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人都可沉浸于感动，唯贾平凹应予克制

西安封城14天以来，我未著一字。 武汉封城期间，我写了十几篇文字。自然有湖北是老家，关注得多一些的缘故。而西安之于我，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去得最多，朋友也最多。

未提笔写点什么，不代表对西安疫情持漠然态度。七八个朋友被困家中或羁旅古都，我忍不住一一询问是否安好，有无吃的，有没有被“挖萝卜”转至城外。 封城之下，西安被媒体披露的所有故事，桩桩件件，我都了然于胸。每一件事，都值得写入文字，感叹评说几句。

一字未写的原因，是发生在西安的这些事，武汉封城期间都上演过，有的简直像一个模板印出来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武汉当时两眼一抹黑，现今积累了不少经验。有甚好说的呢？ 与鲁迅所说的“耳不忍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事情虽然不是一个事情，却是同一种感受和心境。 有过武汉封城、通化封城、石家庄封城、扬州封城、瑞丽封城，殷鉴不远，西安就从没真上过心、抄过一次作业、有过一点预案？

即便冒被删文封号的风险，也忍不住要说：以我对这个城市乃至这个省份某些官员颟顸、虚浮和怂赖程度的一贯了解，西安今天遭遇的一切，早已埋下伏笔、有了定数。 重申一遍，就是如此。秦岭别墅事件以后，那个地方的诸多官员，没见丁点的长进。 此番它们演绎的各种生硬、骄横、冷漠、折腾、混乱，真苦了长安城里1200万苍生黎民，也苦了那些疲于为他人奔命的抗疫人员。

如果没有贾平凹发声，西安封城的事，我是打算继续沉默的。人微言轻，说了也白说，弄不好还可能被它们扣上一顶蹭热点、赚流量的帽子。

我所耿耿于怀的是，空前大疫之下，文人云集的西安，可以没有一个写日J的作家，所有作家也可以一言不发，但不要说些类似小学三年级作文水准的话。

无从肯定，贾主席是在怎样的情境下，说了这番可概括为“感动”的话。西安正举全市之力“清零”，似乎还无暇统一动员各界名人站出来发声，为抗疫鼓劲加油。 大概率的，这番感言属于他的“自选动作”。

文学“陕军”，曾令人刮目相看。彼时的陕西作家，是因亲身经历和感受了国家及个人命运的多舛与变化，体验了平民所遭受的生存苦难，才创作出反思民族历史文化、感怀爱家恋土的黄土地人生死悲欢的文学作品。 不回避苦难，甚或与苦难相伴，以此换来平民意识、平民生活体验和悲悯情怀，这是陕西文学的不幸，这又是陕西作家的幸事，算是上帝给予他们的创作恩赐。

正是这种直面苦难的审美意识，铸就了陕西作家的悲悯情怀，促使他们表达对社会弱势群体和卑微人群寄予的格外关注与深切同情，张扬被社会淡漠的良心、良知和人文关怀，从而形成独具陕西作家特色的文学苦质精神———直面苦难，承载苦难，超越苦难。

抗疫中的任何一次封城，都近乎悲壮。此番西安抗疫，不论省市层面还是市民层面，都是不惜代价的。作为与西安相隔千里的人都不乏某些基于人性的悲悯之情，身居西安的贾主席，当然也可以感动的。

而此次西安封城中的生命之重、人间悲欢，怎一个“感动”了得。 相对于人生苦难，拯救远比颂扬重要，批判更比讴歌实在。写平民、写苦难、写悲剧，这是文学的功能所在。

贾平凹是陕西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文学苦质精神在他身上的烙印比较明显。但凡他尊重现实、尊重生活、心怀悲悯，文字便充溢着灵气，《古堡》《浮躁》《美穴地》等作品莫不如此。 而《废都》之后，他虽显高产却因缺少必要的生活体验，使得《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等后续作品呈现东进西寻、捉摸不定之态。 现今陕西文学因创作实绩衰淡，曾经的辉煌不复存在，“陕军东征”只在大学课堂上被人提及了。 陕西文学已然落伍，很大程度上与陕西作家无视生活苦难，从生活体验中挖掘和升华审美思想源流不够有关。

单从社会身份、职务层次方面说，贾平凹是陕西文学界执牛耳者。大疫之下，高扬文学的苦质精神和救世理想，提升陕西文学的审美品格和社会价值，进而走向审美的澄明之境，这才是贾主席首先应秉持的姿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抗疫乃至其他任何灾难，全西安人都可沉浸于感动，唯独贾平凹应予克制。

感动得多了，贾平凹就不再是成色十足的贾作家，而成地地道道的贾主席了。

对于可以随口而出的感动，保持适度的克制，包括贾平凹在内的靠文字吃饭的人，不论有名或无名，身上便会少去很多的油腻味儿。

 

作者：秃笔的老萧