方向。
为什么说这几部电影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制度转型的观念根源？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几部电影中的“革命者”是谁？尽管这四个电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司机，有的是公诉人，但是，他们保护的对象，其实都是同一群人：学生。在这几部电影里，学生运动都是电影的背景，但却是汪洋大海一样的背景，他们时刻在窗外、在街头、在电视报纸上涌动，让所有的人无法扭过头去。
事实上，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其他人，包括电影里的这些主角，都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漩涡的。不过，大家想想，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韩国，还是比较贫穷的，而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能上大学的都是什么人？一般来说，或者来自于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将成为社会精英。所以，如果这些人纯粹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必要去闹革命吗？没必要。因为他们已经是天之骄子了。像《1987》里面被打死的朴钟哲、还有《华丽的假期》里的那个学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锦的青年精英。
不但他们个人前程似锦，当时韩国的经济也是蒸蒸日上。我们往往认为，民众为什么会革命？因为民不聊生，对不对？的确，这是很多国家的转型导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印尼的民主转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现。但是，韩国并非如此，很多转型国家都并非如此。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是很好的。朴正熙当政时，1961到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时代完成。
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观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我们诠释世界的“软件”系统。要理解这个“软件”系统的重要性，我举两个例子。
比如，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叫“市场交换”，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投机倒把”。这两个说法的含义听上去非常不同，对不对？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做“剥削剩余价值”。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通过不同的价值体系赋予世界完全不同的意义。
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个观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观察电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或者说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啊、养老金啊、物价、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
如果你去观察韩国转型史，几次大规模抗议的爆发，都是与民主选举有关。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选举舞弊；1980年光州事件，是因为全斗焕政变夺权，使得朴正熙之死创造的转型机会被浪费；1987年最终推翻威权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6月10号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再次幻灭。
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革命。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革命就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
事实上，这不是简单的韩国现象，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史上很多转型都是如此。比如当初的美国革命，真的是因为英国王室对北美民众压迫有多深重吗？其实未必。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税比英国本土还要低。那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代表”二字。当代世界里，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公民社会要推翻官僚统治。为什么？正如著名东德电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
韩国几代人的抗争：软化坚硬的高墙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关于这一点，这几个电影都有清晰的呈现。我们看到，在电影里，运动有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最开始只是学生，但是，慢慢地，随着政府暴力的变本加厉，普通的中产阶级、白领、劳工阶层、乃至街头的大妈大婶都开始加入。
《辩护人》其实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本来唯利是图的税务律师，因为一个朋友的儿子被刑讯逼供，最终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个司机，1987里面那个清纯的女学生、华丽假期里面的女护士……也都是本来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不堪忍受国家暴力而加入抗争。
所以到运动的最后阶段，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还是1987年的首尔，都是倾城出动了。大妈大婶给陌生人做饭送饭，司机们免费给伤员当志愿者，加油站让所有出租车免费加油、护士们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救死扶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非常令人动容。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司机们、厨师们、清洁工们、教师们、白领们……都成为“异议分子”，这个国家还怎么运转？所以，全民抗争会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转的成本。
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在《1987》里，公诉人拒绝给火化尸体签字，因为这个学生的死因过于可疑；《辩护人》里，一个士兵成为扭转案情的最关键证人；《华丽的假期》里，退伍前军官成为反抗武装的领袖。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很多体制内人物艰难的挣扎和变化过程，所以，鸡蛋怎么可能战胜高墙？因为高墙也是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在读大学、中学的子女，在当律师或者记者的同学，在工厂参与劳工运动的亲友……当整个社会的观念发生变迁，这个观念会发生一个“上渗”的效应，软化坚硬的高墙。
这种软化之所以会发生，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韩国人的执着。要知道，韩国的民主运动不是1987年才开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后才开始的。可以说，它断断续续进行了30年。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真的是艰难险阻，无数大学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仅1980-87年，就有12万多个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到1986年还在押的3000多个政治犯中，85%是学生。为了进行劳工维权，数千个大学生假扮工人进入工厂，组织工会，一旦被发现被抓，新一波的大学生又跟上，这叫“排队入狱”。在电影中，我们看到，有大量民众被殴打、被射杀的镜头，学生被刑讯逼供的情节。所以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
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度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
我记得1997年，我当时还在国内读研究生，给一个韩国留学生当家教，教他中文，不过，这个留学生年龄比较大了，大概有40岁左右。有一天我给他上课，那天正好是韩国大选的日子，课上到一半，消息传来，金大中获胜，我那个学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动得把我给抱了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三圈。我当时非常尴尬，觉得学生对老师这样，不大合适吧。但是今天回想这个细节，才意识到，根据他的年龄，他应该就是80年代初的韩国大学生，当年就是在街头被殴打、被喷催泪弹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当时是韩国最著名的反对派，几代韩国人的精神教父。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会有那么多反映转型故事的电影出来，而这些电影在韩国会如此受欢迎，因为这个抗争过程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韩国精神”的一部分。
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的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韩国不同，共同浇灌出来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很珍惜。说实话，看这几个电影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电影对历史过于简化了，黑白过于分明了。比如，其实韩国学生运动后期有不少暴力行为，但是电影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应，而电影里的坏人也非常脸谱化，似乎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但实际上，当时北朝鲜对韩国的安全威胁与渗透，也真实存在。不过，这些电影可能本来就不仅仅是要讲历史，而是要塑造一个民族的图腾。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话，韩国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们的民族神话。
有反抗的机会，才会有反抗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说观念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观念状态，更自然的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就行了，谈什么政治？” 或者，“自由、民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到19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观念成为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呢？
对此，当然就存在很多的解释了。比如，学者Inglehart和Welzel就论证说，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自由等等价值了。Inglehart也的确用大量的数据展示，大体而言，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Welzel甚至写过一篇论文，专门驳斥所谓的“亚洲例外论”，因为他发现，在经济发展带来观念变化这一点上，亚洲并不是什么例外。
但是，就韩国这个个案而言，经济发展的解释，说服力有限。的确，到80年代，韩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的发展，这可能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到80年代，民主观念逐渐从学生向全民扩散。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远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在这几个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角色表示：韩国经济不够发达，现在还不能民主化。像《辩护人》中的一个海归商人，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诫男主角宋律师：韩国的国民收入至少还要翻三倍，才能启动民主化。当然，宋律师的回答是：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不这么认为。
相比“经济发展”的解释，我认为，更有说服力的，是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政治机会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
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就像前苏联，斯大林时代有多少人敢反抗吗？不敢。中央委员都在痛哭流涕地写检查，都在喊“斯大林万岁”。只有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改革了，社会反抗才逐渐兴起。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放在韩国的背景下，尽管自李承晚时代开始，韩国就是威权制度，但这是一个充满缝隙的威权制度。朴正熙的前两次当选，都是通过具有相当竞争性的选举上台的——这两次选举中他的得票率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说明其竞争者有相当的政治空间。1971年议会大选，反对党赢得了44%的选票，同年的总统大选中，反对派金大中赢得了45%的选票，这些都显示，韩国当时的政体其实更像是一种混合政体，而不完全是威权政体。
韩国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威权统治，其实只有几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实施“维新宪法”之后。那之后，总统选举从直选改成间接选举，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几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了对公民社会残酷的镇压，包括绑架金大中、给他判死刑，都是这个阶段的事。但是，这样的铁腕统治也就维持了七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后，就大致结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后，政府又做了很多让步，释放一批政治犯，让大批被开除的大学生重返校园，1985年还放开了议会选举。
所以，韩国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在校园里，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学生会基本上可以独立选举，被选出来的学生会成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各种以“学习小组”“兴趣小组”面目出现的学生组织也很多。此外，当时的韩国有宗教自由，教会的成长很快，教会后来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所以在这几个电影里都看到牧师的身影。工会、农民协会，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所以，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
结语：民主观念的源头——主权在民
你可能又会问，就算是制度缝隙为民权观念的扩散提供了杠杆，那韩国人的民权观念，最初源头又是哪里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韩国、中国、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欧美国家本身，答案都是类似的，那就是2、300年前开始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大家都知道，它所缔造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主权在民”。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统治者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后，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民众，所以被统治者驾驭统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史上只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这场“主权在民”的观念革命，其它的革命都只是这场革命的支流而已。
你们可能会说，啊，几百年前的几个白人男子，什么洛克、卢梭，他们怎么就这么能蛊惑人心？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众，就这么容易被几个西方思想家给洗脑了？当然不是。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于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不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底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
或许电影里的学生和教授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里面的律师、司机、加油站老板、护士、狱警……哪读过什么卢梭洛克，他们只是知道，刑讯逼供是不对的、禁书是不对的、拿着警棍四处打人是不对的、死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这些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除非权力结构改变，这些不对是很难被系统纠正的。
《1987年》里面有一段对话，一个女孩劝她所暗恋的男大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可以说，一语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
那个小女孩当然说不过他，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会想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他：你没想到民主运行的经济条件吗？你没想过转型后的裂痕动员吗？你没想过革命的时机和策略吗？你没想过国家能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吗？……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作者：老鱼随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