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说,权力无论如何产生,归多少人掌控,只要不受制约,就必然作恶。激进革命很少带来自由,却时常带来新的专制。历史上,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历史灾难不胜枚举,纳粹德国、苏俄、红色高棉,等等。(来源:听哲学/作者:荞麦)
然而,这只是恶的一面,甚至说不是最可怖的,因为对这一问题的警觉以及预防之道,早已有之。更重要的问题是,极权之恶之所以横行,是因为有另一种不容易被察觉、也不容易被追责的恶为它提供了沃土,它就是“平庸之恶”——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的判断权利选择放弃。
一、无思考的平庸之恶,往往造成惨重的人道灾难
平庸之恶是如何产生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没有上帝,一切都被允许:在西方,当科学理性,取代了人对上帝的信仰后,人的意义感、道德判断,便只能寄生于现实,因而极易被丑恶的现实俘获,成为体制的顺从者、制定游戏规则者的帮凶。
比如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就是平庸之恶的最好注脚:
——当战争结束后,面对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的罪行,在审判席上,纳粹士兵们竟然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的罪恶,他们认为自己很好地服从了长官的命令,而这是军人的天职;高级军官甚至因为高效地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而感到荣耀。
纳粹分子既遵守军人的“职业伦理”,也重视道德与荣誉,但却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毫无罪恶感可言,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徐贲在《经典之外的阅读》一书中说,极权之所以能产生,并造成大屠杀这样的人道灾难,是因为它营造了一种新的社会规范,并重新定义了道德:只要是为了种族利益,杀人也能成为一种“道德义务”。
如此一来,邪恶的行为,便被包装在了平凡寻常、平庸无奇、司空见惯的动机之下,而绝大多数遵纪守法、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很容易地就接受和适应了这个新法则,结果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灾难。
——跟风从众、顺从体制、不愿思考,这是导致平庸之恶的三大特征。
然而,“平庸之恶”却并非专属于某个时代、某个区域。近来的俄乌战争,新冠病毒传播,人们多抱有侥幸心理,漠视亲历者的遭遇。结果,它只能让人更胆寒,让人失去对正道的信心。因此,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一再上演。
总之,无思考者不单是纵容权力的帮凶,更是群体冷漠的始作俑者。当社会的丑恶之事大行其道时,如果我们仅把责任归咎为权力的作恶者,而不是为我们的漠视买单,这样是否还合适?
毫无疑问,无知者缺乏理智、无独立思考以及无寻找真相的意愿,都只能加剧愚蠢在社会的蔓延,一些无知者甚至为愚蠢高唱赞歌,最后承担代价的却是自己。
二、内心的道德立法,需要求知说理与独立判断
平庸之恶揭示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一味地遵守旧的习俗、习惯和规则,可能会出现依法、依规作恶的情形。
所以,道德的真正涵义不是循规蹈矩,而是自己独立做出关于是非对错的判断: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自己确立标准,自己给自己立法。
但是,心中之法的确立,却是一个异常艰辛且漫长的过程。
自五四以来,我们一直处在现代性与启蒙的挣扎当中,民主与科学的理念尚未真正融入人的血液,此起彼伏的批斗运动又裹挟人们,削弱人们的理智。
进入互联网时代,无处不在的网络暴力、随处可见的道德指责、甚嚣其上的阴谋论、随舆论不断反转的真相,以及知识生产、传播的过程中的扭曲、失真,都在使人变得更易被洗脑、操纵,甚至作恶而不自知。
而这就要求我们具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求知精神、参与公共讨论的说理能力,以及对启蒙精神的继承:运用个人的理性,去求真求善。
作者:江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